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诗意建构

男性和女性是造物主的恩赐，他们共同构成世界、繁衍生命，没有两性就没有这个世界的生生不息。两性世界的对立，却是许久以来的社会事实。两性由男女平等互助的伙伴关系，到男性对女性的极不平等的人身占有关系，带动了人类各种关系的同质同构变化，出现了以性别等级制(即波伏娃所说的“第一性”、“第二性”)为起始的男权制的各种人际关系的统治等级制。在男性支配，女性从属的两性关系下，所有的社会和文明都是男权制的。男权制社会的遮蔽和压制造成女性处于“他者”地位，丧失了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性别的存在，性别的差异同人类的文明史比肩而立。两性关系，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地积淀在人类潜意识里和日常生活的性别观念中，这种心理化和生活化的特征带来了它与文学天然的联系和亲和力。女性与男性各自作为一个虚拟整体相对而言的关系状况，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和基础，其理论资源是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如何看待和阐释女性整体与男性整体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批评话语的立场。
二
从丁玲、张爱玲，萧红等作家开始，女性文学就开始将男性设置成了配角，女性取代男性占据了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金锁记》等；到后来的张洁、林白、陈染等作家，更是企图将男性从两性世界中踢开，如《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女性作家从追求两性平等的良好愿望出发，却自觉或不自觉闯进两性对立的死角，暗自举起女性主义的大旗。王安忆是在对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两性关系的理性关照中,保持着宽容的姿态少数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女性书写“很少单单从女性角度去考虑东西, 好象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79． ]]王安忆意识到女性问题的解决既不能用以一方征服另一方，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方式去解决，承认“世界是男女共有的, 这是很平衡的生态, 偏哪一方都不行。”[[[]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79 ．]]这并不意味着王安忆是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和辩护者。而是希望在女性独立的同时,可与男性相互依靠，两性可以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王安忆是一个理智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男性的世界里,包括语言、规范、制度,都是以男性眼光来设计的。女权主义就是想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而我个人还是顺乎潮流的,几千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一定有其合理性,一男一女的偶合,我承认是合理的。”[[[]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79．]]以顺应的态度认识生活,认识男女两性空间，竭力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从而达到改变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关系,使两性都能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
三
在小说《弟兄们》中，王安忆探讨了在没有婚姻、家庭、性爱的帮助和支援下,纯粹的女性精神同盟可否维持。三位寻找精神独立的女性暂时告别家庭，在宽松的校园生活中,互相启发、彼此鼓励,将各自真实的自我唤醒。为了突出自我，把自己命名为男性的“老大、老二、老三”，而将丈夫称呼为“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她们因能摆脱男人而感到生存的满足,并且在同性相处之中获得了自我认识和肯定的体验,这种具团结、平等、自由和发展特质的感情关系,是女性主义者极为重视的姊妹情谊。”[[[]陈顺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7．]]但随着毕业的到来,这种女性主体身份的精神历险被迫中断, 再热烈的友谊、再自由的自我都无法侧身于夫妻之间、母子之间。最先，老三在爱情和事业发展的两难兼顾的处境的中，如大多数的女性一样，选择了爱情，随夫去了农村。妻性完成了对女性的第一种解构。其次，老大有了孩子后，把孩子当作一个“全新的自我”。在孩子和女友老二之间，她最终选择了孩子。母性完成了对女性的第二种解构。小说的结尾，坚守精神独立的老二一个人痛苦的离去，标志着纯粹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一个孤独的失语的存在。小说中看不到男性的主体地位,但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女性同盟的失败,是女性以自身为武器向男性进攻的失败，也是女性模仿男性的失败。也许这正是作者对男女互补的未来社会的暗示。
王安忆在对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探求进行书写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男性的存在，而是希望双性同构、同心，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在她那细腻、忧伤、平缓的女性表述中，渗透的不只是对女性心灵的认可、同情、警醒和尊重，还有她对男性的充分理解、对两性和谐共处理想的追求。在和台湾作家李昂关于《妇女问题与妇女文学》的对话中，王安忆坦言“我的确没有和男人作对的意思。在中国，男人的机会很少，他们也很难去发展。又要他们发展得好, 又要他们适应各种情况，要温和，又要不失男子气概, 还要满足女性的各种要求, 那该多难!”[[[]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38 ．]]。主张以两性对话的积极姿态代替单性独白。《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与杨绪国开始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李小琴想通过杨绪国手中招工的权力得以返城，摆脱困境，而杨绪国看重的是李小琴青春诱人的身体。然而正是这两人之间产生了愉悦完美的性爱。其中的女主人公一改张爱玲笔下女性的被动的地位, 她们与男性一起成了性活动中的参与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一起体验生命的愉悦，不仅享受生命欢娱，而且成了性的启蒙者与引导者。
创作于90年代的《香港的情与爱》讲述了一对跟李小琴和杨绪国类似的关系，身处繁华都市的老魏与逢佳又是一对互有目的的情人，一个想找到出国的跳板，一个想享受中年之末的温情。但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流苏和柳原的相互算计不同，王安忆让男女双方互相依赖，甚至于最后两人之间竟有一丝脉脉温情萦绕。在男性与女性无法运用语言达到真正沟通的情况下，王安忆选择另一种方式——语言缺席的精神交流来构建二者之间的平等关系。《神圣祭坛》中战卡佳是可以和男性有同等心智的主体，她以平等的姿态，成为项五一精神上的盟友。虽然在王安忆笔下许多女性对男性充满了失望和怨恨,但从不就此抛弃他们。而是主动关怀男性，从而赢得男性对女性的支持。这一点在王安忆90 年代创作的《长恨歌》、《我爱比尔》等作品中得到了有力体现。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由男人与女人构成的，阴阳两性的和谐是人类共生共息的基础，人类的最高情感也是通过两性才能建构的。
《逐鹿中街》男女主人公由天作之合到天作之祸，“绵密不尽的日常生活其实早有十面埋伏；炊烟尽处，正是硝烟起时。千万人家的啼笑因缘，原来是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王德威．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05．]]从陈传青与古子铭婚后的控制与逃离，追与逃的悖论中可以看到，王安忆对两性差别有着清醒的认识，“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创造与责任，而女性的理想则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和完善。就在男人依着社会给予的条件全面地发展的时候，女性只有一条心灵的缝隙可供发展。”[[[]王安忆．弟兄们[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263．]]情感对于男女两性截然不同的人生意义，致使他们围绕着家庭展开了一场注定要两败俱伤的性别之战。虽然如此，王安忆仍执着于两性和谐共存的理性思考, 她认为“女人虽然弱小, 却很柔韧。最好还是男女携起手来, 互相补充与配合”[[[]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39 ．]]。
王安忆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生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J]．上海文学，1988,（３）：78．]]从性爱的本体出发,王安忆把笔触直接指向男女间的性爱生活。“三恋”中的她和他，两个独立的个体在寻求融合的过程中，既互为主体也互为客体，没有哪一方是被动的承受者。在征服的过程中被征服，在统治的过程中被统治，在满足他人需要的同时也满足自身的需要，在认识他人的过程中也认识了自我。在智力或者体力斗智斗勇中，男女双方获得创造的愉悦。又如《米尼》中米尼与阿康之间的斗嘴说笑；《文革轶事》中的赵志国与大嫂胡迪菁在亭子间的你来我往，《长恨歌》中王琦瑶和康明逊的惺惺相惜，给彼此琐屑平凡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少乐趣。
90年代后期以来，王安忆塑造了一系列质朴健壮，在艰难困顿的生活中有着繁茂旺盛生命力的平民女性形象。《富萍》中的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秧宝宝，《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她们是民间乡土的，单纯朴素，有着平民女性的生命力，她们从上海的弄堂和亭子间走出，走进棚户区，街衢小巷，甚至走出上海，走向小镇。王安忆的平民化书写，意味着紧张的性别关系得到缓和，意味着女性写作对男性形象的重新审视和塑造。《遍地袅雄》塑造的韩燕来是王安忆女性写作中前所未有的形象，是她作品中“熟悉的陌生人”，这至少表明女性写作在经历了最初的激烈性别批判后对男性生存和生命的正视。
四
“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迟子建．我的女性观[M]．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85．]]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形，其阴阳互生、化生万物万象的特征，体现了两性关系这一历史的诉求。莫罗阿说过：“没有两性的合作，绝没有真正的文明。但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异点的互相接受，对于不同的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的合作。”[[[]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Ｇ]．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1．]]性别的差异不应该是压迫和霸权的借口，男性和女性只有在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才能将人类的生存境遇提升到更完美的层次。两性和谐是社会理想，同样也是文学理想——达到两性精神和心理的文化认同。作为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女性压迫的社会运动以及随之兴起的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女性主义，其理想应当是建立一种新的、男女平等、和谐相处、自由发展、共同进步的社会关系。而一旦女性写作把自己禁锢在二元对立的桎桔中，于女性自我主体性的确立，于男女之间性别关系的重建都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因此，在承认性别差异、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求两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是建设性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女性主义。由此看来，在追寻理想的精神家园苦旅中，王安忆无疑迈出了稳健一步, 对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价值。无论是为自身解放，还是为追求真理，文学始终表现着最丰富、最精细、最生动的性别意识。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反复强调“任何人若想写作想到自己的性别就无救了”，“只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在那里说话，那她就无救了”[[[](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怀译．三联书店，1992：128．性写作应该回避单一的性别视角，更多地描绘人类的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生存困惑、普遍的生命情感，从而超越性别的精神趋向而达到人类的认同。由此看来，在当下确立新的女性话语理论和模式，使女性不是处于自说自话的孤军奋战的状态，力图在文学艺术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实现阴阳和谐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