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所载子产的外交辞令

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各国谋求争霸，征战不断。霸主为了显示霸权、巩固地位，小国为了依附大国求得生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往来聘问更加频繁。在这种环境下一批杰出的外交人才应运而生，辞令往往成为决定外交成败的关键因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亦可见外交辞令的地位之重。

子产当政之时，正是春秋末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时代。郑国，经过春秋初期的“小霸”的强盛之后，此时已经走向衰落。在外部，南有强楚，北有晋霸，晋楚争霸，矛盾不断。郑国夹在中间，亲晋则楚怨，亲楚则晋讨，左右为难。子产执政二十年，以其坚定的立场原则，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敏捷的应变能力，左右逢源，自如应对。维护了国格，捍卫了国家主权。在当时列国君臣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总结《左传》所载有关子产的外交实例，其外交辞令主要呈现为三大特色。

一、刚柔相济，绵里藏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一）委婉巧妙，柔而不屈。

身为小国执政的子产，深知保护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因此，在外交上始终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原则，其外交辞令表面谦卑，柔软如绵，内中却威严十足，语意刚硬无比。

如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子产作为少正，对之。历论晋郑两国之间的关系、郑国对晋霸主的态度以及郑国曾服楚的原因。子产列举郑国在寡君即位之年朝晋、四年年终参加晋国会见、时隔两年的四月又向晋君朝见听取盟会的日期，且“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表明晋郑之间历来的友谊，将晋郑之关系比若“草木”与“臭味”的关系，言语谦和委婉。当论及郑曾服楚的原因时，子产给出的理由是：

“（寡君）即位八月，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

子产此番话，表面上说是由于晋国执事对郑国国君不加礼遇，郑君惶恐于是朝于楚，又因楚“申礼于敝邑”，且为强国，因人之礼而贰于他人，非明理之举，因惧晋国“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事实上，子产当政之时，虽在外交上倾向于亲晋，但楚亦强国，不敢得罪，在晋楚两大国的夹缝中只得左右周全。楚国“申礼于敝邑”，这是子产委婉的说辞，事实是晋国多次攻打郑国，而楚国多次援救郑国，用“申礼”来形容，委婉巧妙，既不会明白地冒犯晋国，又可以“礼”的名义堵住晋国的责问之口，隐约中还透露出对晋国多次攻打郑国的控诉，虽然用“惧”、“不敢”、“惧为大犹”等多次强调郑国在晋国面前的惶恐之态，卑微之位，但却是柔而不屈，始终坚守国家的尊严与主权。尤其是子产最后 “岂敢忘职？”、“何辱命焉？”、“其敢忘君命？”连续的三个反问，更是在委婉中透露出强硬的成分，刚柔相成。

（二）针锋相对，鞭辟入里。

子产的外交言辞既有委婉之语，亦有直率之言。如襄公二十五年初，陈侯会同楚子伐郑，当陈隧者，井堙木刊，郑人怨。六月郑复伐陈，郑胜而归。子产穿着军服向晋国奉献攻陈的战利品以使晋人认可其攻陈之举。晋人则摆出霸主的架势，责问郑伐陈之事，语气带有极大的挑衅性，子产则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

晋人问陈之罪。对曰：“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罹竞。……”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问：“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晋人连诘“陈之罪”、郑“何故侵小”和“何故戎服”献捷三事，子产从容不迫，争锋相对的据理反驳。以陈“忘周（分封之）大德，蔑（郑）大惠，弃郑姻亲”之旧过与合楚伐郑，致郑井堙木刊之新错，释陈之罪；以大国多侵小才有今日“数圻”之地，喻晋国能有今日大国之位，亦是靠侵小而得，使得晋国无言以驳；又以“王命”（先君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释戎服之故，直言坦率，有理有据有力。使得晋士庄伯“不能诘”，赵文子则不能不承认子产“其言顺，犯顺不详”，最后接受了子产的献捷。可见，子产的外交辞令，亦不乏针锋相对的力度。

二、从容典雅，简约精炼而又字挟风霜。

（一）赋《诗》以明意，文质彬彬，辞简意深，兼具典雅与力度。

《汉书·艺文志》论“诗赋”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由此观之，当时的士大夫熟读《诗经》是其必备的才能，否则，不仅会被人耻笑还可能在外交活动中有辱使命。在外交活动中吟《诗》，既显得文质彬彬，更可以增加权威信与说服力，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子产的外交辞令中，也多次赋诗明意。文质彬彬，典雅而不失力度。典型的例子如：

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叔向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这段话记载了子产吟诗退敌，免去郑国被晋国攻打的又一外交胜利。晋国有心攻打郑国而派叔向察看郑国国政如何，子产知道晋国的野心，从容赋诗《褰裳》以对，言在此而意在彼。诗的原意是女子对变心男子的控诉，话语中彰显了女主人公爽朗干脆，自信而强硬的性格。子产在此以诗中女子自比郑国，以男子比晋，以“他人”喻与郑相邻或相近的大国秦楚，“子不思我，岂无他士。”暗示晋国如果不讲情义攻打郑国，秦楚两国必不会坐视不理，以秦荆威胁晋国。叔向是聪明人，当然能听懂其中的意思，权衡利弊，最终晋国放弃了攻打郑国。“子产一称而郑国免”，不用一兵一卒，仅赋诗一首，就取得了外交的胜利，保卫祖国免于一场战祸，赋诗明意，典雅之余，简洁有力。

又如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子产致信范宣子，后引《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上帝临汝，而无二心’，有令名也夫。”终以立德立名为据，使“宣子悦”而“轻币”。同样是赋诗用典，文质彬彬的精彩论辩。

（二）语博而奥，述远古而征近代。

如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子产）如晋聘，且问疾。晋国占卜，得此病是“实沈”、“台骀”作祟，晋太史不知此二物谓何，以此问于子产。其实，晋人心知杜明，此乃晋侯过度亲近女色所致。子产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个中原因。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子产滔滔不绝地回答。上述至帝尧、子皞，分别阐述“实沈”、“台骀”二星之历史渊源，言此二星均是管自然之事，象征四时之顺。继而联系晋侯之病，以四时之顺比喻君王处政修养之道，委婉劝谏晋侯要劳逸得当。“勿使有所雍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一之，则生疾矣。”自然的过渡到晋侯生病的根因。当然，子产并没有直言晋侯此病乃近女色过度所致，而是以“内宫不及同姓，其生不殖”，从关乎晋国的人丁兴盛之事着手劝谏。原来，晋侯多姬妾，且受宠姬妾多系同姓，子产趁此劝曰：“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省疾矣”。话说到这里，明白人当然该知道子产非言应宠幸异姓姬妾，乃在于规劝晋侯勿过度女色了。子产在此征引古今，长篇论述，循循善诱地导入根因。解释了病因的同时，更巧妙地避免了冒犯晋侯。叔向赞子产，晋侯闻之，亦称其为“博物君子”。可见子产见多识广，通古识今，辞令之博。

三、以礼为据，以德服人。

子产的外交辞令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尊礼尚德，以礼仪和道德为工具，既赢得了外交的成功，又让对方心服口服，嘉其知礼识德。

（一）援引典章，以礼而论，据“礼”力争。

如鲁昭公十三年，子产争承。晋国主持召开盟会，制定各国向晋国朝贡的数额等次，子产为郑国承担过重的贡赋而在诸侯盟会上向晋国争辩。子产引用周朝古制：“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按照周朝制度，地位尊贵的公爵侯爵国家，对周天子的贡赋重，地位虽低，但地处甸服之内的国家贡赋也重，这是古制。而郑国是伯爵国家，又不在甸服（封地在周天子幾内千里的国家），却要承担和公、侯爵国家那样多的贡赋，这明显是违反礼制欺负小国的行为。子产根据援引古制，据礼力争，“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以礼力争，自然更能赢得外交的胜利。

（二）驳之以德，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

如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如晋，晋平公以遭鲁丧为由迟迟不肯会见。子产不满晋人的无礼和怠慢，遂下令“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晋人遣士文伯前来责问，子产义正言辞，强硬对答曰“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夭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云云。控诉晋国接待诸侯的宫舍如同隶人所居，且安全无保障，此乃无德之举。文伯复命，赵文子亦承认：“吾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派士文伯“谢不敏焉”，而且还使“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且“筑诸侯之馆”。 这就是用道义的力量使对方折服，取得外交的胜利。

终上所述，《左传》中郑子产的外交辞令，刚柔相济，灵活多变。或委婉谦和，柔而不屈，或针锋相对，字挟风霜；或赋诗用典，文质彬彬，或征引古今，语奥言博；尊礼尚德，以礼为据，以德服人。形成其独特的外交辞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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