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菲尔丁小说中的婚姻关系解读

1. 引言

爱情与婚姻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亨利·菲尔丁的小说也不例外。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先后创作了《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以下缩略为JA）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History of Mr.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以下缩略为JW）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以下缩略为TJ） 和《阿米莉亚》(Amelia) 四部长篇小说，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著作。在菲尔丁的小说中，“爱情主题因其特有的道德价值上升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对于道德意识强烈的菲尔丁而言，爱情却具备充分的现实品格，它必定以婚姻为目的”[1]。正如威廉姆斯所言：“婚姻是菲尔丁的道德之镜”，“当时的作家很少在这个问题上比菲尔丁讲的多”[2]。因此，研究菲尔丁小说中的婚姻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小说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

菲尔丁小说作品对婚姻的描写深刻反映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体现了这位18世纪文学语境下的伟大小说家强烈的道德意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菲尔丁的进步思想与自由观念，如斯莫尔伍德在研究了菲尔丁小说中的性别意识形态之后得出结论：“他的小说在女性问题上弥漫着相对进步的自由的观点”[3]。然而，仔细审视其小说中的婚姻关系，我们不难看出，菲尔丁的这种进步只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他对婚姻的描述无形之中反映了其保守主义的一面。本文意在通过解读菲尔丁小说中婚姻关系，探索菲尔丁的时代进步性与局限性。

2. 菲尔丁小说中的婚姻关系

2.1 负面类型的婚姻

在菲尔丁早期的戏剧作品中，就流露出将人物和婚姻截然划分为正面与负面两种类型的痕迹，随着他小说创作生涯的开始，这种痕迹也带入了他的小说作品中，在其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尤为明显。该小说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婚姻，包括桃沃斯夫妇（Tow-wouses）与楚黎伯夫妇（Trullibers）的婚姻，威尔逊（Wilson）的婚姻，以及主人公约瑟夫（Joseph）与范妮（Fanny）的婚姻，而该作品中多数婚姻都属于负面类型。在这些婚姻的性别关系上，菲尔丁采取了坚定的立场。

当约瑟夫被主人驱逐而踏上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后，途中进驻的两家客栈就对菲尔丁的婚姻观念作出了铺垫。第一家客栈是由桃沃斯夫人经营的，这是菲尔丁笔下最难忘的小人物之一，也是不幸婚姻的典型例子。以类型来划分，这个婚姻可以被称为“男性支配/女性顺从”的不平等婚姻，因此明显属于负面类型的婚姻。此处菲尔丁对婚姻中的性别倾向并不明确，也许他认为女性在婚姻权利关系中应该处于次要地位，也可能认为婚姻中无论哪一方支配另一方都不会为婚姻带来幸福。而这一模糊性在第二个客栈中得以消除。

第二个客栈中，菲尔丁没有提到男女主人的名字，但他们与桃沃斯夫妇的对比关系却很明显。他们的婚姻也属于负面类型的，并且在权利关系中同样是倾向于一方，只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再是妻子。当故事的主人公约瑟夫被强盗袭击受伤被送到客栈时，客栈女主人对他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与关怀，而她的丈夫，“一个粗暴的家伙”，阻止了她的同情。最终，妻子不得不听从了丈夫，放弃了原本显示出来的同情。此处的婚姻类型与第一个客栈中的“支配/顺从”婚姻类型一致，只是作者改变了这桩婚姻中支配者与顺从者的性别。由此可见，在菲尔丁看来，在婚姻的权利关系中，无论哪一方获得了不平等的支配优势，这种婚姻都是负面的。以性别自由的原则来评价这些婚姻，摒弃婚姻权利关系中的性别专政，从一定程度上影射出菲尔丁在性别问题上采取的进步立场。

2.2 威尔逊类型的理想婚姻

菲尔丁笔下的理想婚姻主要体现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威尔逊身上，小说中对威尔逊的描写阐明了婚姻在当时文化中的相对地位和重要性，是完美婚姻的体现，为约瑟夫和范妮提供了“模仿”的模型(JA: p.370)。

   （1）堕落与婚姻救赎

对威尔逊的描写显示，婚姻对一个人的幸福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同时，基督教救赎对婚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威尔逊的“堕落与救赎”的故事，另一个是关于利奥诺拉（Leonora）的“堕落与毁灭”的故事，导致两个故事的不同结局的重要元素中，婚姻是一个关键要素。

威尔逊和利奥诺拉两者都因为异性诱惑而堕落，但是面对堕落，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利奥诺拉采取了“毁灭”的方式，她将自己孤立隔绝起来，而在菲尔丁看来，孤立隔绝就是一种毁灭，因为人的身份是社会性的和具体的，而不是私有化的和抽象的，所以对菲尔丁而言，救赎是一种社会纽带功能，孤立隔绝就是切断这种社会纽带，因而也就“毁灭”了。与利奥诺拉不同的是，威尔逊通过进一步的社会纽带——婚姻——将自己挽回，最终实现“救赎”。

   （2）婚姻中的相互尊重

与两个客栈的两对店主夫妇和楚黎伯夫妇的婚姻相比而言，威尔逊的婚姻最突出的特征是夫妻俩相互尊重。下面这段话体现了威尔逊与妻子之间的完全平等：“老实说，我在女性身上并没有察觉到轻浮的放荡者，古板的商人，或是严肃的学者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低劣的理解，至于我的太太，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个男性对生活的理解比她的理解更准确”。(JA: pp.252-253)

此处我们不仅看到了相互尊重，更看到了菲尔丁借威尔逊之言对性别不平等所进行的抨击和对女性的尊重，正是这样的姿态体现出了菲尔丁的进步性。

随即，对性别平等的姿态立即得到了强化。当亚当姆斯声称自己经常悲叹其妻子不通希腊语时，他似乎已将威尔逊的话看作了真正的完全的平等，威尔逊迅速进行了澄清，自己的话不应该被理解成是在暗示自己的太太不照顾家庭，相反， 他认为自己的太太是一位很棒的家庭主妇，并且比其他很多家庭主妇都更懂得烹调美食或制作糕点糖果。(JA: p.253)

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复杂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阿米利亚》的第十卷第一章和第四章进行了重复。当班纳特-阿特金森和哈里森博士在女性受否应该接受古典教育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双方都一致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与男性一样能干。哈里森博士认为社会秩序与家庭幸福这一现实需要验证了要维持女性接受不同的教育，而班纳特-阿特金森太太轻蔑地呵斥丈夫的低劣理解从而结束其抗议。此处菲尔丁的态度明显倾向于哈里森博士。

威尔逊婚姻中的相互尊重与客栈中的负面婚姻形成鲜明对比，此处威尔逊体现了对“支配/顺从”婚姻关系的摒弃，“独立平等”精神的胜利。威尔逊在建议女性学希腊语时发出的“微笑”实际上是菲尔丁对女性接受古典教育这一观点的赞同。可以看出，菲尔丁主张和谐平等婚姻中双方应该承担“不同职责”因而接受“不同教育”，尽管这种观点限制了女性进入更大范围的公众环境。

2.3 婚姻纽带

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阿米丽亚》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状态仍然非常重要，但与亚当姆斯不同的是，奥尔华绥先生与哈里森博士都没有结婚，这就削弱了婚姻纽带与堕落世界中的救赎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主要情节是汤姆一路上的冒险经历，对婚姻的描写也就不像约瑟夫的婚姻一样突出。菲尔丁这种对婚姻不一致的构造也许更多是由于主题与环境因素所决定的。

如果说在汤姆的冒险经历中正面类型和负面类型的婚姻不够系统，那么全书重点描述的汤姆和苏菲亚的婚姻则是重申了婚姻纽带的特别重要地位。事实上，尽管菲尔丁在写作《约瑟夫·安德鲁斯》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期间的有些条件发生了改变（包括菲尔丁第一任妻子的去世和他与玛丽·丹尼尔的再婚），菲尔丁对婚姻的态度却似乎并没有改变。与约瑟夫和范妮一样，汤姆和苏菲亚认同威尔逊模式的婚姻纽带。汤姆通过与“即美貌又贤淑的苏菲亚”的结合而得以“改正过来”，并且“他们始终保持着最纯洁、最真挚的爱情，通过相互体贴，相互尊重，他们的爱情日益巩固和加深”(TJ: p.851)”。这种相互尊重是不言而喻的，减弱了任何“支配/顺从”的关系模式。此外，小说结尾时提到苏菲亚的生育能力，“苏菲亚已经为他生了两个漂亮的孩子”(TJ: p.851)”，再次重申了威尔逊式婚姻所展现的相互尊重的“不同的领域与分工”原则。

2.4 婚姻中的阶级问题

如果说汤姆与索菲亚的婚姻与其他婚姻在侧重点上有任何不同，那这种不同就体现在这桩婚姻更强调阶级对等问题。《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反复体现了菲尔丁理想主义景象中的“贵族绅士”是幸福婚姻的阶级核心这一事实。汤姆的贵族化，以及约瑟夫和范妮的贵族化，并非为了渲染婚姻幸福的神秘色彩。以汤姆为例，小说的一条暗线就是汤姆的高贵出生血统，将小说导向了特定阶级这一焦点，小说结尾处更加强调这种等级观念：“他们待地位低于他们的人是这样谦逊，这样宽厚，这样仁爱，所以没有一个街坊、佃户或仆人不是满怀感戴的心情来祝福琼斯先生迎娶苏菲亚的那个日子的。” (TJ: p.851)

菲尔丁时代的英国，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化风习的新旧替换之时，在各色人等社会地位的升沉转移之中，菲尔丁的阶级意识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坚实，耿耿在抱，不能忘怀。……他言论行迹所守的原则，是紧紧地抱住过去不放。”[4] 约瑟夫是菲尔丁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是菲尔丁借以表达自身社会理想的工具。而小说中结尾这句话巩固了作者理想的社会秩序所倡导的重要美德，通过男女主人公社会等级地位的提升，他们对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谦逊”，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对之“感戴”，如此，当时的社会秩序安然无恙。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除了贵族特权外，同阶级通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约瑟夫·安德鲁斯》相比，这种同阶级通婚更强调“利益”婚姻而非“爱情”婚姻。根据汤普森(1990: 147-71) 的观点，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利益”与“爱情”是相互排斥的现象，前者被标记为负面的，而后者被标记为正面的。服从于既定立场的婚姻都倾向于在资产阶级与对立极之间寻求合理的均值，以突显那些明智地将利益与爱情相结合的婚姻[5]。

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利益与爱情”的主题更着重以“同阶级通婚与爱情”的形式呈现。与《约瑟夫·安德鲁斯》中一样，《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也是部分地关于私生子，而菲尔丁笔下的私生子总是同阶级通婚。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只有在第九卷中这种阶级矛盾才变得明显，而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爱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却无处不在。菲尔丁构建了同阶级通婚受到了威胁的情景。我们知道，如果菲尔丁想要对婚姻习俗采取一种自由的、进步的观念，可以有几种选择：他可以让小说中的有情人们公然违反同阶级通婚的禁令而获得婚姻幸福，显示出禁令的可有可无；或者也可以让他们违反禁令导致悲剧结局，显示出禁令的罪恶性[6]。而事实上，菲尔丁作了另外一种选择，他选择了通过揭露出生秘密的方式将阶级与婚姻相结合，让有情人们的阶级对等，从而消除了同阶级通婚所面临的威胁。很显然这是一种保守的做法。没有合理的观念证明同阶级通婚不考虑爱和情感，而那些保守的思想家们却用18世纪读者的要求证明相同阶层的成员更容易相互吸引，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也更自然，更实际，比跨阶层的婚姻更可能成功[7]。这种观点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不甚明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暗示。

2.5 爱与利益关系

菲尔丁小说中一个例外的婚姻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的哈特弗利的婚姻。尽管受到了魏尔德和其他人的威胁，这位和善的珠宝商清楚地显示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婚姻满足是可能的。在这部小说中，有哈特弗利代表的正面婚姻，也有魏尔德代表的负面婚姻，这种“负面”婚姻不是“支配/顺从”情节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哈特弗利太太还是江奈生都不是非常温顺或顺从的人。在菲尔丁的这部最核心的叙述中，同阶级通婚和贵族化都没有出现，真正攸关的是菲尔丁对“爱情与利益”主题的关心。菲尔丁感兴趣的是正面角色模式中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以及讽刺剧中破坏性的婚姻代表，在这一点上，婚姻的正面模式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利益冲突，对同阶级通婚没有明显威胁的世界里，基于爱与情感的婚姻就比基于自我利益的婚姻更加恰当。

当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很显然贵族绅士就成了幸福婚姻的首选核心；当同阶级通婚受到威胁时——最明显的就是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很显然爱情高于自我利益是一种阶层内部间婚姻的原则，正如哈特弗利的婚姻一样。因此，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阶层内部间爱情高于利益这种非常基本的、模糊的主题没有被摒弃，而是在后来的小说中被扩展成更加复杂的对婚姻的谈论。

三、结语

综上所述，菲尔丁笔下的婚姻关系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对女性问题上的进步观念，但最终强化了阶层与性别的保守主义。就阶层而言，菲尔丁笔下的婚姻也许并不支持同阶层通婚为幸福婚姻的第一原则，但他们却拒绝违反同阶层通婚，并支持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约瑟夫和范妮，汤姆和苏菲亚，阿米利亚和布思，在婚姻前都被贵族化了——这种处理方式立即使贵族获得了特权，并且使同阶层通婚得到了保障。就性别而言，菲尔丁清楚地摒弃了被大多数保守派所接受的婚姻间的专政，他反对纯粹基于利益的婚姻，反对婚姻权利关系中的一方控制另一方，这一点上他不仅指责男士，同样也指责桃沃斯太太和帕特里奇太太（Mrs. Partridge）之类的女性。这种种摒弃反映出菲尔丁是一个温和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从而将他与婚姻权利关系中的极端保守主义立场区分开来。然而，在显示出这些温和主义因素的同时，菲尔丁也显示出更加保守的一面，正如前面提到的夫妻双方应承担“不同的职责”“接受不同的教育”的“不同领域”思想，既承认婚姻中的相互尊重，却又要保证在公众领域继续以男性占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杜娟。论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D]。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46.

[2]Williams, Murial Brittain. Marriage: Fielding’s Mirror of Morality [M].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3:1.

[3] Smallwood, Angela J. Fielding and the Woman Questi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173-174. 

[4]吕大年.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1): 35-48.

[5]Thompson, James. Sense and Sensibility: Finance and Romance[A], in Syndy MacMillen Conger (ed.). Sensibility in Transformation [C].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0: 147-171.

[6]Gautier, Gary. Marriage and Family in Fielding’s Fiction [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5, Vol. 27, No. 2: 111-128. 

[7]Stone, Lawrence and Jeanne C. Fawtier Stone. 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M]. Oxford: Clarendon, 1984: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