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书籍装帧设计中的艺术美学思想

一、鲁迅对日本浮世绘的研究
　日本的书籍装帧艺术在二十世纪初期一直是中国模仿和学习的对象，现代美术教育家陈之佛就是第一个到日本学习工艺美术设计的留学生，他在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学习后，归国承担起了书籍装帧设计工作。1906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弃医从文，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此时的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他在致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中也提到日本的浮世绘大师，他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是广重。文中提到的浮世绘是时样风俗画的意思，也称为日本的民俗画和版画，它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在现在的东京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具有鲜明的民间美术特色。浮世绘初期是用笔墨颜色制作的绘画，后期采用木刻印制，以明快的色彩和流畅简洁的线条表现女性形象、四季风景和名胜古迹，带有强烈的装饰韵味，一般作为壁画在建筑中使用，或是作为房间内的屏风，有浓郁的本土气息。鲁迅提到的葛饰北斋是浮世绘写实派画师，创作能力极强，被称为“画狂”，他的作品不断突破技法，变幻创作风格，采取西洋画的表现手法，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一切画派都融合到自己的独立画风中。另外提到的广重即是歌川广重，与葛饰北斋并称为两大风景画家，喜好以叙情的笔调丰富地描绘日本的自然风光，其作品比葛饰北斋多了一份日式抒情。出于对浮世绘作品内心的挚爱，鲁迅在日本购买了大量的木版画谱，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经常将浮世绘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如《域外小说集》的封面，这是鲁迅先生在日本翻译并亲自设计的第一本书籍，封面上青灰色的底纹中绘制了一个妇女的侧面半身像，右上部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图案下边用圆润秀丽的篆书加以装饰，技法雅洁、风格简练，另值得一提的是《域外小说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毛边书。图1-1《壁下译丛》的封面画采用的则是日本的一幅单线画作为装饰，左下的书名、译者、出版社名则参照中国传统的书法字体写出。如图1-2
           
图1-1                   图1-2  

二、鲁迅对西方文化的 “拿来主义”    
中国二十世纪初期的书籍封面设计是伴随着西方文化艺术的传播开始的。鲁迅先生在《科学史教篇》中用发展的观点论述了西方自然科学思潮的演变，并阐述了文学和美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他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欧洲美术史，提出了设立美术馆、展览会等方面的建议。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封写给魏猛克的信，信中提到了西方的新艺术，他认为新艺术是承受着先前的遗产，不是无根无蒂突然产生的，有些人认为采用新艺术就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和模仿混为一谈了。鲁迅在留学期间接触到的欧洲绘画和日本的浮世绘艺术，对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出版的《引玉集》中，收录了欧洲的版画，插画，还有苏联艺术大师的插图木刻等一百多幅作品。如图1-3
对于西方美学，鲁迅先生认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一定是难免的。他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东西，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诠释了他艺术取向中的“拿来主义”，他的书籍设计作品更是打破了清末民初中国书籍装帧形态青黄不接千篇一律的局面，引领中国现代书籍设计走向多元化的创作之路。如出版于1933年的《萧伯纳在上海》的封面设计中，他将登载有萧伯纳来上海的各种报纸上的图片和报道，经过精心的剪裁和穿插放到了一起，色彩则采用了灰红调子，整体感觉耳目一新，鲁迅的这种设计手法明显带有浓浓的西方构成主义风格。如图1-4
             
　图1-3                     图1-4
          

三、鲁迅对民族性的坚持
鲁迅先生的书籍装帧设计是在中国与世界艺术思想交流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传统书籍向来以“静雅”为审美核心，鲁迅认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民族的根源。“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还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又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 张望.鲁迅论美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128] 鲁迅在其设计中对民族精神的挖掘与倡导，是他面对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鲁迅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大量而系统地整理古籍、抄录古书、并潜心于金石学的研究。鲁迅搜集购买的石刻画像拓片将近六千余，他还在收集的基础上整
理编录出《六朝造象目录》、《汉画像目录》、《唐造象目录》等书籍。鲁迅除了喜欢研习汉画拓片，还开始创造性的把一些图案运用在封面设计中去。如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当中论述的：“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说新形势的探求……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 张望.鲁迅论美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128]
鲁迅对民族风格的追求，是将民族性融入到书籍装帧设计的内涵里。鲁迅先生书籍装帧设计中采用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沉淀，这种民族性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论值得我们当代书籍设计者深思。1923年，鲁迅翻译并出版了《桃色的云》，这是一本童话集，在设计中鲁迅将汉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和纹饰放在了封面设计中、并用了传统的云形图案组成条状放在封面的偏上位置，把书名中的流动感觉用象征性的手法表述了出来，具有极强的装饰韵味；而后于1926年6月出版的《心的探险》中，封面设计也采用了汉代的动物图腾作为设计主题，图案从上到下铺满封面，这是一种对传统纹样借鉴的新颖尝试；出版于1927年的《华盖集续篇》，他则在封面上面增加了书法和印章，整个设计显得格外生动。
　鲁迅的艺术审美观是以民族文化为主，外来文化为辅的，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种设计风格，为刚刚起步的中国书籍装帧设计带来了别样的风情。鲁迅曾在观看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说过：“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就是-民族性。” [ 张望.鲁迅论美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35
]这段对别人绘画的评价其实也正是他自己对于中国书籍设计民族化问题的根本观点，把外来的所有优秀文化转化为本土设计中的“新的形”和“新的色”、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这也正是当代设计家们所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