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下小说人物心理的解读─以韩国作家李箱的小说《翅膀》为中心

引言

李箱（1910-1937）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韩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心理意识小说与超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翅膀》是李箱1936年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作者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方法并结合当时遭到日本殖民侵略的朝鲜的社会背景，描述了一个无所事事，依靠妻子生活（寄生和隶属于妻子），终日封闭于黑暗房间，与外界社会隔绝，丧失了自我意志和自由的精神意识分裂的“我”所经历的“心理需求动机激发—外出尝试（心理需求动机结构的发展变化）—觉醒—飞翔出逃”之一系列自我拯救的过程。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把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本文将运用马斯洛的这五个方面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对处于各阶段不同状态的小说主人公“我”的内在心理的分析来探究影响主人公“我”所选择并付诸实施的关键性行为的重要原因，还原“我”的自我意识恢复以及自我拯救的过程，揭示主人公“我”的看似偶然的随意行为中所隐藏的必然性。

一．“生理和安全需要”的基本满足状态

⑴在“生理需要”层次上

“生理需要”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要，处于需求层次阶梯中的最低端。它包括人对于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等本能化的需求。

小说中的“我”没有工作，从不外出，与社会隔绝，依靠妻子生活，每到饭点妻子会把做好的饭送到“我”的房间。“我”每天的活动只是“睡觉”、“醒着”或趁妻子外出时“去妻子房间玩耍”。

与正常的夫妻关系不同。对于妻子来说，“我”就像是她饲养的一只动物而并非作为丈夫的存在，我的房间与妻子的房间隔着层推拉门，“我”与妻子分开吃饭、作息、生活。“我”的生理需求中对“性”方面的满足也是有别于他人的：趁妻子外出时偷偷进到妻子房间摆弄妻子的私人物品。这实质上反映了“我”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感官上的刺激和联想来获得“性”的满足。显然，外出前的“我”在生理需求层次上基本处于满足状态。

⑵在“安全需要”层次上

马斯洛讲到，“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即安全类型的需要。

小说中“我的房间”对“我”来说无比舒适适宜。“我”在这个房间里不用去计较“无关紧要”的东西，只尽情享受超级安逸的绝对状态。“我的房间”给了“我”最起码的安全感和稳定之感。“我”所明确的妻子对“我”的赡养在无形中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和被保护的感觉，非正常的夫妻关系中妻子有时充当了我的“保护者”。这样来看，“我”在基本需求中的“安全需求”方面也基本得到了满足。

二．“归属和尊重需要”的待满足与优势需求、动机性转变

⑴在“归属需要”层次上

马斯洛曾讲到，“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以此为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

小说中的“我”认为自己是没有家的，那只能叫做“房间”。“我”与邻里之间没有接触，“我”没有熟人、同事、伙伴朋友。唯一认识且能够说话交流的只有妻子，而“我”与妻子之间并没有正常夫妻间的感情，我既没有给妻子作为丈夫实质性的疼爱，也没有得到来自妻子真正的关怀。这里不难看出“我”在基本需求中的“归属需求”方面明显处于不满足状态。

但是小说中却提到了一个细节，即：我只和妻子说话交流，其他人一概不理。

就像马斯洛在其著书《动机与人格》中论述“归属和爱的需要”一节中提到“一部分青年反叛组织……无论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从而形成一个亲善的组织”。与之相似，小说中“我”只爱妻子一个人；对房间外的任何事物和人一概不闻不问不理；对妻子一味地顺从……种种这些表现可以理解为“我”在内心与妻子形成亲密关系组织，同时把外部世界当作这个亲密组织的对立面甚至是假想敌，通过这种假想关系使自己得到一种类似群体的归属之感。所以说，这种行为也可以看作是“我”为满足自己“归属需要”的一种方式。

⑵在“尊重需要”层次上

关于“尊重需要”，马斯洛认为，一般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实力、成就、权能、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来自于自我本身）。第二，对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

小说中“我”无论是对自己的外在肉体还是内在的精神世界无疑都带有消极无助的断念之感；“我”在家受妻子管束，没有地位，我的想法总被拒绝甚至招来批评；“我”与社会完全断绝联系，成就、权能、地位、声望、荣誉等自然与“我”无关。

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还是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亦或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我”的“尊重需要”层次的满足都是极低的。与“归属需要”一样，“我”的“尊重需要”也是处于极度的不满足状态。

不过小说中“我”在自己内心“尊重需求”的满足方面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在“我”的某些行为举动中有所体现。小说中关于“我”趁妻子外出不在偷偷进入妻子房间玩耍，用花镜燃烧妻子的专用纸巾；把妻子的镜子当作玩具；随意打开妻子的香水闻味等行为都是平时所不被妻子允许的“我”被禁忌的行为。这里“我”打破了妻子的限制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妻子的私人物品（代表妻子）任意玩弄摆布，实际上反映了“我”内心深处对妻子处处约束管制的抵触；对自己所处的妻权夫卑的非正常家庭关系和地位的反抗；对平时向妻子忍气吞声、心中屈意的发泄等。“我”采用这种暗地与妻子对抗抗衡、控制对方私物的行为方式去填充自己内心的“尊重需求”。

⑶“外出”的需求及动机

小说中“我”在第一次外出前，严格地说是在“我”对“钱”产生兴趣并开始研究之前，“我”的内心正处于“生理与安全需求”在基本上都得到满足而更高的需求（“归属和尊重的需求”）还未取代两者成为“优势需求”形成新的行为动力的阶段。那么“归属和尊重需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转化为“优势需求和动机”从而影响我的行为（尤其是“外出”行为）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两个概念：“需要”和“动机”。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列昂捷夫曾经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主体，生来就是有其天赋需要的。但是作为一种内部力量需要，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实现出来……只是由于对象被发现，需要才获得自己的对象性，而所感受的（想象出来的、思想上的）对象则获得了它激励和引导活动的机能，也就是说，变成了动机。”简单来讲，“需要”是产生行为“动机”的前提和内在条件而“动机”则是对象化了的或者说是外化了的“需要”。

部分学者在揭示小说主人公“外出”行为的原因时仅停留在表面，认为“我”之所以外出是因为“我”认定“给别人钱”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快感并且想体验这样的快感。笔者认为这个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如果从人物内心根源出发进行解释的话，这应当起源于“我”内心“归属和尊重需要”的驱使。

文中“我”最初对“金钱”漠不关心，认为它毫无用处，之后看见“客人”给“妻子”钱，“妻子”给“我”钱从而对“给别人钱”产生兴趣并对其进行研究，直到后来“我”拿着钱进行外出尝试，并通过“外出”打破之前的隔绝状态获得了与外界和社会的交集。这个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归属和尊重需要”在“我”内心所起作用的变化，由开始萌生到逐渐增加进而取代前两个底层的基本需要成为“优势需要”，再到后来的这种优势需要外化为动机最终促成“外出”这一行为的实施的动态变化。在这里，“归属和尊重需要”是根本的内在“需要”因素，而“给别人钱”是这种“需要”的外化表现，即“动机”因素。“我”外出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体验“给别人钱”这一行为本身，而是从“给别人钱”这一过程中获得他人的尊重以此来满足自己当时内心的优势需要（“归属和尊重需要”）。所以说“我的外出”绝非某次偶然的行为或机缘巧合，而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想要满足“归属和尊重的需要”，接触他人，融入社会是必须的，个体自身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这种需求，所以，“我”的这种“打破封闭，开放外出”行为是必然的，是符合人类心理发展的。

三．“自我实现需要”的萌生

“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

小说的结尾“我”站在屋顶上，经历了“外出”、“被妻子欺骗”、“目睹妻子卖淫”之后“我”终于认识到了妻子的本来面目以及“我”和妻子夫妻关系的极度畸形和不正常状态，最终选择离家出走，与妻子一刀两断并渴望自己长出“翅膀”飞翔。此时的“我”已认清并接受了现实，渴望从以前“封闭、黑暗、消极萎靡”的状态中脱离出来重新找回原本的自己。“我”呼唤自己的“翅膀”渴望其再度生成，实际上是想要唤醒自己的潜力，希望到达自己所期望的理想世界。

这一部分是小说的升华部分，表现了“我”作为“人”的理想产生和自我意识恢复的状态，从而反映出“自我实现需要”已经生根发芽的(但并没有上升为优势需要)“我”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