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小说叙事美学一窥——细读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

一、 采用新奇的动物叙事视角，制造“陌生化”效果

“陌生化”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极富创意的概念，在形式主义者看来，艺术家创造形象的“目的并不是要使它带有的意义更接近于我们的理解，而是要创造一种对事物的特别的感觉，创造它的视象，而不是对它的认知。”[1] 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将“陌生化”这一概念引入叙述学理论。他们认为，叙事文学不外乎就是对爱情、复仇、战争等几种常见主题的反复演绎，只不过不同文本呈现了不同的演绎手段和角度而已。所有叙事文学作者在创作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陌生化”这一手段使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而存在。夏目漱石也不例外。《我是猫》一反传统叙事中“人看人”或“人看动物”的视角，选取“动物看人”的叙事视角，以中学英语教师苦沙弥先生家的猫为故事的叙述者，通过它的感受和见闻，写出它的主人苦沙弥及其一家的平庸、琐细的生活以及他和朋友迷亭、寒月、东风等人经常谈古论今、嘲弄世俗、吟诗作文的故作风雅的无聊世态。作品主人公和叙述者皆为猫，小说用猫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用猫的心理去揣度人类，用猫的语言去叙述故事，用猫的思想去评判时弊。纵观小说全篇，作者被深深隐藏在叙述者猫的后面，小说也因了这只猫而取得了独特的“陌生化”叙事效果。

首先，在观察事物时，猫的眼光迥异于人类，无比独特。当它第一次看见人的脸时，惊奇不已：“本应用毫毛来装点，却油光铮亮，活像个茶壶”，而且“脸心儿鼓得太高，还不时地从一对黑窟窿里咕嘟嘟地喷出烟来”。虽然猫后来明白了人脸与猫脸的区别，但它观察人脸的视角依然还是很独特。在它看来，金田太太的“鼻子大得出奇，好像硬把别人的鼻子抢过来，按在自己的鼻子上，这个鼻子开始是高高突起，走到后来便谦虚起来，垂落下去俯视着下面的嘴唇”。而金田老爷的“扁平的脸被遮了一半，看不到鼻子长在什么地方，只见花的胡须恰好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乱长着……，要是春风吹拂这平滑无障的脸，春风一定觉得快乐吧”。仅从这几段短短描述，我们便可窥见猫观察和描述事物的角度之独特，它可以观人所不能观，言人所不能言，更能以其敏锐的洞察与独特的理解相契合，使许多难以言状的东西得以形象化，深刻化，取得传统小说叙事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除迥异于人类的眼光外，猫还有着迥异于人类的“思想”，它常常超然于人世之外，针砭时弊，抒发感情。当它看到澡堂里洗澡的人群时，连声叫“妙妙”。它很想在澡堂里“泡一泡”，可惜那件“花皮大衣”脱不掉。于是，摆出一副“哲学家”的议论姿态论道：“脱掉了裤衩，脱掉了袍褂，脱掉了礼服，在力求平等的赤裸裸的情况下依然会有压倒群小的赤裸裸的豪杰出现的。所以不论怎样一丝不挂，平等到底还是求不到的”。当它看到苦沙弥嘲讽“大和魂”的短文时，便生发出怪异的追问：“大和魂是三角的呢？大和魂是四角的呢？”“大和魂大概是天狗一类的东西吧”。猫以它稚拙怪异的议论和评判揭露出深邃的道理，往往令读者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又不得不掩卷深思。

由是，猫的奇特眼光和古怪思想为小说带来了“陌生化”的叙事效果。传统的以人为叙述视角的作品早已为读者所熟知，读者在阅读那些作品时，对事件的感受及对事物的认识早已流于自动化、机械化，而在《我是猫》中，猫的奇特描述和怪异评论，在读者眼里尤为陌生，甚至荒唐可笑，猫的叙事视角放大和“延迟”了感知事物认识事物的渐进过程，使阅读小说的过程成为一个重新感知事物和评判世界的过程体验，读者的感受时间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延长，意想不到的审美情趣也随之产生。而且，猫作为“非人类”和人类保持着距离，这就使猫的叙述有了一种客观超然的观察姿态，避免了人为主观的情感色彩，从而完全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所虚饰的“高贵与庄严”的谎言，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质疑反思，尔后再以轻松的猫语和戏谑的口吻进行描述和评判。猫以其看似轻松欢快，实则尖刻犀利的批判和讽刺为小说原本深沉的批判现实主题增加了童话般的诙谐色彩，《我是猫》作为一部尖刻的讽刺作品竟也因为这只猫的视角而平添了几分轻松欢快，从而达到了迥异于其他同类作品的“陌生化”效果。

二、 利用游移不定的叙述立场，引发读者深思

《我是猫》首先以独特的动物视角制造陌生化的阅读效果，通过猫这一视角的艺术处理，将读者习以为常的明治社会中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进行放大或变形，使得故事的内容和场景显得陌生，从而唤回了读者对生活的原初感受，使读者强烈地感受事物和社会。然后，夏目漱石又进一步选取游移不定的叙述立场，将对诸多社会现象的评判悬置在可靠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游移之中，引发读者审视世界、思考社会。

美国学者布斯依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将叙述者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他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如果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该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2]在作划分之前，布斯首先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进行厘清：“隐含作者区别于‘真实的人’，它是作者的第二自我”。[3] 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4] “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5] 作者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表现自己。即作者以作品中不同的叙述者作为中介进行叙述，从而实现“表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直接显示作者自身。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读者则可以透过对隐含作者的推断，感受作者在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道德价值、思想规范、意识形态立场等。将叙述者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正是基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所进行的：“可靠的叙述者指的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吻合，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并不如此。”就不可靠叙述者而言，“不可靠”所指的是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似乎他们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6]杰拉德·普林斯在布斯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不可靠叙述者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定义，即与隐含作者的行为和规范不一致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品味，判断，道德感)产生分歧的叙述者；叙述的可靠性被其本身各种各样的特征而削弱的叙述者。[7] 

对于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叙事学研究中一个广为接受和运用的概念。这一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区分有其合理性：按照与隐含作者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规范、价值立场相衡量，将不同的叙述者置于不同的位置，甚至置于对立的两极，有利于人们从相互对立的不同层面对叙述者加以思考，以及对作品叙述者的总体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领会叙述者对故事的讲述，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叙事者通常相互交叉相互涵盖，叙述者的可靠与否并非完全绝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叙事者绝对地划入可靠或不可靠两种对立面。在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叙述者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并不是可以简单明了进行区分的，叙述者往往摇摆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其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犹如一条可以移动的轴线，绝非可以简单地以可靠或不可靠一言以概之。在阅读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时，我们就很难将小说叙述者的“猫”划定为可靠的叙事者或是不可靠的叙事者。猫毕竟是动物，它毕竟无法与人的智力水平相当，甚至在小说开头时它连人脸猫脸都不能辨别。无疑，选取这样一个的叙述者，其所叙内容必定是不可靠的。然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却又发现，这只猫的智力水平并不逊于人类，在猫的嘴里，往往出现铮铮真言，发出满含真理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猫似乎又可被看作可靠的叙述者。那么，这个处于对立两极的叙述者，如何可以统一在同一个人物叙述者的身上呢？这正好体现出了夏目漱石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

翻开小说我们即可发现，猫与隐含作者之间时而一致时而分歧，它是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述者。在读者的常规理解中，猫是迥异于人类的低等动物，猫之所见所感，自然也只能是一些毫无理智的胡言。小说开篇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果然就是一派猫语胡言：

“瞧了一眼学生的脸……单说那张脸，本应用毫毛来装点，却油光铮亮，活像个茶壶。其后咱家碰上的猫不算少，但是，像他这么不周正的脸，一次也未曾见过。况且，脸心儿鼓得太高，还不时地从一对黑窟窿里咕嘟嘟地喷出烟来……”

一只连动物和人都不能区分的猫，其叙事的不可靠性自然不言而喻。这段叙述一下子就将读者与人物-叙述者的思想规范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对于小说此后的叙述，读者所能预料的，也许就只能是这位作为人物的不可靠叙述者更多的胡言乱语了。

这种预料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确实部分地得到证实，但与此同时，却又逐渐出现了与读者所预料的相去甚远的情节，甚至出现了令读者震惊与深思的场景。在小说后来的情节中，猫俯视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俯视二十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对“凡夫俗子”和“太平逸民”予以种种的嘲弄与讥讽，对各种社会现象大加评判。与其之前的胡言乱语相去甚远，猫在其嘲弄和评判中常常揭示出千真万确的直理，不断迸发出饱含真知灼见的品评和鞭辟入里的针砭。例如猫就金田小姐的婚事风波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有力揭露和对拜金主义进行的深刻批判。资本家金田的妻子为了选择女婿到苦沙弥家里打听理学士寒月的情况。苦沙弥不大理睬她，态度有些傲慢，这一小小举动竟招来了金田夫妇的肆意迫害：先是指使一伙人污辱谩骂；接着唆使苦沙弥的同事进行报复；然后又买通落云馆的顽童闹得他不得安宁；最后还叫苦沙弥过去的同学对他进行规劝、恐吓。安贫、正直的教书匠苦沙弥本来与资本家金田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是慢待了他的老婆，金田便兴师动众三番五次进行打击，致使苦沙弥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当苦沙弥坐卧不宁之时，金田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家伙……不久将来，总会投降的呢。”在小说中，猫对金田奸诈、凶狠可憎的面目和乖张的行为感到义愤填膺，把他称为“最坏的人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叫人“生就生死就死的本领”的金田老爷是日本明治时期金钱社会的“无冕之王”，猫说：“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功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猫的尖刻批判道出了对金钱势力和资本家的深恶痛绝，而这其实正是隐含作者价值观的表达，也正是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所生发出的情绪。当情节发展到这里时，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显然不再只是猫的胡言乱语，而逐渐展开一个双向并列并交互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胡话与真话，动物无理智的举动与人类入木三分的揭露的并列发展。而后者正包容在前者的形式之中，两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只起初胡言乱语的猫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时闪耀出可贵的思想火花，以它那些独特而深透的见解不断撞击读者的心灵，敲打读者的思想，激起读者的共鸣，使得读者对人物-叙述者究竟是可靠还是不可靠的立场产生了怀疑，读者不得不投入自身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来对猫所叙述的事件和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判断，于是读者与人物-叙述者之间信念与规范的距离逐渐缩小，读者对人物-叙述者的叙述的信任也由不可靠向可靠逐渐转化，与作品中所体现的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逐渐接近。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夏目漱石是将叙事立场悬置在一个由不可靠向可靠游移的动态过程中，由此将读者引入一个有意识无意识的推断过程，在这一推断过程中，读者必须借助其自身的接受与伦理、价值观等来进行思考，作出判断。这不仅体现了夏目漱石过人一筹的叙事技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我是猫》实现了其所能达到的引发读者审视现实，思考社会的最佳现实效果。

三、 运用巧妙的人猫互文叙事策略，拓展文本意蕴

纵观《我是猫》全篇我们发现，在资本家为所欲为，是金钱统治的明治社会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沙弥与他们家的猫同处在一种看似体面，实则卑微的尴尬处境，他们的身份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认同：一无例外地被排斥、敌视、欺凌和虐待。小说以猫的出生为始，以猫因喝了啤酒掉进水缸淹死的悲剧为终，其中详尽描写了以苦沙弥为代表的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故事，他们正直善良，鄙夷拜金主义，憎恶资本家，安于清贫，以求保持个性，而个性却不断受到摧残，终了只能得到一个凄凉的结局。小说中写道：多多良三平、迷亭、寒月、独仙、东风这群知识分子在苦沙弥家发够了议论，都“该回去了”。他们的“样子虽然很傲慢，但是一叩他们的内心，就都不知不觉发出悲哀的声音来了。独仙仿佛大彻大悟，其实两脚并没有离开地面一步。迷亭也许无忧无虑，然而他的世界也不是画上画着的世界。寒月到底停止了磨球，到家乡娶了一个老婆来。”这就是明治社会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境的真实反映。他们虽各有才情，却无用武之地，他们不满现实，而又看不到前途，不得不常用闲聊消磨时间，以无为的“修心”来求解脱。小说中的猫与主人公们相映相衬，作为“教师家的猫”，它在车夫家的猫面前只能战战兢兢，在大黑眼里，车夫和教师相比，肯定是车夫了不起，于是教师家的猫和它的主人一样，只能“瘦的皮包骨”。而在花子小姐家的女仆眼里，猫和人是同宗的，因此她极其鄙视教师家的猫，因为教师每天早晨在卫生间刷牙时都会“像大鹅快被勒死”一般吱哇乱叫，他的行为极不得体，他们家的猫也就是一只“脏里脏气”的猫，“猫有了那么个主人，难怪是只野猫”。她甚至把花子的死因莫须有地硬是加在了教师家猫的头上。而“咱家”遭此“不白之冤”后，“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了，总觉得人世间令人感到厌倦，”终究“变成了怠惰不亚于主人的懒猫。”

夏目漱石对猫的设置是别具匠心的，他将深层的叙事策略与思想诉求暗含其中，猫从平凡出生开始，历经了庸碌的生活和无数的鄙视后，终究平庸地死去。这里，猫的故事与苦沙弥以及他的朋友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艺术映衬，猫的悲凉与人的悲凉相互烘托，既达到了以动物喻人的目的，也最终传达了小说的主旨，即揭露了日本明治社会摧残个性、腐蚀教育、埋没人才、扼杀人类文明的种种罪恶。小说还通过教师家猫与车夫家猫的矛盾与冲突映射穷教师苦沙弥与暴发户金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批判了明治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与黑暗，鞭挞了金田等资产阶级人物及帮凶的势利、粗鄙、凶残的本性；通过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夏目漱石巧妙地将其所要表达的深刻主题更加淋漓尽致、自由顺畅地表达了出来。小说赋予猫以人的思维和灵性，以猫的视角看待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不仅达到了一种曲折反映现实的功效，而且还使人与猫的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无形中拓展了文本的悲剧意蕴和对社会的批判空间。

结  语

夏目漱石以独特的视角、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地通过动物的眼光来反映社会现实，以动物叙事这种特殊的介入方式切入到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探究，并寄予了对理想民族性格的美好祈盼，采用游移的叙事立场和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丰富和拓宽了小说创作的意义空间与思考维度，似一股清新的暖流融入，让原本略显乏味、单调的明治文学重新焕发了濯濯光辉，为世界文坛呈上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

参考文献：

[1]（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2] [4] [5]（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8-59页，第84页，第80-81页。

[3] [6] Wayne C·Booth. “Distance and Point of view:An Essay in Classification,”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P87,P93.

[7]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Aldershot：Scholar Press,1988,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