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咏柳词概况

在宋人的笔下，咏物词得到积极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宋词》中，共有咏物词三千首左右，占《全宋词》全部词作的14.14%，这些咏物词中涉及到的事物多达两百五十余种，写作咏物词的词人有近四百五十名，其中咏物词超过十首的就有八十余人。无论是与敦煌词、唐词抑或是五代词相比，这个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这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考虑到尊词的需要，诗中的比兴寄托亟需在词中得到体现，张惠民先生在《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中就曾指出：“宋代词学自北宋起即已有寄托观念产生，而至南宋，自觉的寄托说已基本成型，虽尚欠周全，但规模已具，且已相当深刻。”①诗人通过对各种景物的吟咏，抒发了内心的情怀。

当然，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物象中，各种事物所占的比例自然是不等的，在这种比兴寄托中，植物是最受词家青睐的，而柳又是其中典型。以结北开南的北宋后期著名词家周邦彦为例，他的二十八首咏物词中有咏梅词八首，咏柳词六首，梅和柳成为周邦彦词中的重要意象。柳意象到了宋人词笔下的已经成为符号化、艺术化的悲凉凄苦情绪的信息载体，而周邦彦词中的柳内容完备，象征丰富，更是展示着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在蕴涵，渗透出词人难以言表的情感。周邦彦作为北宋词集大成的一代词宗，从继承角度而言，周邦彦的笔下之柳在意境和结构上仍然未出前代咏柳词的范围；就影响层面而言，其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写作技法上又多有超越，在周邦彦之后，又有南宋吴文英、姜夔等人加入到咏柳的行列中来。宋人大量写作以柳为意象，寄托身世、别情、恋妓、羁旅等寓意的词，可以说宋代咏柳词对于整个咏柳文学之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一、北宋前期——咏柳词的发轫期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柳树进入吟咏对象的时间非常早，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杨树和柳树作为相伴而生的对象，受到人们的歌唱。到了宋朝，宋人们继承了唐代吟咏柳意象的传统，又将这一意象运用到新兴的体裁——词当中，将柳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北宋前期的词主要有宋初体与柳永体，甚至包括张先的瘦硬体。宋初体依然带有花间余风，以近镜头对贵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作近景描绘为主，较少以他物作比喻。

这一时期的柳词主要以晏殊的小令、柳永的慢词为代表，两者一是士大夫之词，一是市井文人之词，作品的精神境界与题材境界并不相同，但是在咏柳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柳永《少年游》为例：“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柳永此词就继承了唐代诗人李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比喻传统，描写了灞桥笼罩在迷茫的烟雾里的柳树，因为经不起年复一年的“攀折”，变得衰老、憔悴，就像楚宫里为争宠而饿瘦的女子一样，失去了往日的风姿，充满今昔之感，伤别之情。柳永词比较直白浅露，他喜欢浪迹市井，流连于烟花巷陌之中，他的词是典型的“市井俗词”，以女子腰肢比喻柳条，确实是柳永词的特色。而晏殊由于自身身份贵重，词则较为雅重，并不似柳词那样直接地书写男女之间的爱慕与惆怅，而是多抒发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如，晏殊的《踏莎行》：“垂杨解惹东风，何曾系得行人住”，写杨柳的柔条随风飘摆，徒在那里牵惹东风，没有哪一根长丝能系住离情。在别离意绪的抒发中，寄予着无可奈何的深刻感受。正如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词句一样，花、燕、柳都并非主角，词人主要是借它们来抒发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慨叹和惋惜。应该说，在北宋前期，柳主要是用于离别词中，且并非主要描写对象，而在于唤起一种伤感的情感体验。

二、北宋中后期——咏柳词的发展期

北宋中后期，涌现出不少咏物作品，词中大家如苏轼、周邦彦、晏几道、黄裳、黄庭坚、晁端礼、仲殊、贺铸、晁补之、陈师道等，在此方面亦有所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花间余绪的男欢女爱，感官刺激已经褪去，士大夫的精英意识开始凸显，词体的运行开始从“诗的俗化”转而变为向雅化的复归。

这一时期涉及柳树的大部分词作并非专事咏柳，但在词中运用了柳的意象，亦丰富了柳意象的内涵。如苏轼触物感兴，才华超逸，情感细腻真挚，以他的《蝶恋花》为例：“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以柳绵纷飞，比喻春天已逝，伤逝美景不常，繁华易去。秦观《江城子》：“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歌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此词主要是要表达词人在现实生活中碰撞得身心疲惫之后难以言尽的人生感受, 飞坠的柳絮中承载着沉重的感情。因为柳絮与落花一起，构成了红颜易老、美景不长、盛事难驻等暗淡之事，倍增人生短促、知己难觅之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苏轼的矜才炫学，他的部分咏物词作中，仍然有游戏文字的痕迹。

到了周邦彦时，他的创作已基本脱离游戏应酬态度，更讲究锤炼雕琢。他的词其实并未超出“风月相思，羁旅行役”这个范围，但是在借助柳来表达这个范围内的情感方面，他有所突破。从题材的广泛上，他的柳词覆盖了柳的四种原型意象：春水柳意象、霸陵柳意象、陶令柳意象和桓温柳意象。②而且在创作主体的介入深度上，周邦彦能够不再拘泥于单纯的个别句子的比兴，而是如晚唐李商隐晦涩难懂的无题诗一般，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到了柳词中，这种词难以分辨词人有无寄托，有何种寄托，其实正如李商隐代表了唐诗中比兴寄托的成熟一样，周邦彦的词作也同样意味着一种在比兴寄托上的成熟。词人由于处于北宋末世，徽宗是宣和盛景只不过是北宋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末世的某种行将凋谢衰亡的气息已经在他敏感的心灵中造成感应了，但是他又无心抗争，晚年更是与权臣蔡京交好，多少影响了词人的一生清誉。对于周邦彦本人来说，他便像一树倦于飘动的垂柳，不理会政治上的斗争，而专心于经营词中的富艳精工和淡远清妍去了。

三、南宋时期——咏柳词的成熟期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南渡时期的诗人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其身世遭际远比晏殊等承平时期的士大夫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形下，咏物词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负载了更为厚重的思想与情感。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有言：“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南宋咏柳词也随咏物词的发展而完善。

以南宋三足鼎立的辛弃疾、吴文英、姜夔为例。首先看豪放派代表辛弃疾。虽然被视作“豪放”阵营中的佼佼者，但“诗庄词媚”的观念深入人心，辛弃疾其实大部分创作仍是婉约词，但辛弃疾的婉约之作，不同于以往之婉约，并非为写儿女情而写儿女情，而是借此抒发身世之感，寓国家之事，折射政治内容，如《摸鱼儿》等。“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以斜阳之中的烟柳的惨淡景象，折射了南宋朝廷的前途和命运，柳在这里所引发的是词人深切的忧国之思和怀念北方中原的情怀。承载的表达功能远远比北宋时更大了。其《念奴娇》云：“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词中柳与夕阳、归鸟、乔木等意象共同渲染出悲凉凄楚的气氛，描绘出一幅迷茫苍凉、惆怅感伤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因为报国无门而带来的深切的悲哀和孤寂的处境。再看骚雅清空一派代表姜夔。在姜夔之前，宋代文人的出路只有仕与隐两种，然而南渡之后，出现了像姜夔这样寄生游食的，但同时又保持了晋宋雅士文学素养的文人，对于姜夔这样的江湖文人来说，词中自然难免有着某种深沉而微妙的哀愁，如他的《淡黄柳》：“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侧侧。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该词以颜色代柳，表达了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这些都是北宋词中所不能有的。然北宋词中传统柳意象亦得到了继承，如吴文英的《风入松》：“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以柳作为多情之物的载体并不新鲜，但吴在技法上又能生新意：一枝柳含一寸柔情，万丝柳含无尽柔情，睹此柔丝婀娜的杨柳，不能不令词人回想别时，痛伤别后。

从以上对于宋代咏柳词概貌的了解中不难看出，柳这一主题是一个很好用以了解宋人特有的生活情趣以及审美风尚，乃至词学观念嬗变的侧面。宋代咏物诗赋和唐五代咏物词在审题范式及艺术技巧两方面都为宋代咏物饲的繁荣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宋代咏物词就是在宋前咏物诗、赋,特别是唐五代咏物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而咏柳词又是咏物词中的集大成者，词人不仅描摹出杨柳的姿态之曼妙，更是在柳意象中寄托了其内心的情感。这也使宋代咏柳词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受到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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