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文化下女性的自我迷失

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依附，经济的不独立，是女人被束缚，女性不得解放的根本所在。而现代女性在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之后，依然无法改变女性性别群体在传统性别结构中弱势地位，无法从根本上获取男女真正平等。致使女主义文学在20世纪末，对女性解放的探索陷入了矛盾和困顿中。而西蒙·德·波伏娃早在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又提出“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面现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们的，是整个的文明。”波伏娃认为，单纯的经济上的因素不能摆布女人，相反，存在先于本质，社会存在，整个文明已先形成了女人，正式这种形成进一步再生产了女性的命运。波伏娃的社会性别决定论，是对女性历史第二性命运的追根溯源。因为“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和社会上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在《女人交流——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揭示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是社会性别制度造成的，而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则是衍生的，第二位的。如此看来，女性的社会性别是后天的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强制性的文化设定，而对这种文化设定的批判解构，正是现代女性争取自身文化角色社会解放的前提，也是女性主义的人文关怀之所在。本文就香港作家李碧华的《青蛇》和大陆作家徐坤的《厨房》这两部作品，剖析现代女性在社会性别文化设定下的自我迷失。

二、李碧华的《青蛇》以诡异、荒诞、夸张的小说笔法，改写了一个为道德而张扬的正典，写出了一部疯狂、血腥、撼人魂魄的城市爱情传奇。在文学真实和虚构相生的不经意的叙述中，扣问着现代女性的生存命题。《青蛇》讲述的虽是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事，而故事中的女主角白蛇和青蛇身上有着浓浓的现代女性投影。李碧华笔下的白蛇，聪慧美貌、法力强大、有着千年的道行，足以对抗世间的风风雨雨，不需依赖于任何人。然而千年修炼的日子，让她烦闷，疲倦。即使是听到同性的小青对她的欣赏和赞美，她依然提不起兴趣。在素贞看来，一个女子，无论长得多美丽，前途多灿烂，要不成了皇后，要不成了名妓，要不成了一个才气横溢的女词人……她们的一生都不快乐。不比一个平凡的女子快乐：只要成了人妻，就不必承担命运上诡秘与凄艳的煎熬。因此，当遭遇到许仙——不过是平凡的药店伙计，只因为爱他，素贞便愿意降低自己，决意好好向他献媚，把贤惠女强人的外衣脱去，变成柔情万缕的妻，依偎着他，情愿成为“相公手底下的一名雇员”。“以后，还要做月子，喝鸡汤。亲自奶孩子，到他大了，教他读书写字……”，致力于三餐菜式，四季衣裳，终此一生。在传统阴影中站直腰身的现代女性在欢庆独立的同时，传统的阴霾并未完全从心中驱除，相夫教子，回归家庭，是她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她们认为充分女性化才是女性的本性，而自身的自立自强则是不得已的异化，回归家庭享受一个可以全心托付的男人的照顾，是她们心中的夙愿。怀揣着对爱情的渴望，对家庭的向往，已“成为杏花烟雨苏州观街上一位贤惠女强人”的素贞不自觉地向传统的女性社会文化角色回归。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及由此而来的女性的历史境遇相关。有史以来，女性就承担了包括抚养子女的全部劳动在内的自身生产的重任，而日后女性传统地位失势的“世界性失败”，则又从两方面影响女性心理的形成：一方面，父权制和私有财产的产生使女性的自然属性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女性日益论为生育的工具和家庭的奴隶，生活明显受抑，这一过程在女性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方面因被社会化活动完全排斥而导致的能力得不到施展，精神无依托的苦闷和压抑，也是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中全力抛出与实现自己，从而又深化构筑女性的心理结构。而女性生活的这一历史过程经过无数次重复深深积淀于女性的精神气质和深层心理中，形成她们的集体无意识——承认这个世界属于男性，认为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以成全于男子的事业是女性的天职。

素贞以千年的修行付出，许仙却不敢要她的世界。不论是面对青蛇还是法海，他都无力招架，那个为他倾尽所有并且为他怀上骨肉的妻子，最终成为他懦弱和花心的牺牲品。即使是如此，八百年之后，已投胎为张小泉剪刀厂的女工的素贞，又搭上了这个男人，低语、传情，雷击电闪般的恋爱。“如果那个人是许仙的轮回，则她生生世世都欠他！”李碧华敏锐地意识到，女性的命运虽历经漫长时光却并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女性依旧用青春和生命不断地演绎着前世今生的惨烈悲剧，陷入情天恨海而不可挣脱。

李碧华对女性命运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甚至带有宿命论色彩。那么，是什么吸引着女性这样义无返顾的抗争求索，而最终又走进悲剧？方方在《只言片语》中说过：“悲剧的确不总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时代的——就像伤痕文学等作品惯常表现的那样，特别上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在人性的内部，决定于人物即定的性格——它是人物生活经历、文化遗传观念、意识和时代烙印的综合产物”。如此，李碧华探察女性的命运，没有更多地纠缠于社会、政治等因素，而是从文化传承着眼。白素贞对爱情的追求是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但所追求的“爱”从骨子里来说是中国女性几千年为封建男权中心文化所浸透了的一种归宿感，即使经济上独立，精神和感情上始终不能摆脱依附于他（者）而存在的处境。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无意识，潜意识深层对历史文化给定的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认同，导致女性自身主体性的丧失。表面上的刚强对抗与骨子里的奴性依附的双重人格使女性一直走不出“追求／挣扎——幻灭／沉沦”的悖论怪圈与历史阴影。

三、爱情在轮回，大陆女性主义作家徐坤的《厨房》中塑造的现代女强人枝子又在继续着白蛇的人生。枝子是一位百炼成钢事业成功的商界女星。年轻时，她有过婚姻生活，围着丈夫和孩子，整天忙于家务。渐渐地，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正是厨房里的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她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婢，于是，她义无返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

一百多年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不甘于花瓶、玩物的位置，离家出走。娜拉的出走，曾经启悟了中国几代知识女性的觉醒和选择。时至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娜拉们走出家庭，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争取了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解放后，又遭遇到“何处是归宿”的困惑与挑战。按照鲁迅的说法，有着让人羡慕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枝子，不应该堕落，也不应该回来。然而，事业成功后，枝子却又开始“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的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以前无聊琐碎的家务现在却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她愿意认真的去菜市场买菜，回来洗菜做饭，然后快乐的看着丈夫和孩子吃得脑圆肠肥……一如《青蛇》中白素贞，怀着对家庭的向往，枝子从内心爱上了艺术家松泽——她自己一手包装、打造的经营品。她不仅出资帮他办画展取得成功，而且还亲自下厨房唱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为坐在客厅里休闲的松泽准备了一桌丰盛精美的生日晚餐。这个渴望爱与被爱的女人幻想着松泽尽情品尝第一道精美的生日晚餐后，将会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第二道灵魂与肉体的生日晚餐尽情享用，而他将成为她终生可依的男人。但是男人松泽对枝子所抱的却只是玩一玩的念头，结局——枝子的失望乃至失败，就是必然的了。传统文化将女性的行动范围归到家庭之内，将女性幽闭居于家里，她们的职责就是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枝子在出走前就是这种传统意识的体现者，她被定位于家庭之中，担任着妻子、母亲的角色，操劳于早已被新女性厌倦的厨房。后来，她似乎抛弃传统意识，走出家门，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寻求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意义。经过数年的的奋斗，她成功了。但成功的枝子又不自觉地回归到传统文化规定的女性社会性别角色。

小说的结尾，枝子神情麻木地目送松泽之后，回到楼房门口准备上楼时，才发现手中还紧紧撰着厨房里的一袋垃圾，“眼泪，这时才顺着她的腮帮，无比汹涌地流下来”。与其说枝子败于松泽的虚假怀抱中，不如说败在计划入住的厨房内更具悲剧色彩和象征意义。那紧紧撰在手里的“一袋子垃圾”就是女性的传统意识，它带给女性种种困惑，阻碍女性进一步解放自己。徐坤在《关于〈厨房〉》中曾经写道：“尤其是从那个充满了禁忌的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拎着情感的垃圾上路。”那一袋子垃圾不仅是“女性对男人情爱与性爱的渴望幻化成了一种从女性体内撕扯出来的感情垃圾”，同时也隐喻着女性潜意识对男性中心文化规定给女性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认同。这种无意识的认同，使得许多女性“拎着垃圾”上路。拎着时嫌重，想抛掉时又哭。什么时候，女性才能义无返顾的扔掉这些阻碍前进的垃圾负荷轻装上路呢？这正是徐坤潜意识里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怀。

四、《青蛇》和《厨房》以女性内部视点的叙述方式，深入人物的心理甚至潜意识领域，审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带给现代女性自身的困惑。《英汉妇女法律词汇释义》中援引了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可特的解释：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然’的。……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是可以被改变乃至被消除。既然社会性别是由文明生成的，构成的，那么，它应而且可以重构，对之作出选择和调整，使我们的文明转向更合理的结构和体制。如美国著名人类文学文化专家安·艾斯勒在其《圣杯与剑》中所述，相信这部充满了两性战争和战争的文明只是一种文化选择；人类还有可能作两种选择，即选择和谐相处的两性伙伴关系。建构女性文化空间，在根本上也就是获取男女真正平等——两性和谐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