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周礼》官制实践的可能性及其当代启示——以新朝经济改革为例

一、引言

《周礼》是记载上古官制的一部书，目前对于这部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仍旧存在很多疑问，但对于其中所涉及到的上古的官制系统学术界并无二见。笔者主要探讨上古官制对于当代社会是否有一定的意义，甚至这种上古的制度在当今是否还具有实践的可能性。这其中将以王莽新政改革中的经济实践为例进行研究，浅析关于上古到两汉之交这一时期内官制的变化和有效性。

王莽是一位深受儒家学说熏染的“学者皇帝”，新朝时期，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这其中涉及政治、文化、民族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土地政策和币制改革两方面着手讨论这些政策在当时的影响以及其在后来的实践意义。

二、《周礼》 ：土地制度之实践

首先，新政在土地制度上进行“王田制”改革。《汉书·王莽传》说：“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从字义上看，王莽试图想要恢复井田制，但是这条政策旨在说明王莽希冀以此抑制当时日益猖獗的土地兼并，稳定社会秩序。《周礼》中掌土地征税之官是地官之属，这类官职主要是掌任土地之法，分别征之。贾公彦《周礼注疏》中有“载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之说，载师之事，就是“事民而税之”。《禹贡》中有“冀州既载”，这里也就可以看出载师乃为人官之长。按照“地官篇”的“叙官”的描述，地官系统共有七十九个职司，地官“使属其帅而掌邦教”③，但同样从“地官篇”中可以发现，掌教固然是地官职责的一部分，但地官似乎更重视土地与人民。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上古时期，生产技术并没有出现两汉之交时的铁犁牛耕，大多数仍然是粗耕的方式，这也就导致这两个时代对于掌管土地官员的不同态度，换言之，也就为“王田制”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第一，二者目的不同。《周礼》中地官之属主要是为了平衡当时土地分配，更加重视土地对于人们生产作业的影响，但是王莽时期的“王田制”主要是为了平衡阶级关系，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土地秩序，保证社会持存。

第二，二者经济基础不同。即使到了西周晚期铜制器具被大量使用的时期也没有实现生产力的急速进步，直到春秋末年，铁制器具出现以后，人类社会才开始摆脱刀耕火种的作业方式。文景之治使得汉朝的经济实力大增，虽然经历了汉武帝时代的疯狂外侵、成哀之世的入不敷出，但西汉末年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周礼》之世不能抗衡的。因此，在生产力已经超越时代限制的条件下企图回归当时的政治是极为不现实的，这与王莽的“儒生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这种土地官制的设置显然违背了当时贵族的利益。上古时期的官制设置其政治形态是土地国有，鲁改革之后，在汉代实际上是土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希冀以《周礼》之制度规范时土地贵族是一大谬误。在贵族政治的社会，这种“王田制”的实践是必然失败的。

三、《周礼》 ：币制改革之实践

王莽对于币制的改革政策最终成为新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王莽时废五铢钱，据《汉书·食货志》载：“更为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凡二十八种”，并且下令对于私自铸币者严加惩治。这在当代人看来是属多此一举，当时汉代已经有了固定通行的货币，为何要恢复龟、贝为通货媒介？（当时金银并没有成为后来的货币，其同龟、贝一样都是普通的交换媒介。）除了利用托古改制使政权立于合法地位的目的之外，也是因为当时的汉朝庄园制时兴，贵族私自铸币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新帝想要以此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这种改革和《周礼》中对于财政的调整是不同的，一为生产力水平不同，已于上文所述；二为《周礼》的财政政策并不是针对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市场的通行需要，用来调整在西汉末年出现的阶级矛盾是王莽将经济政治化的做法。

《周礼》天官第三类共有属官九人，均为掌财货之官。当时的掌管财政的大臣主要是“掌大贡九赋，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贿于诸府”。《尚书·洪范》载：“一曰食，二曰货。”有做生意的人，那么府官就要设置市场让百姓在其中进行买卖，并须知物货好坏与否。同时有玉府“掌邦之赋入，辨其财用之物而执其总”，进入入太府的物品，皆由职内一一检验，这大概就是郑玄所说的“受用之府若职内”。从这里可以看出，《周礼》中的货币政策不仅对于货币种类并没有明确要求，而且对于邦之出入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依《周礼》，当时的龟、贝之类只是为了应付交换，方便出货，而王莽的币制改革则更多的侧重于缓和政治冲突，并且只是肤浅地改变货币的类型，对于上古货币政策的本质并没有深切地把握，不仅没有能实现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且加速了新朝的灭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以上古的财政政策而改变现状的做法是十分不妥的。

王莽新政失败之后，其经济改革也随之灰飞烟灭。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多是源自唐宋以来的三省六部制，这种制度在宋元明清时期逐步演化成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独裁政治。通过对汉代管理经济方面官制的初步探微可以得知，在政治上实现超越是可能的，但是在经济上实现跨越是绝对不现实的。上古的官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取决于当时尚处于粗耕经济的基础，其政治上的官制设置是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放在新朝尚且不很合适，对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发生巨变的当代中国这种官制的实践更是无稽之谈。但是，这并不意味《周礼》的官制体系对于我们当代政治建设毫无意义。

四、《周礼》官制系统对于当代的启示

《周礼》的官制系统在王莽新朝时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运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官制的失败。在当代政治的转型时期，怎样更好地完善公务员体系俨然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从《周礼》的“六官”中可以显见一些对于当代政治实践较为有益的策略，笔者于此仅做浅陋之谈。

第一，通过分权解决独裁问题。唐代贾公彦在《周礼正义序》中写道：“夫天育蒸民，无主则乱；立君治乱，事资贤辅。但天皇地皇之日，无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在这里，《周礼》强调通过君臣合力来治理国家。笔者以为，《周礼》中最大的政治特色就是没有独裁，即使是作为冢宰的天官也是有八法对其进行制约，制约独裁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权——六官各司其职，官下设属，分管其政。“官联”使得官员之间实现相互制约，这和启蒙时期孟德斯鸠以三权分立实现权力的制衡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对于当代中国怎样解决权力交叉、官员队伍冗杂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例。

第二，通过模拟“春官”的设定规范官员“礼”的实践。古代讲求“礼制”，春官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官员的精神层次，这对于提高官员的个人素质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行政官员而言，仅仅靠法律的约束已经不能保证官员政治的合理合法，或许从精神引导的层面考虑问题，能够取得一定效果。这对于平衡社会关系和稳定民众心理具有超乎法律的意义。法律在当代中国民众看来其威慑力远不如文化舆论，这与中国传统习俗密切相关。西方与中国不同，古希腊时代的法律条例对于其民众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民众则多依靠礼制、舆论等方式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因此，《周礼》春官的设置对于官员队伍整体素质的督促具有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恢复上古的“春官”制，但对于如何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化不得不说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第三，在反观历史的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借鉴的西方某些体制也要高度重视。孙诒让在《周礼政要》中曾讲到，西洋之体制古中国无一不有。这是当时晚清至民国时期学者常持的一种观点。对于任何一种体制的借鉴都应该有太炎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周礼》是，西洋之体制更是。

《周礼》中对于政府在社会中的分工的阐释已经很明确，对于国家机器功能的分配已初具现代国家政治的模型，并成为后代政治改革的依据（如王莽改议制；苏革管制；王安石变法；太平天国的“天国新法”等）。不得不说，《周礼》对于现代国家政治改革依旧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面，以上只是笔者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望大方之家指正！

参考文献：

[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2]孙诒让：《周礼政要》，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一版。

[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7年第一版。

[4]钱穆：《国史大纲》，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5]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8月第一版。

[6]顾迁注译：《尚书》，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7]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12年7月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