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鲁迅关于生死的探究

摘要：鲁迅在他的“彷徨时期”非常集中的讨论生死问题，这不是偶然的。笔者试图通过鲁迅与其时代特征的分析，梳理鲁迅如何走上思考生死问题之路，揭示出鲁迅探讨生死问题背后的逻辑与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思想深度，并指出鲁迅也许并不仅仅触动到了近代中国人的命运，甚至触及到了整个人类的精神状况。

关键词：鲁迅  现代性  死亡

Abstract：It is not incidental that Lu Xun discussed intensively about life and death in his hesitation.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Lu Xun and his times, demonstrate how he turns to think about the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reveal Lu Xun’s logics behind his discussion of life and death and his depth of thinking about the matter. Besid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Lu Xun not only touches the Chinese destiny of Modern China, but also the spirits of the whole humanbeings.

Key Words: Lu Xun    Modernity   Death

鲁迅与生命、鲁迅与死亡的问题已经讨论的太多了，在这个问题上还能谈些什么呢？笔者以为很难。然而，鲁迅与生命、鲁迅与死亡的问题是不是就“说完了”呢？笔者同时又认为是否定的，鲁迅是说不完的。正因为如此，笔者还要试图在鲁迅那里找到可以说的东西，这既是鲁迅自身的丰富性所决定，也是当我们的时代面临诸多新问题时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回到鲁迅，以及回到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那里，在他们的思想中获得滋养，以启发我们去关照我们自己的时代与时代的精神状况。

当笔者今天试图再来讨论鲁迅关于生与死的探究的时候，我们不难想到，生与死的问题，不正是当时西方思想界所讨论的中心话题吗？无论在文学层面，还是在哲学层面，生命、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死亡的沉思……都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因此，笔者今天的讨论，就是试图将鲁迅放在一个更大历史空间中，重新展示鲁迅作品中生与死，希望能够有新的发现。

一、鲁迅与时代

鲁迅最有名气、最有影响的作品与作品集早已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但是，当人们开始认真的研究他的时候发现，鲁迅与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化战士是非常不同的。鲁迅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正式参加到新文化运动当中，也就说周树人正式成为鲁迅的时候，鲁迅已经38岁，比起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鲁迅已经很“老”了，这也不仅仅在说他的年纪，而是说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彻底性已经将闯将们完全的抛在了后面，似乎也可以说周树人早就为成为鲁迅准备好了一切，这绝不是溢美之词。因为，当我们反观鲁迅早年在日本作的几篇重要的论文就可以明白的看到，那时的鲁迅的思想水准已经相当成熟。

1907年，作《文化偏至论》，鲁迅27岁。此文开篇劈头便说：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

一语点出中国文化思想界、乃至政治经济领域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曰，抱残守阙，其下场不过自取灭亡；二曰，全盘西化。可是，在1907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在甲午一战，灰飞烟灭，所谓只学西方的技术不够，还要学西方的政治制度，其表现便是“戊戌变法”，其结果也无非是改良君子人头落地。而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鼓吹“新民”，算是开启了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的先河。对于异常敏感与冷峻的鲁迅，怎么会无视这一切呢？然而，他并不是在混乱的思想中，简单的提出自己的判断，而是反求于历史，这是鲁迅习惯的方式，他立足中国现实结合历史，得出结论：

“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这样，一方面抨击了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又提出了与中国历史“吃人”传统相反的“立人”的主张；既抨击了所谓的器物层面式的“洋务”，强调人的精神素质——“掊物质而张灵明”，又抨击了所谓制度层面的“民主”——“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鲁迅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他思想的核心都是——“立人”。能够在20世纪初，提出这样深刻的主张，是偶然的吗？显然不是。

鲁迅在日本巧遇 “尼采热”，尼采思想在日本大肆传播，影响巨大，尼采被看作是“文化的批判者”，他批判西方文明、批判国家、批判科学、批判自由平等、批判基督教……今天我们知道，黑格尔死后，西方近代哲学穷尽了一切可能性，陷入深深的危机，哲学的危机一方面来自于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同时，哲学的危机其实又是西方人的危机、西方社会危机在思想中的反应。西方文明在经历近代科学进步与启蒙之后，理性被推上神坛，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渗透着理性，社会生活彻底的理性化，或曰被理性安置。个人变得无足轻重，个人的情感、信仰、志趣……只要通不过理性法庭的审判，通通被宣布为非法。理性的典型表现——科学，此时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所谓理性成为工具理性，理性沦为欲望的工具，而其本身却似无头苍蝇，四处冲决……这种恶劣的现代性病症，岂会是敏感的思想家无视的？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先驱叔本华、祁克果……还是后来的尼采、柏格森、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都在各自不同的论述方式中，将现代性的问题彻底的暴露出来，并加以无情的批判。且不说西方思想家，就连中国的梁启超到了欧洲之后，也注意到了这点，他说：

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的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不起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度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墙面保持。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这无疑抓住了西方文明虚无主义的表现。西方文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西方文明失去了方向，“科学·理性”只负责人们不断的加速的向前，却不知道这个“前”指向何处以及为什么向前。意义缺失了,欲望成为“科学·理性”背后的真正动力。尼采看到了问题，他疯狂的批判，他提出“强力意志”（der Willer zur Matht）试图克服虚无主义，他热情洋溢的言说显然感染了青年鲁迅，鲁迅宣扬尼采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成分，肯定人的意志与热情，正如在《狂人日记》最后，鲁迅的呐喊 “救救孩子”之前，狂人反思道：“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真的人”、“真人”是鲁迅所一直所呼唤的，不管是早期那个简单相信进化论的鲁迅，还是后来对青年不太信任的鲁迅，“真的人”、“真人”、“魏晋风度”一直是鲁迅所崇仰的。他所要立的，与他所希望立的，就是“真人”，就是有真性情的，敢做敢当的，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大写的人。

二、“立人”问题及其他

鲁迅在现代文明的进展与中国历史的巨轮中，产生了一大堆的问题，“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日本，鲁迅从尼采那里，或者说鲁迅在以尼采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文学家那里吸收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时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思想，一方面是回应已经蔓延到东方的西方文明，一方面是回应中国的现实。

 “立人”的确是个好字眼，立什么样的人，是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那是一个目标的设定，鲁迅呼唤的“真人”也是一种。但是，如何“立”呢？凭什么“立”呢？“立人”的动力在哪儿呢？这一系列问题映入眼帘。

早年鲁迅认为对本民族的自豪感，似乎可以成为“立人”的动力。1903年鲁迅写下了：“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句子。同样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说：

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深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鲁迅对中国有着深刻的批判，然而，须知这深刻批判之中包藏着多深的爱，非如此，鲁迅便写不出这样的文字。鲁迅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首先成为他要主张“立人”的动力。

可是，到了“呐喊”的前夜，鲁迅似乎犹豫了，鲁迅百无聊赖——“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他对前来求助的钱玄同说了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他似乎已经不是那个能够在日本写文章、办杂志，呼吁改变中国人精神的人了，他以为他所做的，皆是无用，而钱玄同等人所做的，也无非是“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38岁的鲁迅，曾经想要立人，这时却连自己都立不起来。思前想后，他说：“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于是，他出来呐喊，他加入到《新青年》的队伍当中。然而，既然是呐喊，就只能是助威者，并非冲锋者，鲁迅自己也说：“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之后，曾经的冲锋者，各奔东西了，一些人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一些人参加了国民党的革命、一些人犬儒、一些人沉沦……作为呐喊者，鲁迅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所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9月到1926年1月期间，鲁迅的肺病发作，而且这次的病发，几乎让鲁迅提前十年去世。他本人却在这前后，开始探讨生命与死亡，他似乎觉得只有在这种“不以啮人，自啮其身”中才能发现生命的意义，而只有生命的意义才能使他发现“立人”的根基。

鲁迅在反复的挣扎、解剖中，他给出了一个似乎让人吃惊的答案：死亡！

唯有死亡才能证明生命的存在，才能赋予生命的意义。于是，他有些癫狂的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有人以为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思想”其实不然。我们不妨跳出鲁迅，来看看和“彷徨时期”的鲁迅几乎同时的大哲海德格尔对死亡的存在论阐释。

海德格尔继承了现代哲学先驱对现代性的批判，并由存在问题直接突入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怎么样看待人。以此在（Dasein）的生存——即作为此在式的存在者（即人）的存在方式为切入点，展开了对现代人“沉沦在世”的生存状况的批判，他说：

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自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

海德格尔在生存论层面讨论“人”（此在）的存在状况，虽然，他经常强调这些论述跟伦理问题不相干，但是，我们分明可以读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不能成为自己，而成为他者。作为现代人，人们沉沦、混世，别人如何，自己便如何，加之现代传媒的蓬勃发展，个人更是彻底的消失不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判断……”个性、个人完全的消解在“常人”（das Man）之中，唤回自己，让自己成为自己，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尼采提出了超人，尼采的超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好莱坞英雄，而是平庸、停滞、唯唯喏喏的反面，超人不是某个人，而是彻底将激情释放、将生命升华、向庸众宣战、重估一切价值……在激情与狂放中创造新的价值的人的目标，这人不是将要实现出来的，而是人应当不断呼唤的。海德格尔认为要结束这种与“常人”混世的状态，必须唤回本真的存在。日常状态中，人们逃避死亡问题，或沉溺于物，或消失于常人，然而，死亡不能被人代替，不能在他人的死亡中领会本己的死亡，因此，死亡真正是属于个人的。此在（人）唯有在先行领会到死亡，此在（人）才能从沉溺于物和消失于常人的状态中抽身出来，而这就是人的根本命运——向死存在，海德格尔说：“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畏”，而“能够把持续而又完全的、从此在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存在中涌现出来的此在本身的威胁保持在敞开状态中的现身情态就是畏。在畏中，此在就现身在它的生存之可能的不可能状态的无之前。”此在在“畏”，它便领会到一切存在之可能性的终结，而唯有在领会到这种终结之时，“此在之可能的整体性”便彻底的以最本己的、最个别的方式暴露出来。唯当此时，生存之意义才凸显。

三、鲁迅作品中“向死存在”的演绎

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与小说“我”的关系，笔者以为最引人遐思。小说开头说：“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这里其实是将死亡问题开门见山的放置出来。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从一个旁观魏连殳的人，走进了魏连殳的生活，并且与之建立起了某种精神的联系。“我”与魏连殳一起苦闷、抽烟、喝酒、辩论、沉默……直至魏连殳的死亡，“我”再次成为旁观魏连殳的人——“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殳。”这样一个回返往复的过程，凸现出来，“我”与魏连殳的真实关系——这根本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反思。人作为人，有许多方面不同于动物，其中一点便是：人有自我意识。什么又是自我意识呢？其实，就是人可以将自己看做对象，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审视自己、批判自己、反思自己……

“我”与魏连殳，其实就是一个人。魏连殳的大哭，其实也是“我”的大哭；魏连殳的艰难，其实也是“我”的艰难；魏连殳的做顾问，其实也是“我”的做顾问；魏连殳的死，其实也是“我”的死。“我”与魏连殳的争论，其实是“我”自己内心的独白；“我”与魏连殳的沉默，其实是“我”自己独白的间隙……鲁迅正是在彷徨的过程当中，通过把自己推向另一面，让“我”与魏连殳对立，开始做他自己艰难的反思与批判，并最后以一种荒谬的“死亡”将这个被自己推出去魏连殳终结。小说结尾处：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彷徨·孤独者》

在那种阴冷的气氛中，受伤的狼的意象再次出现，将魏连殳荒谬的死亡和那种贯穿全篇的沉重彻底撕裂，当这种沉重几乎让人无法再担起的时候，鲁迅将笔锋一转，出现了在全篇中很难见到词汇——“轻松”、“坦然”，并且在“潮湿的石路”上洒下了简净的月光，使那种“轻松”与“坦然”加倍的冲击过来，将小说完结在这种与全篇完全不相符合的气氛中。“我”为什么会“轻松”？为什么会“坦然”呢？结论并不那么容易得出。

《孤独者》的故事与《在酒楼上》的故事很像——五四青年式的教员，最后成了教“子曰诗云”的教书匠，吕纬甫给的答案却是：“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这一方面似乎在说时代又在倒退，五四的轰轰烈烈到了最后，也无非是“子曰诗云”。然而，放在主人公吕纬甫身上，这就又是一种“死亡”。吕纬甫那句：“模模糊糊，随随便便”，让人感到他似乎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就是一个死了的人。时代在高呼、呐喊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曾经一个鲜活的、充满生气的人却如死人一般，这就恰恰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一样，虽然魏连殳真的死了。《在酒楼上》的结尾，鲁迅又做了怎样的处理呢？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彷徨·在酒楼上》

与《孤独者》的结尾相同，“我”都在走路，走一条与那个被推出去的“自己”相反的路——“我”与吕纬甫的道路是相反的，其实，“我”与魏连殳的道路也是相反的。吕纬甫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在污泥浊世中沉沦，并丧失自我，是“我”所不取的；魏连殳式的激烈的胡闹、复仇，以至于自我消灭，也是“我”所不取的。“我”在寻找一条新的路，这又恰如《伤逝》的结尾处所道：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找一条新路是“彷徨时期”的鲁迅的中心课题，他通过对不断的自我剖析，通过让另外一个自己“死掉”的方式直面死亡，让死亡问题彻底的暴露在自己的面前，然后，在经受身体与精神双重的死亡折磨之下，真切的看到生命的意义，真切的看到自己还要活下去的意义支撑。这个时期的鲁迅，在这样的反复捶打以后，再也不彷徨了，他找到了“新的生路”，并且义无反顾，这是我们通过后来的鲁迅所能见证到的，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语：“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死亡”意味着“新生”，这似乎又在不经意间暗示着鲁迅早年试图在日本办的杂志的名称——《新生》。于是，鲁迅又鼓吹破坏：“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鲁迅还要在死亡中找到生命的意义，要在死亡中找到生的理由，他偶尔也显得茫然，死便是死，意义似乎仅仅在于证明自己“曾经存活”。《过客》中，过客接收着某种召唤，不断的前行，得到的确实老翁“前面？前面，是坟”的回答，这似乎是暗示着死亡的召唤，然而，反过来看，因为有这死亡的召唤，才有之前那些不断的、甚至是盲目的前行，人生似乎才有事可做。

鲁迅关于生与死的探究，并非哲学式的，鲁迅毕竟不是哲学家，他没有一套一套的理论体系。然而，鲁迅以其明锐的洞察，看到了人类的问题，并将这种现代人的虚无状态用真切的文字描述出来。鲁迅对现代人生存状况发问的思想深度，也许他没能自觉，因为，我们知道，鲁迅一生都在为中国人写作，为中国人思考，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始终才是他关心的问题的焦点。但是，鲁迅的思想深度，其实已经超越了中国人的运命，这也反过来说明，近代中国人已经深陷现代性的危机。西方人的“上帝死了”，他们陷入了精神的困境、生命的困境；而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安身立命之本，也在近代解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

鲁迅同大多数思想家一样，看到了问题，激烈的批判，却不一定能开出解救的良方，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家们的思考没有意义。恰恰因为这些敏锐的思想家看到了问题，我们才能认清我们的时代的症结，在思想家们的思想理路上面继续前行，厘清鲁迅思考问题的理路的目的便在这里。因此，笔者探讨的问题与其说是：“鲁迅关于生死的探究”，不如说是“为什么鲁迅要去探究生死问题”，甚至可以说，鲁迅探究生死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的研究鲁迅的目的。

无往不复，“过去生命已经死亡”，过去的死亡被我们扛在肩上，指引着前进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