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评判，情与理的抉择——论欧•亨利小说中的人性之美

一、引言

欧•亨利(O. Henry) (1862-1910)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他的小说通俗易懂、短小精悍、语言诙谐、构思新颖，受到广泛的喜爱。特别是他独出心裁的故事结局，被人们誉为“欧•亨利式的结尾”。在他的作品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描写美国大城市生活中 “小人物”们的故事，例如店员，办事员，流浪汉，穷画家，小偷等，这些小人物往往生存于社会底层，或与骗子强盗为伍，或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然后，正是这些 “小人物”的生活给欧•亨利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巨大的声誉。这些“小人物”有血有肉，性格鲜明，让人过目不忘。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欧•亨利挖掘出了他们身上难以泯灭的人性之美。“在欧•亨利的笔下，柏油马路和钢筋混凝土组成的大城市是阴森沉默、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但在这高楼大厦的森林里，在这不毛的柏油路上，却出乎意料地长出瑰丽的人性的花朵。”（王永年, 2001）欧•亨利的主人公们总在最关键的时刻展现出他们最本真的自我，散发着最永恒的人性的光辉。而“欧•亨利式的结尾”往往将关于人性善与恶的评判推向高潮，让读者们在情与理的抉择中回味无穷。

二、善与恶的评判

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对于主人公善恶难辨的描写往往给故事带来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市政报告》中的黑人马车夫凯撒大叔（Uncle Caesar），一开始以一个“非洲强徒”的形象出现，强盗似地向故事中的“我“勒索过高的车钱。而随着故事的进程，凯撒大叔的另一面逐渐向我们展露。他曾经是阿黛尔小姐父亲的老佣人，如今却是用自己赶车的钱来暗中接济生活窘迫的阿黛尔小姐(Azalea Adair Caswell)。一面是带着“那种贪婪而怀有敌意的神情”的“海盗”，另一面却是忠心耿耿的老佣人：“‘She ain’t gwine to starve, suh,’ he said slowly, ‘She has reso’ces, suh; she has reso’ces.’” (欧•亨利，2010:237)“‘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她有接济，先生；她有接济。’”（王永年 译,2012:47）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看似矛盾，却又天衣无缝地结合于凯撒大叔身上。面对艰难的生活和阿黛尔小姐悲惨的命运，本性善良的凯撒大叔不得不表现出他凶悍的一面。而最终故事的结局似乎又再一次将凯撒大叔推向了恶的边缘。阿黛尔小姐的丈夫，一个游手好闲并且像吸血鬼一般压榨阿黛尔小姐的卡斯韦尔少校(Major Wentworth Caswell)被人打死了。而“我”无意中在死去的卡斯韦尔少校手心里发现的牛角纽扣又暗示着凯撒大叔就是那个凶手。“我”将何去何从？是告发还是隐瞒？这个问题同样摆在每一个读者面前。是遵从人性的直觉还是维护法律？小说中的“我”最终作出了他自己的选择：”…as the train was crossing the bridge over the Cumberland River I took out of my pocket a yellow horn overcoat button the size of a fifty-cent piece, with frayed ends of coarse twine hanging from it, and cast it out of the window into the slow, muddy waters below.” (欧•亨利，2010:240)“当火车驶过坎伯兰河上的桥梁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牛角的大衣纽扣，约莫有半元银币那样大小，上面还连着蓬散的粗麻线。我把它扔到窗外，让它落进迟缓泥泞的河水里。”（王永年 译, 2012:51）可以说这样的结局也暗示着作者本人基于人性做出的判断。他在危机关头仍然决定维护凯撒大叔保护阿黛尔的善意。相信这样的选择也会引起所有读者的共鸣。凯撒大叔善良的本质没有被他敲诈约稿人时表现出来的狡黠遮掩，也没有因为他打死卡斯韦尔少校而有所减损。相比之下，卡斯威尔少校这样一个形象更能激起读者们心中的愤怒，而他的死亡也让人拍手称快。杀人凶手这样一个表象并不能抹杀掉凯撒大叔善良的本质。他表面看似恶意的行为却反映出他对于阿黛尔小姐最大的善意和最深的爱护。这样一种人性的光辉反射出欧•亨利笔下的小人物们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所表现出的合乎人性观点的希翼，他们“使冰冷的摩天大楼散发微微暖意，使铜臭四溢的华尔街充满人情味的芬芳，让纽约麻木的人们看到‘冰冷’里美丽的善良之花，这就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夹缝中盛开的人性之花。”（秦妍）

与《市政报告》有所不同，《重新做人》讲述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以盗窃保险柜为生的吉米•瓦伦汀(Jimmy Valentine)在离开监狱后并没有洗心革面，而是立马重操旧业，又干起了撬保险箱盗窃的行当。可是一次意外的相遇，让吉米对安娜贝尔小姐（Annabel）一见钟情，并由此展开人生全新的一页：“Mr. Ralph Spencer, the phoenix that arose from Jimmy Valentine’s ashes – ashes left by the flame of a sudden and alterative attack of love – remained in Elmore, and prospered. He opened a shoe-store and secured a good run of trade.” (欧•亨利，2010:26) “一阵突如其来，脱胎换骨的爱情之火把吉米•瓦伦汀烧成了灰烬，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拉尔夫•斯潘塞先生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王永年 译，2012：159）洗心革面后的吉米做起了正当生意，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可是就在他与安娜贝尔结婚前夕，一次突发的状况将吉米推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安娜贝尔姐姐的女儿被锁在了保险箱内。危机时刻，吉米没有丝毫的犹豫，冒着被大家识破的风险，冒着失去爱情以及毁掉前途的可能，用自己以前盗窃的专门工具打开了保险箱，救出了小姑娘，然后坦然地走向一直在追捕他的警察。这样一个结果让人不胜唏嘘。法律的制裁没有给吉米带来丝毫的改变，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能让一个人凤凰重生，重新走上正途。爱情让他认清了曾经不堪的过去，也让他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I’m making an honest living, and I’m going to marry the finest girl on the earth two weeks from now. It’s the only life,…the straight one. I wouldn’t touch a dollar of another man’s money now for a million.” “She believes in me; and I wouldn’t do another crooked thing for the whole world.” (欧•亨利，2010:27)“如今我老老实实地过活，两星期后，我将同世界上最好的姑娘结婚，这才是生活，—正直的生活。现在即使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去碰人家的一块钱了。”“她相信我；我怎么也不会再干不光明的事了。”（王永年 译，2012：160）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形象让读者们相信其实善念一直存在于吉米的内心深处。可能是人生境遇的原因让他走上了邪途，而爱情的鼓舞又让其内心的真与善再次绽放。这就是人性的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同样改变了故事的结局。故事的最后，前来拘捕吉米的警官在看到他的解救行为之后也悄然离去了。在人性的力量面前，法律也脱去了冰冷的外衣。在爱与宽容的关怀下，人性中向善的本质得以激发。欧•亨利让我们相信，人性比法律具有更为强大的改造力量。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浪子在真情真爱面前幡然悔悟，重新走上正途。

在欧•亨利的故事中，人性中的善与恶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而这也正是对于复杂人性的最为真实的刻画。在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时，迫于生活的压力，他的主人公们也可能表现出暂时的失衡。而这种以爱为出发点的恶的表象往往最终以峰回路转的姿态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样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其实也反映出作者本人对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一种坚持。

三、结语

欧•亨利一生颠沛流离，从事过各种工作，如会计，记者，办事员，银行出纳等等。还曾因为盗用公款的罪名做了三年的监狱。甚至在他的创作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仍然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非常了解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现状。因此，他的笔端常常流露出对于这些小人物们深刻的关爱与同情。并且，这样的同情并不是一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的施舍，而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同甘共苦。当然，欧•亨利对于人性，对于真情的歌颂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法律和理性的唾弃。通过这些小人物们之间的真情真爱，欧•亨利旨在揭示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种种虚伪，丑恶和痛苦，以及生活在下层社会中的人们的心酸与挣扎。通过讲述他们的悲惨命运，欧•亨利其实在呼吁着更为公正，更为人性化的法律。因此，欧•亨利绝不是一个“玩弄小技巧而流于肤浅”的作家。他笔下所透露出的人性之美正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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