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长之“反功利”的批评态度

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里，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他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始终秉承对批评本身的“反功利”态度。他认为批评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应该为了批评本身而批评，而非其他。这种“反功利”的批评态度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需要作家保持个体精神以真我形象进入批评状态，这就要求作家拥有不盲从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批评中做到独立思考不受干扰，不会被实际功效所束缚，保留自己的人格风格。而不盲从之后对事理的辨明方能求得真知，批评活动恰恰是完成这一过程。李长之的“反功利”原则也意在说明不能为了实际效益而在批评过程中失真，因而“反功利”的第二个层面即是辨别事理，求得真知。

一、保持真我的不盲从精神

“反功利”原则的体现之一就是批评精神，这是指批评主体要有别样思索的能力。批评家要排除客观干扰，就要做到不盲从。正如李长之所说的：“伟大的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1]。李长之对于批评工作的看法是“个性的宣泄”过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人相轻”的论调，固然后人多用以警戒文人谦虚之意，但却忽视不了造就这种情形的根由是“个性”。由此而看，坚持个性就要保持“独我”。中国的批评界往往有一种现象，就是不敢质疑权威理论或者为了一时之利不得不人云亦云，更有甚者不惜穿凿附会。这样的情况在李长之是极力反对的，因为这不能给批评主体一个自由的天空，也就不能产生新的观点理论，对批评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不盲从给批评家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思维，但不盲从不代表天马行空的任意而为。对于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言传者，李长之更是痛恨，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批评家自己都没弄明白作品的意思，仅仅是为了写一些批评的文字便大行其道。他常说，“通常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态度，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所谓不可以言传，是本没有可传呢？还是没有能力去传？本没有可传，就不必传；没有能力去传，那就须锻炼出传的能力”[2]。这样的批评行为也不能算作是不盲从，反而是盲从了主流，原因当然也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因此，当李长之面对一部作品时，他面对的不是与作者的交情，不管这交情是好是坏，他都一定要拿出根据，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并做出褒贬。

二、辨别事理，追求真知

不盲从是“反功利”的第一个层次，做到了不盲从，留有一个独立思考的余地，辨明事理就容易的多。辨明事理需要批评家具有哲学、语言学、美学和伦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因为辨明事理的目的是追求真知，李长之也不止一次强调过“求真”的重要性。求真是对事实的尊重，也是批评力求还原作品本原所做的必要工作。利用具有的知识，再加上批评家本身的才学，作品广阔的内涵得以被分析出来。但是，分析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了解对象本身的规律和特征只是对其特殊性的一个审视，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其普遍性有一定的认识。因为作品的背后因素是复杂的，只有具备一定的理论深度才能提炼和驾驭，否则就只能敷衍了事，甚至于信口雌黄。可见，批评家想要明辨事理，就一定要具备较有深度的理论修养和比较活跃的思维能力。

有了这些辨别事理的客观条件，批评主体对作品大概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但是仅仅只会辨明事理所做的批评也是不行的。也许它是一篇有研究价值的“科技文”，但文学批评不是科学研究，它还充满了许多情感上的感悟，如果少了这种感悟就很难求得真正的理解。所以批评家应该把这种知识才学建立在自己的真实体验之上，将文学表现为内在的体验。批评家的批评不只是对作品情节的理解和作品创作方式的把握，还应该是对文本的内涵和创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感情进行再一次的还原式的体验。这种还原式体验由批评家来完成，这中间肯定会因批评家不是作者而产生差异，这就意味着批评家自己的体验是要依靠细读文本和感受作者人格来生成，绝对不能闭门造车。这样的要求其实是遵循了人类活动的一个必要的原则，那就是任何情感都必须建立在自己真实体验的基础上才显得独立可靠。如此说来，李长之要求批评主体辨明事理，追求真知，是为了对“功利性”进行反抗，因为不得不承认的是文学批评所掺杂的其它因素太多，必须用“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的方法来建立真知灼见，这样才是对其“反功利性”态度的认真实践。

李长之谈到自己做批评时这样说道：“在书评里，我仍然使其存在着我自己的面目，发挥着我自己的主张，书写着我自己的感情，甚至在文字上，我必力求其不失我自己的调子，即在可能范围内，必尽是让它成为是可读可诵的，不如此，我不甘心。”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素养，他需要一个客观公正而不失自己信仰的态度去面对一切所要批评的对象。李长之在批评中不受限于客观因素，努力做出自己的批评，而不是对其他的批评观点的重复。这种保持真我的反功利精神是值得任何时代的文人效仿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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