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探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但是，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思想、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发展，私家藏书也逐步兴盛起来，并对目录学、史学、医学、地理学、文学等学科产生了影响。文章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概况

我国的私家藏书传统始于孔子，兴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得到了长足发展。纸写书的普及，使书籍制作难度降低了，图书数量增多，流通加快，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由于官府藏书一般不对民间开放，一些学者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自己开始收藏图书。随着收藏规模的扩大，逐渐形成蔚为可观的私家藏书。据范凤书所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可知，魏晋南北朝藏书家有102人，分别为魏晋２２人，北朝３４人和南朝４６人，有14人藏书万卷以上。萧统“有书几三万卷”，萧劢“聚书至三万卷”，萧纶有“书二万卷”，沈约“聚书至二万卷”，张缵有“书二万卷”。晋张华拥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希存者，悉在华所。” [1] 因为张华藏书奇秘，官府藏书也需要靠张华藏书进行版本校正。

私家藏书一般通过以下渠道获得：一是先世所传，如王粲得蔡邕赠书， 先传子再传族孙，由汉至魏几经辗转，可

说是世世相传。[2]二是战乱中获得。东晋应詹“与陶侃破杜（涛）于长沙，贼中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惟收图书”。 [3] 三是抄录图书。写本时期，抄录是藏书家扩大藏书规模的重要手段，通过抄录，使孤本书可得复本，便于图书保存和流通；四是官府赐书。官府赐书是一些藏书家获得图书的途径之一，但不是私家藏书主要来源。据史料记载，南宋刘武帝曾赐书给第七子晋安王子懋，“赐以杜预所写《左传》及古今善言”。其他如南朝刘宋时期的沈亮也获皇帝赐书2000余册。

二.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特点

（一） 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的藏书活动是自发形成的。一方面，藏书家为了学术研究、著述立说的目的，广为收藏图书。另外一方面，受当时玄学清谈社会风气的影响，藏书家藏书是为了增长学识，寄托独立自由的精神。许多藏书家一生爱书如命，只要能收藏到好书，即使散尽家财也在所不惜。后魏元顺，嗜书如命，散尽全部家财收藏书籍，其死后“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晋代最大的藏书家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 [4] ；褚渊，其父死时，不喜财产，“渊推财与弟，惟取书数千卷” [5]

（二）具有人文主义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大多具有宽广的胸怀，他们不把所藏图书视作自己的私人财产，将图书秘不外宣，而是无私地向外人开放藏书，供人借抄阅读。魏朝藏书家李彪曾借抄于悦兄闾：“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6]西晋范平、范蔚祖孙“家世好学，有书七千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 蔚为办衣食。”［7］私藏图书外借，很好地发挥了图书作用，使图书藏以致用，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三）与官府藏书形成相互补充的藏书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政权极不稳固，官府藏书受时局影响比较大。例如，西晋初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官府藏书曾一度随着社会的安定繁荣起来，但是，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又使魏晋时期所集聚起来的图书几乎毁灭殆尽。至东晋末期，图书只余三千一十四册。六朝时期，梁朝文化最为繁荣，藏书量也最多，最多时达十万卷。公元554年，梁元帝兵败西魏时，10万册图书又被焚烧一空。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府藏书一直处于发展——毁灭的循环中，发展较为缓慢。每当政权更替，新朝初立时，政府都会收集民间藏书充实官府藏书，一些藏书家如江强、郗俭之、桓石秀、李邺兴等也主动将私藏献给官府。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 ［8］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互为补充，形成了完整的藏书体系，保存了众多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 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 许多藏书家致力于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西晋时期的大藏书家张华，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晋书张华传》说他“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张华擅长辞赋和诗歌创作，著有志怪小说集《博物志》。《博物志》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包括山川地理知识、历史人物传说、神仙怪异等内容，是我国首部博物类书籍。张华的文学成就与他“雅爱藏书”，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

南梁皇帝萧统藏书3万余册，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召集文学之士，编纂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文选》收录了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761篇作品，主要收录诗文辞赋，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要求情义与辞采二者兼备，这就结束了秦汉以前文学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意味着文学的独立与崛起，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文选》内容宏富，文体完备，风格多样，辞采绚丽，自成体系，没有丰富的藏书资源是难以成书的。《文选》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旧唐书》有所谓《文选》学之说。在宋代，有“《文选》烂，半秀才”的谚语。

其他如沈约、王僧孺、萧铎、萧纶、王筠、鲍泉、刘缓等，他们都既是收藏家又是文学家，《玉台新咏》收录有他们的诗歌作品。

（二）促进了文学自觉观念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写本的普及，藏书家的自觉行为，使私家藏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越了前朝。春秋时期，图书仅限于官府收藏，没有私人藏书。西汉时，私家藏书获得官府认可，个人可以收藏图书，但是因为当时的书写载体是简帛，不能大规模生产书籍，私家藏书规模也就非常有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贵族垄断图书的局面被打破了，藏书群体不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下层百姓也有了藏书，时人以藏书多读书多为荣，形成了雅尚藏书的社会风气。

随着私藏图书规模的扩大，许多藏书家发挥藏以致用的思想，借个人所藏增长学识，著述立说，开展学术研究，并收徒授业，以传播他们的学术与思想。著述者可以依靠作品的广泛传播获得声名，著述愈多，声名愈盛，从而激发了文人士子创作的积极性。文学风气日渐兴起，文学才能成为品藻士人的一个标准。据《颜氏家训·文章》载：“王籍《入若耶溪》云‘蝉躁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元异议。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自觉的观念逐步形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赋予文学崇高的地位，将文学与经国之大业相提并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段论述一反过去把文章附庸于经学的传统看法，肯定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3 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此时的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努力寻找文学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诗、赋、小说、文学理论等各种体裁都呈现出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等著作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这些著作体裁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内容丰富、体例完整，没有大量文献资源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引及作品436部、篇，引用原文223处， [9]《水经注》是地理名著，共四十卷。郦道元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用图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350种。《诗品》对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将这么多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源。

私家藏书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文献基础，还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发展巅峰的骈体文有所影响。骈体文形成于魏晋之际，兴盛于齐梁，崇尚用典、辞藻华丽，这种创作特点的形成与当时文人饱读诗书、博学多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文人通过读书积累了丰富学识，在创作中自然会追求古雅，炫耀所学，从而形成博引典故、注重辞藻的创作风格。只有多用历史典故，才能够显示作者的知识和学问。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结构宏大，文字华丽，表达了作者对故国覆灭的哀悼之情，全文大量运用典故，有些地方甚至一句一典，文中形容祖父恬淡的个性，就用了“移谈讲树”、“就简书筠”两个典故。张华、潘岳、左思、陆机等文学名家，也竞相逞艳擅美，所作文章，皆为锦绣。虽然骈体文后来逐渐走向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极端，为后世批评家所诟病。但是，骈体文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其对偶行文、平仄相对、善用典故、注重辞藻的写作技巧对我国后世文章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私家藏书依然获得了巨大发展，藏书数量增多，并通过借阅、抄录、赠与等方式使图书广为传播，形成了独特的藏书文化。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的发展,直接为隋唐图书事业的进一步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民族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