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发展与人文道德的互动

从传统哲学意义的角度而言，科学技术（即人类知识）与人文道德同属于人类文明范畴，进一步来说，二者都是人类文化的时代进步与变革的产物，同时又是人类文明前行发展的必要因素。

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理性的进步（即科学的进步、知识的扩展）会导致道德层面的进步，但对极端理性主义的过分宣扬使得唯理性主义越发泛滥，甚至于使这种偏离初衷的思想成为一种主流的共识，让人们对知识与道德的认识与讨论渐行渐远。其结果在学术界表现为通俗的“文理之争”。

知识与道德的分离甚至于衍化为一种对立，俨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无知的一部分，以至于出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蓬勃发展，人文道德却每况日下的尴尬格局。这样的反差，绝不是任何一个时代所追求的。作为地球上普通物种之一的人类，1945年7月16日这一天开始正式告别昨天。10万年中，人类以一种近乎蝼蚁的状态存在于地球之上，如今科技的发展却让我们掌握了毁灭一切存在的“魔力”。发达的科技给我们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自当拜谢人类的智慧，至于使整个世界时刻陷入威胁的另一面，与其说是被忽视倒不如说是一种漠视。当我们的科技水平逐渐达到更高的层次时，这种威胁已是“图穷匕见”，但似乎这一切都变得无可奈何了，或许并不止于视频影像中的智能机器人的反抗，生化危机或全球性的核灾难。也许科技的魅力就在于这种不可预知性，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探索追求，同样这也是它的恐怖之处，因为我们不知道打开的是巧克力还是“潘多拉的魔盒”。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石器时代经历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到当今的电器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的发展史。传统的道家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皆处在“相生相克”“物极必反”的规律中，这种观点与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这并非是让人们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而是“操之有度，行之有节”，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前进发展的本质在于矛盾，而矛盾自身又由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两个部分组成，如果说知识水平（即科技水平）是人类社会发展这一“大矛盾”中的一方面时，那么与他作用的“阴阳面”便是人文思想（即人文道德）。

18世纪开始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变革潮流，在思想领域冲击着整个世界，因此我们将那些思想先驱称之为人文主义与理性的奠基人，特别是理性思想的“时代大讨论”，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思想动态与道德的评判。就在同一时期，科技界的重大变革也是备受瞩目意义深远，为此我们迎来了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电气时代，同一时代发生在两个不同领域内的世纪变革绝非偶然，二者本身便是相伴而生的。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直接影响了被称之为“欧洲良心”的伏尔泰的思想，启蒙思想家们开启了对人性的讨论，潜移默化地驱使近代科学开始对生命个体进行系统研究。相反，同时代的中国人文道德思想被不断“改头换面”的儒学束缚，局限于传统的“君臣父子”关系之中，自然难以为创新提供生长的土壤。

人类的智慧和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平衡点，人类科学的进步必须是建立在一种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内，方能正常运行。这样的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每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人们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控措施，例如立法，但是有法律就有违法者，这显然不是最安全的手段，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 ：“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由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自始至终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关系，是人为设定的一种后天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靠血缘关系和道德自觉性予以维系的关系。相对于前者，后者有着更为稳定的保障性，简单地说，相对于法律的强制性，道德的自觉性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人们不安的心理逐渐平复下来。

当代社会公民知识与德性的分离，使得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与道德的滑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失衡显然是对潜在规律的悖逆，其后果与生态失衡相比有着更直接的毁灭性。《圣经》中记载的“罪恶之城”——索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有着高度文明的古代城邦。据考证，比起同期的华夏文明早500多年进入“青铜时代”，这样两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却因太多的罪恶，遭到上帝降下的大火和石灰而从地球上消失，长眠于死海之滨。

科技的发展就是人类工具的不断变革，当前的科技发展是以智能化，信息化为导向的，以工具的变革不断地解放人体的各项机能，但工具毕竟是工具，人可以拥有工具，驾驭工具但绝不能受制于工具。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绝不能成为图谋不轨者威胁甚至破坏秩序的道具。

早在数年前，美国海关就有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一些高技术企业很可能已经成为恐怖组织的供应商。为了尽可能的限制进行采购的重要渠道，防止高新技术产品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美国政府随即要求相关企业交出可疑客户名单。至此，美海关部门已经列出近100项恐怖组织可能从美国企业采购的商品清单，用以提早对300家制造上述商品清单的企业进行审查。据美海关官员透露，该清单包括可以用来制造核，生化武器的高尖端技术和产品以及能够帮助恐怖分子躲避遭警方探测或抓捕的设备或工具，其中很多商品都属于军民两用的产品，也就是说，一旦这些东西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就会成为制造武器的有利工具，高科技的商业化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全新的平台，显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深，这种现象所影射出的问题已不仅仅在于美国，而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挑战。

出于笔者职业的敏感性，国际国内犯罪现象所呈现的技术化，智能化，隐蔽化的趋势早已成为当前公安工作中棘手的时代性问题，犯罪行为人大多是有着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骨干”。正如湖北省首例制造新型毒品的大案，参与制造的的核心人物就是原同济医科大学的副教授，其通过在毒品方面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伙同咸宁一医药保健公司制造贩卖毒品，并形成了一条跨鄂豫晋粤的特大毒链。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习近平书记对新时代科技人才选拔运用所提出的标准。“有才无德”则是小人，我们常说“科技是把双刃剑”，科技是服务大众还是为祸人间，其根本在于使用者的德行，因为在科技研发的队伍里不仅有正人君子同样有魑魅魍魉。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研制核武器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他甚至于后悔当初从事科研，一个合格科技工作者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来自职业的良心。因此，我们一直在强调科技安全根源于道德的博弈。

“路漫漫其修远兮”，人类但若想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去维护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点。高度发达的科技并不等同于高度的安全，高度发展的文化必须与高尚的社会道德相匹配。人类的未来是科技的未来，也是道德的未来。如何使科技的发展与道德步伐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而齐头并进，考验的则是全人类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