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医的养生防病观

1  整体观

医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怎样去看人体以及用什么去看人体，用显微镜看它，人是“一碗细胞”、“一袋基因”、“一两蛋白质”；如果用心去看它，就会发现人与宇宙万物原本就有一种深刻的联系，我们与万物息息相通，人的生命在时空中，绝不是孤立的，他们共同生成，共兴共荣、共侮共毁、同构同律。

与西医发展向微观的、分析的进路不同，中医所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进路，这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显著特点和优势。中国人立足于整体。认为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生命与整体、生命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以及生命内部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相存相依、和谐完美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疾病甚至生命的完结。

受《周易》整体观的影响，中医立足于从整体上把握生命、看待健康、治疗疾病。《黄帝内经》将《周易》天人整体观汲取到医学之中，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黄帝内经》呈现了一个宏大的整体医学模式，一种天人相参、人与天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处在宇宙大环境和社会大环境下的精神生命。自然的变化一定会影响人体，俗话说，冬日打雷，十栏九空。

中医在宇宙的大背景下看待生命、研究生命，认为人体与宇宙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和遵循着共同的规律，这个规律被称为道。普利高津在《探索复杂性》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中医的“望、闻、问、切”便是整体观的应用。根据整体的观念，人本身也是一个整体，身体内部的变化都会从体表上表现出来，身体的外部是身体的内部的一个“相”。有了整体观，中医治疗时不再拘泥于“头痛医头”，而采取“头痛医脚”即头痛从脚上治，“治胃病从腿上治”等一些内病外治的方法。这是天人整体观在治疗上的应用。

这种天人相参的整体观是深度的主客体合一，是主客融合的最高层次，与现代生物全息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天人整体观最终是要达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而中医学的本质正是引领人们向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的生命本质的回归。

2  和谐观

西人重事实，中国人重关系，实际上阴阳、五行、八卦都是关系学。阴阳是最基本的关系，五行是相对复杂的关系，八卦是更为复杂的关系。关系虽然看不见，有质无形，但是却更本质，通过调整这些关系就能够使事物的结果发生改变。阴阳作为最基本的关系，如果出现了不平衡，就会破坏了生命的和谐。生命和谐论认为生命能够和谐存在，对于出现的不和谐可以通过调节阴阳关系重新达到一种新的和谐。生命的本质是一种和谐存在，也只有和谐才是生命的正常存在。

“和谐”最早出自《周易》，根据《周易》的观点，世界皆是阴阳。“立天之道，曰阴曰阳。”[2]《周易》以阴阳为符号，从始至终都在论述一个东西：阴阳及阴阳的变化。庄子在《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阴阳是宇宙中最基本关系，阴阳是指对立的两个事物或对立的两个方面，代表了宇宙的两个组成部分，阴阳互根互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不分离，独阴不能生，孤阳不能长。那么，阴和阳在一起是和谐？还是冲突？

作为相互对立的两个事物，在西方的机械论看来，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难以调和，非此即彼。如果说有转化的话，也只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而在新的条件下又形成新的对立。在《周易》中，任何事物中的两个对立面都是互根的，即互为对方存在的基础。由于是互为基础，它们不仅可以相互转化，还可以共同向其它物转化，更可以和谐共存，而和谐是万事共存的首要条件。而阴阳和谐是万事万物和谐的根本，若根本不和谐，则什么都谈不上和谐了。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说明世间万物、人事皆以阴阳和谐为存在的条件。所以说阴阳和谐是根本之道，是客观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谐”。

生命和谐论影响了中医对健康的看法，如果人体是和谐的，那就是健康的。

首先，人体有达成和谐的可能，因为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整体，一个生命系统。根据生命和谐论的观点，它能通过阴阳的变换和五行的生克进行自我调节，而且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系统——通过人体的自愈能力来达到的。

其次，阴阳平衡是指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中医以什么作为判断健康的标准？《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判断人体健康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阴阳是否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阴阳平衡便是阴阳双方在消长和转化的过程中，双方谁都既不太过也不太衰，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正常状态。

生命阴阳平衡是一种阴阳和谐，表现为脏腑平衡、寒热平衡、气血平衡和虚实平衡。“和乃生，而不和则不生”[4]，说明了阴阳和谐的重要性。只有阴阳和谐了，万物就和谐了。

3  预防观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5]意思是说，圣人不等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不等到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发生之前，如果疾病已经发生，然后再去治疗，乱子已经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渴了才去挖井，战乱发生了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它不仅仅告诉我们治疗疾病要从预防入手，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观念，告诉我们一种思想，就是要居安思危，要未雨绸缪，从而使我们生命健康长寿。

“不治己病治未病”站在理性思维的高度，跳出了有病治病对抗性思维的局限，将疾病预防于未萌之先。《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这里的“上工”是指高明的医生，意即高明的医生并不局限于治疗己经发生的病症，更应着眼于人体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与调理，使其不产生病症，即保持“平人”状态。这种思想经过衍生和发展，至唐代就成了“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6]的泛医学思想，即将人类社会、人（包括人群和人体所患的疾病）都纳入了医学的视野，表现了跳出医学来认识医学的勇气和智慧。

4  生态观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限于医学而探讨医学，视域是狭隘的，无法看到医学的真面目。而中医学从诞生时就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有了朴素的生态医学观，把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摆脱了“唯人独尊”和“人之外皆为工具”的思想束缚。

在庄子看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7]，主张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价值，敬重生命，厚德载物，普利万物，使自然界保持正常循环和全面和谐。古人认为，如果人的行为和生产活动“逆天数、违天时”，将自食恶果，所以人的活动要“上律天时”，“不违农时”，主张“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即围猎时要“网开一面”行“三区之礼”，不捕杀幼兽、孵卵之鸟、怀胎母兽，不伐未成材之木，不颠覆鸟巢，强调了对动植物繁殖的保护。

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人类仍不失为一种警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医学在与疾病做斗争过程中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我们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其结果，许多常见感染性疾病的控制越来越困难，抗生素的滥用对大多数病原菌造成灭顶之灾，同时也滥杀无辜，破坏了菌群间相互制约的平衡，催生了具有超级抗性的抗药菌株：曾一度得到控制的结核病卷土重来、鼠疫对人类虎视眈眈、霍乱也在一些地区死灰复燃……。如果当初能站在生态学的视角，不是把细菌视为危险的敌人而千方百计予以根除，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环境条件从而和平共处，那么人类就会避免在这场战争中损伤惨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