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下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

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由来已久。从唐朝的景教到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我国得到发展。到了近代，基督教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开始在我国迎来传播的高潮。

建国后，宗教信仰自由一直是我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开始在我国飞速发展。根据2014年8月《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到4000万之间。而在2010年，社科院发布的《宗教蓝皮书》指出， 1993年后信教的基督徒占总基督徒人数的73.4%，由此可见，近20年，乃是我国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 、现代社会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方式

（一）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基督教传播初级、有效的方式。这种传播多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的，交流的双方能在最大程度上进行讯息的交换和反馈。将这一方式运用到基督教的传播上，多是信教者和其传教对象进行对话，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对其进行劝说。这种传播方式培养出来的基督教信仰多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即信教者的劝说需要具有理性色彩，而被劝说者也是通过理性的思考后决定是否信仰基督教的。

这种人际传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形式，即家庭内部传播。和前述的传播方式有所不同，这种传播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接受基督教文化教化以及基督徒行为示范影响的结果，是在文化熏陶下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家庭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信仰基督教，生活在其中的人便不断受到各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这一家庭中的其他人也开始信仰基督教了。

（二）集体传播

集体传播的代表，是一人向多人进行基督教宣讲。这种传播方式多是一种单向的传播，听众的反馈远不如人际传播。但其“讯息的结构是相当清晰的，计划性比较强”。宣讲的主题、内容、方式等都有规划。这种情况下，受众通过宣讲对于基督教的接受与否，也会受到周围受众所形成的舆论环境的影响。

伴随着各种基督教团体的出现，组织传播开始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教会本身就具有使徒性，基督托付给使徒的任务“在教会中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了后来的接班人”。尤其是在我国，基督教活动更多地是以教堂为中心的情况下，这种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也得以凸显。以重庆的圣爱堂为例，“除主日崇拜外，另有唱诗班、查经班、读经班和青年团契等各类活动”。基督教团体的这种组织传播，权威性强，规模大，系统程度高，因此能起到效果。

（三）大众传播

不论哪种宗教的传播，文献的重要地位都无需多言，基督教也是如此。据统计，各种基督教出版物中，最畅销的便是《圣经》，“仅2002年一年就印刷了200万本”。而通过以《圣经》为代表的各种基督教出版物进行的传播，毫无疑问是其大众传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但相对基督教书籍，在广播、电视等媒体上，我们不会太多的接触和基督教相关的节目，这和我国本身的国情和民情有关。因此可以说，通过大众媒介的基督教传播的渠道是比较匮乏的。

（四）新媒体传播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给我国的基督教传播带来的新的途径。以《福音时报》、《基督时报》为代表的基督教门户资讯平台，不仅可以提供世界各地与基督教相关的新闻，也可以从基督教的角度进行时事评论。而伴随着微博的流行，基督教的传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渠道。前述的《福音时报》、《基督时报》，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这样的新媒体不仅可以做到图、文、声、像并茂，还具有强大的互动性，给基督教传播带来了新面目。

二 、基督教在我国兴起的原因

（一）文化背景的共性

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属于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能否达成，关键看传播双方文化的差异是大是小，差异越大，这种传播也越难达成。因此，要分析基督教在现代中国的兴起，首先得从文化背景出发。

我们首先寻找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所以寻找基督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共性，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寻找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共性。

“爱”和“罪”是基督教的两大核心概念。在基督教看来，人是有“原罪”的，即生来便带有罪恶，《新约》中耶稣通过牺牲自己来为人类赎罪，其主导性的主题便是“它展示了上帝对人类的爱，同时人也需要以同样的爱来回应”。与其相契合，儒家的核心为“仁”，所谓“仁者爱人”，“仁”和“爱”自古以来便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对于人性善恶的理论，自古便有争论，但到了汉代， “董仲舒率先提出了善恶二元人性理论”，经过了汉唐和宋明思想家的不断影响，“善恶二元的人性思想已经完全确立”。由此可见，基督教文化的侧重点和儒家文化是契合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此外，我们从我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出发，可以发现另一种文化共性的存在。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开始了现代化之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正是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时的重要标志，产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基础，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加尔文承认了商业活动的必要性，并被称为“第一种承认并欢迎经济美德的系统的宗教教义”。“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人们必须努力工作，追求金钱，拼命赚钱，行善积德，才能进入天堂，过上幸福的生活”。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同样的阶段，在这种状况下，基督教为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基础。

（二）媒介发展的驱动并导致文化交流的频繁

    媒介是各种信息得以传播的基础，正是由于媒介发展的驱动，现代社会基督教越来越多的传播成为可能。首先各种纸质媒介的发展，使得“引进来”的西方文化数量不断增多，这些文化中含有大量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包括在西方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等各种文化形式中。新媒体的发展更是使得基督教的传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打破了纸质媒介单向传播的局限性，互动性得到大大对提升。

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增多，便导致了多元文化人的形成，所谓多元文化人，“对不同文化人之间的基本差异，他们的态度是：承认、认可、接受和欣赏”。有些人或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人，但越来越多的国人拥有了西方文化背景，或者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类型的人的增多，使得他们对基督教排斥力减小，适应能力增强，他们的存在使得基督教在我国更广范围的传播成为了可能，也使得我国基督教的潜在受众群体不断增多。

三 、基督教传播在我国当下面临的问题

（一）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根深蒂固

如果说文化间的“同”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进行，那么文化间的“异”则是跨文化传播的最大障碍。我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在大多数人民的眼中，都会打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即便存在的民间宗教，也和基督教存在很大的冲突。基督教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而我国的民间宗教是“多神论”的。我国民间的宗教不仅有对神的崇拜，还有对自然物的崇拜，例如，有些乡村崇拜会显“神迹”的大树，在其上挂上红绸，烧香祈福。这种崇拜在基督教看来则是典型的“异教”，绝对被禁止的，因为人和其他的事物都是上帝的被造物，人不应该崇拜其他的被造物。此外，基督教和我国传统的“孝”道的冲突则让更多的人觉得难以接受。祭祖是中国的传统，也是我国孝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在基督教看来，这种“死人崇拜”同样被禁止，因为这和“人只能崇拜上帝”的观念相冲突。

这些文化差异很多都是根深蒂固的，深刻影响着我们看待问题和社会的方式，潜在地支配着我们的行事规则，制约着我们对其他与其相冲突的文化的适应和接受。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限制了基督教在我国的跨文化传播。

（二）警惕“文化帝国主义”现象

如果说文化间的差异成为基督教在我国传播的制约因素，那么另一重担忧则恰好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由于当下基督教传播的相对速度较快，尤其是其发展速度超过了像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和中国的民间宗教，我们不禁担忧或许未来会出现基督教在中国一家独大的情况，并且进一步造成“文化帝国主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关键在于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宗教文化，但却不仅仅是文化，在其背后，有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作为支撑。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近代，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侵略是息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在一开始便给基督教打上了深刻的负面烙印。文明的基督教和霸权的基督教，区别便在于“前者关心的基点在人，后者关心的基点在地盘”。长时期以来，西方基督教国家试图将我国基督化、福音化，以基督教作为工具，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改变我国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进一步对我国既有的意识形态特征发生影响。而基督教本身又是一种“排他性”的宗教，这意味着一旦选择信仰基督教，就必须抛弃其他的宗教信仰，长此以往，必然造成我国宗教环境的单一化，伴随着这种单一化，很难说我国不会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变得彻底的西方化。

四 、结语

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其在我国的发展更是迎来了质的飞跃，虽然目前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所占比例不大，但增长速度快。这种飞速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原因，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和我国文化背景的相同之处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也正是因为其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们也必须警惕基督教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存在，警惕由此带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

对于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持辩证的观点来对待最为重要。基督教本身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值得我们接纳的，但其中存在的负面的或者和我国传统文化不兼容的内容，我们则要谨慎看待，同时注意到其后存在的“文化霸权”。要想做好这两点，“基督教中国化”最为重要，将基督教和我国的国情和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