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其力者生”，提出劳动是兴利之法

“赖其力者生”,墨子主张人人都从事有价值的劳动，这是“兴利”之策，“不与其劳”、“不获其实”，这体现了劳动与利益分配相联系。墨子认为劳动是人获得生存资料的必要条件，反对“不与其劳”，而“获其实”的不平等现象，维护小生产者对财产的私有权，同时认为贤能之人应多分财富。

一 “不与其劳”、“不获其实”的法律主张

墨子认为人类只有努力劳动，才能生产出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兴利的手段。他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因此，必须鼓励农夫多种粮食，农妇多织布帛，反对那种不劳而获，“亏人自利”的行为，而“不与其劳，获其食”是不正当的，墨子特别强调要保障“赖其力”的劳动者的生存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3-32]（《墨子·非乐上》）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必要手段，反对不劳而获。墨子说：“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3-33]（《墨子·天志下》）

二 “余财相分”的兼爱主张

墨子同时关注社会公平，提出“余财相分”的兼爱思想，提倡互助互爱，注意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和谐，是“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动荡社会的纠正，是兴天下之大利。 “余财相分”，即“移则分”（移：多、有余、富裕之意）的法律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法律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贯彻执行和体现，是“兴天下之利”之策。他说：“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3-34]（《墨子·非命上》）就必须“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3-35]（《墨子·非命上》）“移则分”思想是义利统一的体现。墨子将“移则分”与“以力劳人”相联系，强调要“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墨子·鲁问》）即有余力就应该去帮助人，有余财就要去分给别人。他认为这是百姓富足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具体而言，对于统治者来说，应该给自己多余之财拿出来分给老百姓，解决百姓温饱，尊重人民的生存权利；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没有余财，可以用自己的劳力去帮助别人生产，也可以使别人增加收入，得到温饱。墨子认为“有余力，不能以相劳”，有“腐朽余财，不可以相分”的人，是“不义”的、违反“天志”的行为，当然也是违法的行为。总之，墨子这种“余财相分”（“移则分”）的法律思想，是对统治者、富裕之家的余财，对劳动者的余力进行再分配和调剂的设想，带有平均主义的理想化色彩。

三 按贤能等级分配的法律主张

墨子提出了按贤能等级分配的思想，这符合劳动价值大小与分配多少成正比的经济规律，贤能之人兴利多而分配多，具有正当性。但墨子在论述自己观点时，没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明，而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论述。他认为“尚贤”应坚持“三本”原则，即“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3-36]（《墨子·尚贤中》）“贤良之士”是国之良宝，如何使“贤良之士”众，必然在分配政策上向其倾斜，对于“贤良之士”，墨子认为“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3-37]（《墨子·尚贤上》）根据人的贤能等级进行分配，对于贤能之人，应分配较多的财富；对于“不肖”之人，应分配较少的财富。墨子说：“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3-38]（《墨子·尚贤中》）

四 维护私有财产权

维护私有财产权，是“兴天下之利”必要的法哲学规制，是墨子法律思想的亮点。墨子对不劳而获的“亏人自利”行为，主张从法律上加以惩罚。 他认为，像“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等盗窃、抢劫行为，都是“不义”的，构成犯罪，必须按照罪行轻重程度加以惩罚。后期墨家甚至提出“杀盗非杀人”的更为严厉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立法思想。郭沫若先生说墨子兼爱和非攻的核心在于“尊重私有财产权并保卫私有财产权”[4-2]。

总而言之，墨子“为民兴利”的主张，是对统治阶级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强烈抗议，是对“富侮贫，贵傲贱”不合理社会的控诉。他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法哲学思想，是对“兼爱”理想的贯彻落实，是对“劳者不得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的民之“三患”的解决，是对“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理想社会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