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应具有的可改编性

 
文学作品应具有的可改编性

对文学进行电影改编是电影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作为一门年轻的艺术，电影能够从古老的文学创作中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文学作品中坚实的故事基础、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刻的思想内涵等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从一种美学形态转换到另一种美学形态，这说明文学与电影尽管外在形态不同，但二者存在某些共通性，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虽然每种艺术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艺术之间会相互影响。电影与文学的表现手段不同，电影通过画面和音乐诉诸人视觉和听觉，为观众展现生活。文学语言的基本元素是文字，小说通过文字来描述生活，虽然不具备直观可视性，但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想象在脑海中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面。电影与小说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反映生活，它们在叙事手法、叙事策略上具有相似性，这正是电影改编的理论支持。张宗伟在《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提到，电影的改编对象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个个性是指被改编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被改编的条件。简奥斯丁的小说一再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正是因为其文学作品符合影视每节的转换要求，是很好的改编对象。

1 文学形象具有立体性

电影和文学都是以塑造艺术形象为基础来反映生活的。文学家“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小说通过外貌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文字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勾勒故事场景，使读者通过阅读在脑海中形成想象画面。电影创作者则通过镜头的特写、近景、360度转拍等技术，将具体形象更加直接真实地呈现出来。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越栩栩如生，越具有动态画面感，越具有镜头感。

在电影创作中，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在正式开机拍摄前头脑中都必须先对人物造型、人物性格、画面构图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形成成熟的视听意象，从而将意象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否则电影的拍摄就很难顺利进行。比如《等待戈多》这类荒诞派戏剧中的人物形象不具有立体性格，这就不利于导演对人物形象进行准确的把握。

简·奥斯丁塑造的一系列典型形象性格鲜明，具有立体性。比如《爱玛》一书对爱玛形象的塑造。爱玛的好朋友泰勒小姐的出嫁让爱玛感到非常失落，书中这样描写道：“可惜这些熟人中没有谁能够代替泰勒小姐的，哪怕只陪她半天也行。面对如此令人沮丧的变化，爱玛除了胡思乱想、长吁短叹之外，毫无别的办法，知道父亲醒来，她才不得不强颜欢笑，因为父亲需要有人安慰。”寥寥数语，把爱玛不经世事、天真无邪、重情重义又孝顺懂事的性格刻画的非常突出。她觉得贝茨小姐絮叨又没脑子，就在博克斯山游玩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嘲弄贝茨小姐。这一桥段又表现出了爱玛任性的一面。诚如评论家苏珊·费里尔所说“没有什么故事，女主人公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每个人物都是那样的栩栩如生，风格是那样的泼辣，因此不需要再用任何神秘或探险的故事作为佐料加以润色。”又比如《傲慢与偏见》中，在塑造上流社会贵公子的时候，同样都是富人，但书中描写宾利先生“仪表堂堂，很有绅士派头，而且和颜悦色，大大落落，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架势”，而达西先生尽管看上去“眉清目秀，举止高雅”，但给人感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通过舞会上其他人对二人的不同态度，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两个人物形象的不同。简·奥斯丁通过白描的手法，从人物的语言、行动等多角度来展现人物，从侧面描写人物特征，使人物具有立体性和个体性，这有利于荧屏形象的塑造。而上流社会的贵公子是如何有绅士派头的、达西做了什么让大家感觉他目中无人，这些在书中并没有非常细致的描写，这又给电影塑造形象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必定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简·奥斯丁小说中的环境描写镜头感很强烈。简·奥斯丁笔下的英国乡村风景非常迷人，英国的村庄田野、河流山川、气派庄园非常具有画面感。比如《理智与情感》中描述的巴顿乡舍“那是一处喜人的富饶地方，树木丰茂，到处都是牧场。她们在谷中绕行一英里多才到达自己的宅子。”紧接着作者详细介绍了这所房子的构造，周围的景色，以及宅子理想的位置：“紧靠屋后和两侧不远处，都是高高的山丘；有些小山是开阔的丘陵，其他都是耕地和茂密的树林。巴顿村大部分都坐落在这样的小山上，从别墅窗口看出去，景色宜人。在屋前眺望，视野就更加开阔了，从那里可以俯瞰全谷，看到山谷外的田野。环绕别墅的群山就在那个方向形成山谷的尽头，山谷又在两座最陡峭的小山中间岔开出去，改了方向，也换了名称。”一个普通的英国乡村农舍在简奥斯丁的描述下，安宁幽静，古朴有韵，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让人心向往之。小说中对英国乡村风景的描述并不是非常笼统的介绍，而是极具艺术表现力和形式内涵，从全景到远景再到中近景，非常富有镜头感，这样的环境描写可以直接在银幕上体现出来。这种对典型环境的成功营造使得电影在改变过程中更容易“选景”。

    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前提就在于其具有可视化因素，也就是指小说内容中有运用视听形象来表现的内容。这包括小说对形象刻画的立体感、对某些场景影像化的外观描述、利于视听技术展现的气质精神等等。简·奥斯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她当然更不是电影剧作者，但她对形象刻画上的艺术构思与电影艺术的表现非常相像，这就为其作品转化为电影提供了改编的可能性。

2 叙事时间具有完整性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文学与电影，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与电影从叙事策略、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方面具有共通性。一部小说能否被改编成电影，叙事性是改编实现的基础。小说就是在讲故事，但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适合改编、能够成功的被改编。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电影不能够像小说语言那样自由的描述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环境的微妙变化。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小说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表达人物复杂的内心生活，作品充满了象征和联想，这通过电影的拍摄就很难表达出来。因此，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不仅仅需要形象化的描述，还需要叙述时间具有相对完整性。

作为叙事性的艺术形式，小说与电影一样，在逻辑上具有完整性特征。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在舞会上认识了达西并产生了偏见，并拒绝了达西的求婚，最后通过姐姐感情受挫、妹妹私奔等事件，伊丽莎白解除了对达西的误会和偏见，接受了达西的求婚。伊丽莎白一开始偏信旁人的话，不断加重对达西的误会，达西则因为出身高贵又不愿意恭维陌生人而给人傲慢的感觉。他们的性格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完善，最后伊丽莎白解除了对达西的偏见，达西也变得谦恭有礼，他们的性格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立体化。在《劝导》中，贵族小姐安妮·埃利奥特爱上了青年军官温特沃思，二人订下了婚约。但安妮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嫌温特沃思没钱没势，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安妮出于“谨慎”，忍痛解除了婚约。八年后，在战争中升官发财了的温特沃思上校荣归故里，随姐姐、姐夫当上了沃尔特爵士的房客。他虽说对安妮心怀怨愤，但二人仍深爱着对方。最终，这对相爱的人历尽曲折，喜结良缘。从小说的开端，到故事发展的高潮，再到美好的结局，小说的时间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

小说与电影两种艺术在叙述方式上有共通之处。小说常常会通过大量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人物细微的动作、一处景色如何的独特，而电影会通过镜头的特写直接呈现在荧屏之上。小说对时空的处理与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小说中顺叙、倒叙、插叙等叙述方式就相当于电影中的再现、闪回、前闪。小说可以自由的处理时空，而这些电影通过“蒙太奇”的手法也可以自由切换。无论叙述方式多么灵活，叙述时间相对完整的小说，比之一般作品，在转换为电影的时候会拥有更加有利的条件。简奥斯丁的小说与电影创作具有类似的叙事技巧，观众通过阅读获得的叙述顺序与荧幕展现的时间流变顺序基本一致。正因为故事的时间发展具有完整性，所以简·奥斯丁的作品的叙事时间更容易与电影时间整合在一起。这类小说在被改编为电影文本的时候，其时间的连贯性更利于转换成电影时间。

3 情节结构具有完整性

电影简单的说就是通过画面和音效更好的为观众讲述故事，电影的叙事功能要求电影剧本本身要有很强的故事性。讲故事就不能摆脱传统的叙述情节模式，叙事离不开情节结构。一部影视作品如果根本没有情节，这样的作品就会让观众根本不知从何处去理解，更谈不上产生什么意义。电影如果淡化情节，只是着重表现创作者个人的主观情绪、追求散文化风格，影片就很难被观众理解、产生情感的共鸣。而情节是构成小说的三大要素之一，它能够表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小说戏剧性、可读性的重要推动力。结构是构成一部小说的重要框架，组织安排情节的发展。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很看重情节内容和结构的组建。

乔治·布鲁斯东认为，“电影和小说都是时间的艺术。……小说通过时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空间幻觉，电影通过空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时间幻觉。”因此，出于对时空特征的要求，电影需要运用电影的手段对小说的情节和结构进行重新把握。

简·奥斯丁的作品情节内容基本都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她往往会通过情节的安排来逐步揭示人物的人际关系，精心安排一些戏剧冲突来体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从多层次多角度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作者安排年仅十岁的范妮寄养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寄人篱下的桥段体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二姨妈伯特伦对范妮很好，她心地善良，并没有对范妮另眼相待；大姨妈诺里斯太太总是告诫范妮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她贪小便宜、内心虚伪；范妮的两个表姐玛丽亚和朱莉娅瞧不起范妮，她们以捉弄范妮为乐，并无手足之情，还认为范妮社会地位低下，非常势力眼；范妮虽然受到姨妈和表姐的白眼，但她以德报怨，默默忍受内心的委屈，从不挣扎反抗……两个表姐与人私奔的情节中，范妮变得异常坚强，她成了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给予姨妈精神上的慰藉，她自身的人格魅力引起了姨夫托马斯爵士的重视，也赢得了埃德蒙的爱。简·奥斯丁正是这样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和活动，使不同的人在同一事件中展现出自己的性格特征。

简·奥斯丁的小说不仅在情节安排上重视塑造人物，情节设置合情合理，符合生活的发展规律及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而且结构的安排也是环环相扣，十分周密。比如《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太太期望女儿们能尽早嫁出去，所以热衷让女儿们参加贵族青年宾利的舞会，通过舞会简与宾利相识相爱、伊丽莎白与达西相识相爱；小镇来了民团联队，官兵们日日舞会，最后引发了感情冲动的莉迪亚与负债累累的军官威克姆私奔事件；伊丽莎白去柯林斯夫妇家做客、随舅父母去达西的庄园参观，两次巧遇达西，给了二人了解对方的机会，最终放下了傲慢与偏见，有情人终成眷属……再如《理智与情感》中，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性格截然相反，姐姐懂得怎样克制情感，妹妹却放任情感去支配行为，这就导致二人的爱情之路各不相同。当埃莉诺得知心上人与别人私定终身的时候，她把痛苦深埋心底，默默等待，最终和心上人共结连理；玛丽安放任自己的感情，草率爱上富家子弟威洛比，最后却发现自己被威洛比玩弄，精神上受到了巨大打击，最后吸取教训嫁给了深爱自己的布兰顿上校。姐妹俩在爱情之路上不断成长，最后理智战胜情感，获得了幸福。小说以姐妹俩的爱情经历为主线，穿插了许多风波，这些情节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类似的结构安排在简奥斯丁小说中不胜枚举，结构的安排组织合理，线索之间联系紧密，是小说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简·奥斯丁小说成功的情节和结构安排从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这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对简·奥斯丁小说的改编不仅能够丰富电影的内容，又能使电影结构完整，逻辑合理，从而能够提升电影的品质。

4 叙述语言利于改编

小说是语言符号的艺术，电影是视觉影像的艺术。人类对于视听信息的获取具有共通性，因此对语言符号的阅读和对视觉符号的理解是异曲同工的。语言在“开掘思想和感情，区分各种不同感觉，表现过去和现在的复杂文错和处理大的抽象物等方面得天独厚”，语言符号能够细致入微的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触觉、无意识心理，从表现力度上说，电影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小说中运用的幽默风趣的对话是电影能够直观表现出来的。

乔治·布鲁斯东指出，电影剧本的一些特性“与构成简·奥斯丁风格的那些成分——缺乏具体性、不使用借喻性语言、无所不达的视点、依靠对话显示性格、对明确性的苛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正是指小说语言技巧方面与电影剧本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对话是电影最主要的声音元素。电影具有大众化、工业化的特性，为了让观众容易看得懂，电影强调的就是在叙述方式上追求大众化、简单化。如果一味的为了表达个人的思想哲理，这样的影视作品很难被观众接受。简奥斯丁的小说与电影剧本相似之处就在于她善于通过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简奥斯丁非常重视语言的力量，其次才是人物的心理描写、动作描写、外貌刻画。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约翰·达什伍德和他的太太商议怎么样用父亲的遗产帮助异母妹妹。约翰在父亲临终前曾答应“要尽力让她们生活过得舒适”，“心里琢磨着要送给他妹妹们每人一千镑”。但通过对话，口口声声“我做事从来不愿小气”的约翰在太太的鼓动下心安理得地决定分文不给了。通过对话，读者清楚的看到了范妮的精明自私和约翰的心胸狭窄、毫无主见。

简·奥斯丁的对白设计话中有话、绵里藏针，非常具有表现力。比如《爱玛》中爱玛劝说哈丽特拒绝罗伯特·马丁求婚的对白，她嘴里说着“我可给你出不了什么主意”，但接下来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假如一个女人对是不是该接受一个男人还有疑惑，那她就当然应该拒绝他。”通过对话不仅刻画出了爱玛敢爱敢恨和哈丽特犹豫不决的性格特征，而且还体现出了微妙的人际关系。这类的精彩段落还有很多，比如《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夫妇关于拜访宾利先生的对白，让读者感受到了贝内特夫人是如何的嫁女心切。听说一个有钱的单身汉做了自己的邻居，她就不断怂恿丈夫去拜访他：“他兴许会看中她们中的哪一个，因此，他一来你就得去拜访他。”而贝内特先生却是一个“乖觉诙谐，好挖苦人”的人，他面对妻子的喋喋不休，出演讽刺道，“你的姿色并不亚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一去，宾利先生倒作兴看中你呢。”面对贝内特先生的挖苦，贝内特太太却并没有觉察，反而说“我以前确实有过美貌的时候”，由此可见贝内特太太的确是一个“智力贫乏”的人。这些风趣幽默的对白设计，充满了强烈的个性色彩，极具表现力，贝内特夫妇的性格特征在对白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学创作中，对话是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叙事手段之一。简·奥斯丁在作品中设计的人物语言对白看似简单，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通过对话，读者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小说人物的想法，比如在对话中，读者能明显的感觉到贝内特先生对威克姆夫妇的厌恶，这也促使威克姆夫妇最后去了遥远的北方。对话语言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比如达西向伊丽莎白第一次求婚，两个人激动的把以往因为傲慢与偏见产生的矛盾与误会顷刻间爆发，之前的种种铺垫归结于这次的求婚，而之后误会解除、两人相爱并在一起又起引于此。在这里，人物对话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主要情节。

简·奥斯丁设计的对白语言不仅刻画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视听感，这与电影追求的画面感不谋而合。小说中的对白可以不经什么转换，直接被电影改编者所采用，这是小说具备的先天优势，为改编成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台词基础。

小说语言在表现能力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小说文本中存在很多空白点，留给读者想象，其结果就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表白，书中诙谐地写道，达西“吐露起傲慢之情来，决不比倾诉柔情蜜意来得逊色。他觉得伊丽莎白出身低微，他自己是降格以求，而这家庭方面的障碍，又使得理智与心愿总是两相矛盾。”简·奥斯丁用自己的评论将达西的话中表达的意思，甚至是言外之意简单地复述出来，但是达西具体说了什么最终触怒了伊丽莎白，导致伊丽莎白一口气道出了心中对达西的不满，读者不得而知。对于电影改编者而言，这种空白点的存在给了电影改编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融入电影的时代特色和创作者的个人意志。

5 思想内容具有时代性

    张宗伟在《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提到，电影的改编对象应该具有时代性特点。时代性是被改编的对象应该具备超越时空的内涵，可以属于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由于时代的距离，后人对名著的认识和理解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不能揭示原作者的本意。但名著被传诸于世，至今仍富有活力，是因为其精神内涵能够体现当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和审美观。

    简·奥斯丁的小说内容无非是18世纪初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作品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内容，故事情节是男婚女嫁等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普通琐事，小说冲突也如“茶杯里的风波”一样没有大的波澜。然而诚如沃尔特·司各特所言，“奥斯丁点铁成金的妙笔使得日常平凡的人和事仅仅由于描写得逼真和感情的真实而妙趣横生。”作者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口，来表达她对人生的严肃探讨。有时她会直接插入到故事的叙述中，对事件进行一通一轮，直接宣扬自己的处世态度，表达她对婚姻、爱情、财富、学识等主题的认识。

私奔的桥段几乎涉及简·奥斯丁的所有作品。尽管作者从没不曾给予正见，但她详细描绘了私奔这种事情给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本来高傲自大的诺里斯姨妈听到玛丽亚与克劳福德私奔的消息，整个人吓变得“意兴阑珊”，连失望的滋味都无暇体会。《傲慢与偏见》中，莉迪亚的私奔更是引起了全家人乃至亲友的惊恐，因为她的这种行为甚至会影响姐姐们的出嫁。而达西悄悄找到了私奔的莉迪亚和威克姆，并促使二人结婚，这挽回了贝内特家人的面子，更使得伊丽莎白对他无限感激，并最终接受了他的爱情。当然，现代社会对私奔的行为多了一些包容，但简·奥斯丁却在字里行间向我们表明，人们在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亲朋好友的感受，因为恋爱婚姻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劝导》第十一章中，安妮与哈维尔上校争论女性和男性谁的爱情更忠贞，他感慨女性“当现实和希望都已消失的时候，她们心里的爱情依然会经久不息。”现代人在物质生活富裕了之后，更加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安妮的言论代表了一部分女性的心声，这种心声跨越了时代的束缚，独到的见解非常耐人寻味。《劝导》第三章中，埃利奥特从爵宣称讨厌海军，因为海军不取决于出身的晋升和粗糙易老的容颜。对于埃利奥特看重出身、以貌取人的言论，作者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傲慢与偏见》中，威克姆看上去“容貌举止样样都很出众”，“谈吐又十分动人”，然而看上去谦虚有分寸的威克姆实际上却是个处处欠债的赌徒、为了财产试图引诱恩人的女儿私奔，诱骗莉迪亚私奔、却根本不愿意对她负责任。以貌取人是人类的一种心理本能，人受到“第一印象”的影响，会对事物产生不同的认知。在简·奥斯丁生活的年代，人的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女人从属于男人，因此女人在婚嫁方面必须考虑男方的经济条件。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每个人的财产问题，甚至详细介绍主人公的年收入。《劝导》里的沃尔特爵士、《傲慢与偏见》里的贝内特太太、《理智与情感》中的达什伍德太太等长辈在为子女考虑婚姻大事方面都很重视对方的经济实力。但作者同时认为，如果草率的对条件优越而用情不专的男人以身相许，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理智与情感》中的埃莉诺就是一个活例子，她迷恋富家公子威洛比，没有理智考察威洛比的为人，最后险些酿成悲剧。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证实一个人的本质，看重出身、以貌取人的世俗偏见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价值观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的人仍然存在，而作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不能仅凭外在去断定一个人的好坏，关系到一生幸福的婚姻大事更要严肃认真，不能被表面现象蒙蔽了眼睛，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只考虑物质层面。

人类的情感、体验是会跨越时代、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诚如房莉提到的，“名著之伟大在于它挖掘出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而灌注成作品的主题，从而使作品具有生生不息的动力。”简·奥斯丁在小说中对婚姻、爱情、财富、学识等主题的思考是人类发展历史上避不开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对这些主题的评价使得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其中她对婚恋主题的见解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因此她的小说具有时代性的特征。这是她的作品时至今日仍被电影改编者义无反顾请上银屏的重要原因。

6名著本身蕴含商业价值

电影产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电影创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投资方赢得利润。影视创作是艺术，同时也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改编的电影在前期宣传中已经占得先手。文学经典改编成电影，这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可以为投资方节省很多宣传费用。名著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强大的影响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名著本身蕴含的商业价值。

简·奥斯丁被誉为“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文豪”，她是英国本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19世纪初，英国文坛充斥着家浪漫主义潮流，简·奥斯丁的小说像一股清泉，一反常规地展现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继承发展了英国18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打破了当时英国文坛庸俗无聊的风气。她的作品风格诙谐，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来嘲弄人类自私、势力、愚蠢的弱点，深受读者欢迎。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简·奥斯丁小说的喜爱长盛不衰。据说在一战后的英国医院里，就推荐用奥斯汀的小说来辅助治疗战后创伤综合症。简·奥斯汀的小说一直很流行，在世界各地都有她忠实的读者。自1995年英国BBC公司重拍了简·奥斯丁的成名作《傲慢与偏见》之后，不仅这部电影在英国造成轰动，更是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性“奥斯丁热”。“‘女性是否总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讨论在报纸上热烈展开，连英国权威杂志《隐秘的眼光》也提出了‘简·奥斯汀迷狂现象。”

    基于经典原著的知名度和拥护群，改编经典的举动本身就注定会引来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的关注，具有较高的话题性和关注度。电影还未开拍，投拍者就可以利用名著本身的影响力来赚取大量人气，受到市场的欢迎。受众具有评判比较心理的需求，因此在观看电影作品的时候，受众会产生期待心理，会对剧情、场景、演员等元素产生期待。对简·奥斯丁小说情节耳熟能详的读者，他们希望看到自己脑中形成的场景、人物形象能展现在眼前，更加有兴趣把电影跟原著进行一番对比。投拍者利用观众的这种心理进行炒作，观众的观影欲望会随之增强。改编电影在制作和宣传中借助名著本身的号召力，从一开始就具备舆论的优势，这就更容易创造票房佳绩，容易使投资者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引导下，改编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自然促使电影投资者乐于选择名著的改编。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义不是‘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世界涌现越来越多新的秩序、规则，人与人之间缺乏安全感、信任感，容易对社会产生迷茫的情绪，这种迷茫会导致人“对未曾经历过的时代产生怀旧”。这就不难理解近些年时尚圈掀起“复古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偏爱经典作品。对经典的追忆和重温，符合受众的怀旧心理，容易取得良好的市场效应，这也是投资方乐于翻拍经典名著的原因。

    约翰·伊佐德认为，兼备文学性和电影性的小说是文学和银幕共有的财富。从艺术层面上讲，电影与小说具有艺术的共通性。简·奥斯丁的小说在艺术层面上具有突出的“电影化”特点，在思想层面上具有时代特色，这些都吻合电影创作的需要，加之名著本身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为电影的成功改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简·奥斯丁的小说本身符合电影改编的条件，具有很大的改编价值，难怪电影投资者们对简·奥斯丁的小说改编趋之若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