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理想—论威尼斯商人的情节和空间叙事

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万州， 404000

    《威尼斯商人》创作于1956年，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最富有社会讽刺色彩的一部，也是由创作早期到悲剧时期的过渡性作品。这一时期,伊丽莎白的统治由极盛时期步入衰落阶段,时代开始变得沉重,现实之下，莎士比亚开始质疑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但是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对自己理想的信心又促使他不断地打消疑虑,理想与现实纠结。因此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借“割肉还债”“择匣选婿”“情人私奔”三个相互平行又交错制约的情节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现实之城—威尼斯、理想之城—贝尔蒙特。

一、现实之城—威尼斯

    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是一个紧张忙碌、以商业契约为社会运行纽带的现实世界。在这里，经济关系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层面。尽管安东尼奥为人仁义、慷慨，且与巴萨尼奥相交颇深，当巴萨尼奥为了追求富家小姐而向安东尼奥借钱时，却也讲了一个相当迂回的誓喻:

    “我在学校里练习射箭的时候,每次把一枝箭射得不知去向,便用另一枝同样射程的箭向着同一方向射击,……这样,冒着双重的险,就能找到两枝箭……您要是愿意向着您放射第一枝箭的方向,再射出您的第二枝箭,那么这一回我一定会把目标看准,即使不把两枝箭一起找回来,至少也可以把第二枝箭交还给您。”(第一幕，第一场) 

    巴萨尼奥这一巧妙的比喻不仅展示了朋友间在涉及经济问题时的疏离感，也表明了借钱这一行为的契约性质。与巴萨尼奥向安东尼奥借钱时的口头约定不同的是，安东尼奥向高利贷者夏洛克借钱时签订的书面且有公证人在场的“割肉还债”更具契约性质。由于安东尼奥的商船触礁，到期不能还债，夏洛克便诉诸法庭。本剧的主线—关于契约与“割肉还债”的故事也随之在现实之城威尼斯展开

    威尼斯的现实性也很生动的表现在了家道中落、因挥霍无度而债台高筑的落魄公子巴萨尼奥身上。他在向安东尼奥提及鲍西娅时，对她的富有无限向往:“她的光亮的长发就像是传说中的金羊毛,把她所住的贝尔蒙特变作了神话中的王国。”(第一幕，第一场) 金羊毛的象征起源于希腊神话故事，比喻稀世珍宝。在伊丽莎白时代剧作中,它一般隐喻海外商业冒险所寻求的巨额利润或宝藏, 换言之，巴萨尼奥到贝尔蒙特去求婚的动机是不纯洁的，其功利因素显然远远大于爱情因素。他的求婚虽披着高贵的绅士外衣，骨子里却透着资产阶级追逐财富的本质，玷污了神圣的爱情。而他所做的这一切还是以好友的生命为赌注的，更是玷污了纯真的友谊。

    剧中莎士比亚还无情地抨击了威尼斯现实世界中人性的丑恶。在夏洛克那里，道德、仁慈等都与他无缘，只有聚敛财富是他人生第一要事。他待人极为吝啬刻薄。胖胖的仆人一到他门下，不多久就饿得瘦骨伶仃，肋骨撑如五指。而他却对自己的奸诈和吝啬颇为得意： “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总是好的。”他成天想着怎样 “钱生钱，利滚利”， “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他不许女儿出去玩乐，把她关在家里为他守着钱财，以至于杰西卡称自己的家为“地狱”，“ 羞于做我父亲的孩子”，最后和情人私奔贝尔蒙特。为此他诅咒女儿“宁愿她死去”。 夏洛克复仇的直接动因是女儿的私奔和叛教，更深层的动因则是安东尼奥对其经济上造成的威胁，使其“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对此他恨之入骨，疯狂报复，成了恶的化身。

    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也是一个排外的现实世界。莎士比亚以如椽巨笔在本剧中塑造了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正义群体。他们看重爱情、友情，推崇美好的人性，其中以安东尼奥为最。安东尼奥是本剧中人文主义精神代表。他谦逊宽容、高尚正直、仁慈善良。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精神的基督徒在面对犹太人时，却表现得冷酷无情，狭隘偏激。夏洛克第一次和受人尊敬的安东尼奥对话时,就毫不留情地将这个具有博爱仁慈精神的基督徒对待一位异教徒的行为展示出来：“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第一幕，第三场)

    安东尼奥不但没有否认自己的行为,而是变本加厉的回击“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 (第一幕，第三场) 

    莎士比亚在丑化、嘲弄、谴责夏洛克时，也通过夏洛克和安东尼奥得关系生动折射中出了世纪西欧犹太民族艰辛的生活和卑贱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放贷者，是外邦人、异教徒，遭到了基督社会普遍的的仇视和排斥。

    莎士比亚借夏洛克之口批判了威尼斯的上流社会，他们所谓的自由平等上流社会，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全是幌子。本质上他们与夏洛克是一类人，一样的不人道和冷酷无情。

二、理想之城—贝尔蒙特

    与商业、排外、尔虞我诈、等级观念强烈的威尼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充满音乐、月光、浪漫爱情和平等和谐的理想世界—贝尔蒙特。

    贝尔蒙特折射出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除了鲍西娅的侍女尼莉莎以及几个仆人以外,我们完全不了解这里其他居民，但是这里主仆之间可以谈笑风生，一起玩古老的猜谜游戏，可以像朋友一样平等、友爱地和睦相处，充满了欢乐和人间真情。

    在贝尔蒙特进行的“选匣择婿”除了充满童话意境，也向读者传达了在这里人人机会均等的讯息，无论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还是一文不名的平民百姓，她都给予他们一次平等的决定命运的机会。

    在第三幕第二场中，鲍西娅遵照父亲遗愿,拿出了择婿的三个匣子:金匣、银匣、铅匣。那些前来求亲的贵族子弟看中的都是钱财和美色,选中的不是金匣就是银匣,结果个个“落荒而逃”。惟独巴萨尼奥认为，黄金虽炫目,却是“米达斯王坚硬食物，我不要你”；白银 “惨白”,是“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奴才,我也不要你”；铅虽 “寒伧”,“没有吸引人的力量,……却比巧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我就选你吧!” 这个故事与本剧的第一条主线“割肉还债”在情节发展和道德展示上平行发展又相互制约，合并夏洛克之女杰西卡和基督徒罗兰佐的“情人私奔”一起将本剧推向高潮。

     “贝尔蒙特有古老的音乐和猜谜游戏,有童话中无穷无尽、神秘莫测的财富,这同威尼斯那人人辛苦谋生、算计度日的喧闹城市景观形成鲜明对照。”(Barton,1977:252)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庄园里，充满了博爱、祥和与平等，没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卷走家中钱财与爱人私奔,这在威尼斯是触犯法律的行为,而在这里则可以怡然自乐、逍遥法外。

    剧中巴萨尼奥是威尼斯和贝尔蒙特的穿梭者。在威尼斯未显示出任何超凡脱俗迹象的巴萨尼奥，却在贝尔蒙特这个童话之地面目一新。在“选匣择婿”这一主要情节中，他选择了“选择我必须牺牲所有”字样的铅匣。当鲍西亚拷问他的爱情纯洁时,他回答得坚定而果敢:“奸谋和我的爱情正像冰炭一样,是无法相容的……爱便是我所能招认的一切。”(第三幕，第二场)此时我们不禁疑惑，这是那个在威尼斯大谈为了清债务而前往贝尔蒙特的那个巴萨尼奥呢吗? 吴兴华等为代表的学者也许能解释巴萨尼奥的变化：在威尼斯时,他的动机并不纯洁,但来到贝尔蒙特后他经历了一番灵魂上的净化和洗礼,“抛弃金匣和银匣而选择铅匣,正意味着他把背转向旧事物,接受了新的理想和道德准则”(吴兴华,2005:70)。

三、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我们有理由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贝尔蒙特是“乌托邦”式的人间乐园，是避难所，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梦想王国里，莎士比亚也留下了现实世界的痕迹。而这，与他创作该剧的背景不无关系。《威尼斯商人》于1956年公演，此时的英国社会各阶级矛盾突出，伊丽莎白的统治也由极盛步入衰落时期,时代开始变得沉重。现实之下，莎士比亚开始质疑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而长期以来建立起来信心又促使他不断地打消疑虑,理想与现实纠结。这种纠结的情绪在理想之城贝尔蒙特也多次凸显。

    反犹思想几乎存在于所有基督徒的信条里，乌托邦城的女神鲍西娅也不例外。对待最真诚的摩洛哥亲王的求婚，她坦言：“但愿像他一样肤色的人,都像他一样选不中”（第二幕，第七场）。我们不清楚摩洛哥亲王是否是基督徒，但这种对异族人的偏见和无情使得“择匣选婿”这个童话般的、传递人人机会均等观念的故事也贴沾染上了排犹和现实主义的色调，使得平等互爱观念在不同种族人们之间似乎是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人文主义关于平等互爱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法庭”一场达到高潮。莎士比亚把自己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夏洛克胜利就意味着恶人打败了以安东尼奥和鲍西娅为代表的善者,而基督徒们的胜利所导致的夏洛克的悲剧同样是不人道的，彰显了平等这一人文主义思想的破灭。作家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基督徒们,他们的胜利至少还可以使自己的理想得到暂时的安慰,尽管他们还带有不可饶恕的偏见。

    与其说莎士比亚描写了一个现实之城和理想之城，不如说他以这两个城市为载体描绘了自己所了解的现实世界与自己理想中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决定了莎士比亚对待社会问题时的正反对立基调，因此，在剧中他并不是单一的去思考，而是用两个对立的思维去研究。他向读者展现了十六世纪欧洲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景象：残忍冷血的害人者有可能证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高尚正义的善人也是也有其冷酷残忍的一面。受害者、反抗者、犹太人、基督徒、压迫者、遵循着，这写对立的角色形象也许就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看似光鲜的地方也许就有污秽的角落，而理想的光环也许已被打上现实的烙印。而这一切，均是源于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这样的悖论式思考使得他的喜剧充满张力，赢得了多学者几百年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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