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必有了依附，才能生存——试论《倾城之恋》与《傲慢与偏见》中女性形象及其爱情观的异同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她（张爱玲）能和简·奥斯汀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1]描写女性形象和表现她们的爱情观是这两位作家作品的重要主题，《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形象不谋而合，她们有主见、有追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属于她们的幸福。两位作家都不仅仅是简单地叙述一个爱情故事，在故事中有她们的人生经历、有时代的颠沛流离、有人情的冷暖自知。

一、在矛盾中窥探人生

白流苏和伊丽莎白的异同实际上也是张爱玲和简·奥斯汀之间的异同，作者往往会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融入到作品之中，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经历又为她们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残留着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而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思潮又愈演愈烈，西方先进文化也逐渐在国内产生影响。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它的包容性使新旧文化的碰撞在这里越发激烈，一部分女性更是在租界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挣脱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开始变得“摩登”起来。张爱玲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大环境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她的作品不仅深刻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并且自然而然的带有了上海女性的独特风情。

简·奥斯汀出生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此时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起步并有序地进行着，资本主义的“金钱王国”通过广阔的社会斗争和无情的经济改革，为其铺平了走上统治地位的道路。然而此时又是英国浪漫主义复兴的重要时期，它力主表现个性与感性，在题材与主题的表现上富于传奇性、奇特性。这种理性与情感的碰撞，使简·奥斯汀成为文学流派交替的承担者，激发了其作品中“理性其外，浪漫其中”的重要主题，引起读者持久的审美享受。

社会大环境是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背景，使她们的作品明显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家庭环境更是对作家产生直接的影响，。

张爱玲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的纨绔子弟，生活挥霍；母亲出身名门世家，追求新式生活，是那个时代的进步女性。这就决定了张爱玲既接受了新女性思想的熏陶，又接受了顽固守旧的封建文化的影响。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使她对婚姻产生质疑；自己婚姻失败，更令她心灰意冷。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她的爱情观趋于悲观，渗透到她的作品中便始终氤氲着一股悲凉的气氛。

相比而言，简·奥斯汀的家庭生活就显得平和温馨多了。她出身处于英国乡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既是教区长，也是一位藏书颇丰的博学之士，母亲出身于贵族家庭，所接触的都是些乡绅、牧师之类的人物。[2]在这样安逸的环境中，奥斯汀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显得比较温和。她终身未婚，虽然她曾经有过几段爱情，还有一位将继承大笔财产的青年的求婚，但她以不爱他为由拒绝了求婚。

一、在创作中表达立场

睿智而有追求，成就了她们自己的人生。白流苏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她绝对是一个独立、前卫的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是聪明的，看清自己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白公馆显然是待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在爱情中她的小心翼翼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站在白流苏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就能够理解她把婚姻当作一笔好的交易的心态了。白流苏从来不受别人操纵人生，她深知自己要什么、如何去争取。离婚这在别人看来有损颜面的事情她不顾家人反对自己做了决定；当兄嫂劝她从前夫的侄子中挑一个过继来养时，她又凭自己的魅力赢得了范柳原的青睐，反倒成了四奶奶的“榜样”，“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伊丽莎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她不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不被社会金钱观、婚姻观束缚，更拒绝了不爱的人的求婚，她和达西的结合是她自己的选择。此外，她的平等意识在那个时代显然是先进的，当达西的姑姑对伊丽莎白家世、财产表示蔑视时，她冷静地反驳道“在对待您的侄子向我求婚这件事上，我认为我们是平等的。他是一位绅士，而我是绅士的女儿。”

婚姻是谋求更好生活的手段。 “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白流苏看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她没有经济基础，婚姻便成了一桩买卖，嫁个拥有社会地位和财产的男人才是自己生存下去的条件，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白流苏“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所以范柳原对于白流苏而言更意味着自己的前途，心里纵然有爱，但更多的是不能抵抗的经济上的诱惑。同样，像伊丽莎白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出身、财产微薄的女性，要想获得一种体面的生活和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嫁给一个好男人。伊丽莎白虽然拒绝了柯林斯先生，但也因此被母亲骂为“固执的傻丫头，不知好歹”，并且好友夏绿蒂最终嫁给了这个“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爱”但是“一个确保她不挨冻受饥的保险箱”的牧师。可见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婚姻不仅是自己的物质保障，更是整个家庭的希望。

不同的家庭境遇塑造出不同的性格。没落的白公馆里拥挤着老老少少十多口人，白流苏离婚后回到这个旧公馆更被冷眼相待。家中的哥嫂又自私自利，只要有钱，就算是把她给卖了也值得。亲情的缺失使白流苏在心理上缺乏一些安全感，她敏感而自尊、倔强而要强，这样的性格使她在爱情中显得没有那么可爱。“现实教会了她虚荣，这样的虚荣无法选择”，流苏源于女性自身的卑弱和虚荣走向了庸俗，她那西式的外壳包裹着的是充满了典型的封建式的对金钱的依附。[3]而伊丽莎白出生在温暖的乡村家庭，父亲是生性温和的绅士，母亲漂亮而头脑简单，拥有五个千金女儿的班纳特一家其乐融融。她接受了传统的淑女教育，使她逐渐成为了一名自信自立的英国小姐。她的自尊与平等意识都是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并非像白流苏一样是在矛盾冲突下被迫激发出的一种力量。可以说伊丽莎白的性格中里带有着一股温暖的气息，而白流苏却散发着冷冰冰的自卫意识。

适合不等于爱，有爱也要彼此适合。白流苏对范柳原到底存在多少爱，我们不得而知。傅雷曾说：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意在求生。“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显然他们的结合是各取所需的结果。即使没有爱，他们也会走到一起，因为他们是适合的——一个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全感，另一个拥有了精神上的满足感。而伊丽莎白与达西则不同，达西的傲慢引起她的偏见，又因为达西的信促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以往未免太盲目，太偏心，对人存在偏见而且不近情理”，看出达西原来是个性格很柔顺的人，于是尊敬之外又添上了几分亲切，爱慕之心悄无声息地产生了。他们不是一开始就产生感情，性格上也并不投合，两人在磨合之中不断萌发爱意，傲慢变成了谦逊，偏见变成了亲切。他们互相都在做出改变而又彼此慢慢靠近，因此他们的婚姻既是理性的选择又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有情人终成眷属，内力作用要比外力作用更加持久。“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好在香港沦陷了，这样的社会悲剧反倒成全了白流苏，让她发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如果没有这场动乱，他们不会这么快结婚，而在结婚之后，“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表示他完全把她当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这多少也是她安慰自己的借口，毕竟她是因钱财与面子嫁给他，又怎能要求更多？简·奥斯汀倒是擅长写大团圆结局，无论伊丽莎白曾对韦翰有着怎样的少女情怀，也无论达西傲慢无礼的话使她感觉受到了怎样的轻视和侮辱，他们最终还是克服了傲慢与偏见，冰释前嫌走到了一起。性格上的共同之处和对性格相互欣赏是两人最终走进婚姻殿堂、走向理性幸福的坚实基础，傲慢与偏见化为浓浓的柔情蜜意，这样的情感才能够愈久弥新。

三、在比较中回归统一

鲁迅在《伤逝》中说道：爱必有了依附，才能生存。

在众多的解读中，白流苏的婚姻显然是有物质无爱情的典型。然而在笔者看来，白流苏，或者说张爱玲更多的是处于物质和爱情的矛盾之中。她对婚姻的出发点显然是为了获取别人的羡慕、物质财富和后半生的安稳，但香港沦陷这一突发事件使这样的目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在灾难面前本能萌发出的这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愫或许也叫做爱情，“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所以结婚后范柳原和旁的女人说俏皮话，流苏也会觉得怅惘。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取物质，那有何来怅惘？但是她知道自己接近柳原、嫁给柳原的出发点并不单纯，她不确定自己的怅惘到底是出于怎样的情感，她更不知道柳原和她在一起是有多少的真心。所以即使有爱情她也说不出口，她怕自己付出太多，说不出的话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在婚姻中保全自己。张爱玲的矛盾是显性的，她鄙视无爱的物质婚姻，却又在爱情萌发的时刻退缩了，最终陷入若有若无的悲哀之中。

简·奥斯汀也是矛盾的，但她的矛盾是隐形的。伊丽莎白在作品中显然是以追求真爱、反对因为财产金钱或地位而结婚的正面形象存在的，她挣脱了“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牢笼。但是作者是单纯而美好的，她忽略了伊丽莎白其实也有一群像白流苏的兄嫂一样把她的婚姻当作谈资的人，如果达西不是“年收入为10000英镑的绅士”，整天操心着为女儿物色称心如意的丈夫的班纳特太太怎么会同意这样一桩婚事？在把婚姻当作女人的“事业”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伊丽莎白和一个穷小子陷入了爱情，面对母亲的阻挠、姐妹的不屑时她是否还能如此享受爱情？好在，这些都只是假设，伊丽莎白获得了爱情也拥有了财富，她最终还是成为了达西太太并为自己这个身份感到快乐。[4]这些实则尖锐的矛盾都被奥斯汀温情的暖流淹没了。

这时，我们才能更理性地体悟到，不管是白流苏还是伊丽莎白，不管是张爱玲还是简·奥斯汀，她们都在爱情和财富的漩涡中挣扎，她们也都接受了婚姻是爱情和财富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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