解构刻板印象，建构崭新身份——《骨》中利昂与梅森形象分析

早期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美国主流文化将其歪曲为阴阳怪气、缺乏男性气概的弱势族裔，其中最为典型的刻板形象当数 “黄祸”的化身傅满洲和“模范族裔”的代言人陈查理。自此，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在话语层面被刻板化、固定化、永久化。因此，颠覆主流话语、客观公正地重建华人形象、确立恰当的文化身份至关重要。这正是《骨》所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

一． 解构刻板印象

表面上看，伍慧明耗费大量笔墨所刻画的“父亲”利昂似乎印证了西方对华裔男性的刻板化描写。他不切实际，“做事从来都是虎头蛇尾”（伍慧明，10）；妻子嫁给他“图的是方便”（10），婚后却给他戴了绿帽子；不仅婚姻失败，苦心经营的洗衣店也破产了。而他应付失败的对策只有逃避：出海，搬回三藩公寓，或找个人出气。这些似乎都表明利昂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细心研读，我们便不难发现真实的利昂也有其可爱之处。对妈和三个女儿，他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她们包容她们，即使对继女莱拉也视同己出。“他没命地干活儿，一干就是两份、三份，白天夜里都不停。没完没了地加班”（96），努力工作维持生计。事实上，一旦他真心投入工作时，他也能把事情完成得很好。因此，这一悲剧性人物不仅值得同情，也同样值得尊敬，其不幸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身居美国，利昂懵懵懂懂地采取了同化策略，尽力适应美国的生活。他深知在这个社会，纸张比血液更重要，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坚持用英文名，以期尽快融入美国社会，最终获得美国社会的认可。

但遗憾的是，美国并不接纳他。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华人移民人数大幅度增加，这些黄皮肤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受到憎恶和歧视，尤其是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后，华人的处境愈加艰难。“排华法案、反混血法律及设立天使岛作为华人移民地‘过滤中心’”（单德兴，200），不仅将大批华人移民挡在美国大门之外，更体现了当时高涨的反华排华情绪。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和火灾将当地的移民记录毁于一旦，相当多的中国公民借机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利昂就是这样一个“纸生仔” (paper son)。虽然得以踏进美国，但却顶着一个虚假的名字和身份，这不仅意味着利昂的真实身份已丢失，也预示着他将不得不面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同时，作为“纸生仔”，利昂将被迫在“以后的一生中永远不说真话（否则会有被遣返的危险），要终身忍受种族歧视与排斥而缄口不语”（陆薇，220）。

成功通过天使岛的审查，怀着满满的希望踏上这片土地，利昂的美国梦却接二连三被无情地打破了。找工作、找房子，一次又一次被拒之门外。四处碰壁使得他心灰意冷，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告诉梅森他的注意力再也集中不了了，他说他觉得他的大脑和内心之间被什么东西隔开了”（45）。这个他无法言清的“东西”就是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一再拒绝，使得他从来没有机会真正去实现他的梦想，也使得他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他努力地付出，得到的却是唾弃。虽然身在美国，他却一直遭到排斥，从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无法确立自己在美国的文化身份，因此显得非常的浮躁、不安、愤怒、绝望。

通过展示利昂的真实面貌及揭露其失败的深层原因，伍慧明证明了西方对华裔男性的刻板化描写是虚假的。以利昂为代表的华人男子之所以在美国表现异常，无法正常发挥，并非由于他们天生怪异、本性恶劣，而是迫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挤，为适应环境而被动采取的生存策略。从而颠覆了主流文化对华人移民的刻板化描写，为进一步构筑正面积极的形象奠定了基础。

二． 重塑正面形象

从外表上看，梅森与被主流文化女性化的华人男子形象大为迥异。他长得帅，身体修长挺拔但很结实，像大多数白人男子一样留着长头发，“头发里总有一股淡淡的金属味道”（40）。这一形象不仅融合了中西方男子的特点，更突出了梅森的男子气，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健康且充满男子气概的华人男子形象。

在此基础上，伍慧明进一步建构梅森的文化身份。身为华人后裔，梅森继承了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尊敬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较为明显的体现。梅森非常尊重且善待莱拉的父母，甚至比莱拉更能体谅利昂。而来自中国的老一辈通常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梅森对他们的敬重和理解也暗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与传统的中国人一样，在他看来，亲情、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他帮表弟戴尔修时，他纯粹是看在莉丽姑姑的份上想帮亲戚一个忙，所以当戴尔提出要付钱的时候，梅森觉得受到侮辱，异常不满。虽然不喜欢一副白人腔调的表弟戴尔，梅森却非常珍视与齐克的友谊，认为“他们认识的年头和一起经历的事情才真正能说明一切”（34）。成长于美国，居住在白人社区，梅森身上也具备了西方的一些优良品质。他非常独立，生活能力很强，莱拉评价他“是我生活中惟一不需要我操心、不需要我花心思去琢磨的人。梅森会照顾自己”（60）。西方人向来标榜自己是理性的，梅森亦是如此。他不仅能理智地处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能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化，摒弃其中的糟粕。他注意到许多中国人沉溺赌博，令他觉得赌博“太中国味儿”（172），他自己坚决不参与。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已经深深植根于他心里。他爱莱拉，同时也明白他们是两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因此他非常体谅她、尊重她的意见，从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她。即使很想结婚，不满她一再拖延，他也从不强迫她或指责她，仅仅提醒她不要拖太久。

生活在两种文化当中，梅森对中美文化都有着较为深刻且清醒的认识，“在对待中西文化差异问题上，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持兼容并蓄、兼而有之的态度”（蒋金运&张艳华，189）。善于汲取个中精华，并将之完美和谐地共存于自己身上，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极具魅力的华裔美国男子，从而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 身份建构

霍尔提出，身份“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和转化的进程当中”，更强调的“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何方’，不如说是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霍尔&杜盖伊，4）也就是说，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身份也是可变的、相对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对于利昂来说，他渴望获得美国社会的认可，一生都在寻求主流社会对其美国身份的认同。但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残酷地将他边缘化，使他像鬼魂一样徘徊在美国文化的大门之外。即使身在美国，也无法确立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位置。而另一方面，远离故土多年以及丢失梁爷爷的遗骨又暗示着他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背离。游荡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他无法找到切合当前生存状态的文化身份，他所遭遇的这种身份的尴尬和困惑正证明了身份的可变性理论，从而推翻了身份是固定不变的谬论。

同时，身份的可变性理论也为身份重构提供了可能性。“身份鉴识认同永远不会被完全地和决定地制造；它们被不间断地重组”（霍尔&杜盖伊，18）这便意味着被刻板化的华裔男性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重新构建符合自身情况、真实反映自身处境的身份。因此，在多文化语境中，华裔男子不仅可以摆脱套在他们身上的刻板印象，也有可能且有能力为自己创建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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