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的突破与主角的转换——评陈可辛《武侠》-艺术论文

相对于传统的武侠片，影片《武侠》在视觉呈现方式上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打斗期间人的血管、筋脉、心脏、大脑等生理器官的微观、快速的变化都能得到还原与再现。刘金喜与劫匪打斗的场面，经由侦探徐百九的推断在脑海中得以超真实的再现。有论者就指出影片是一种“微观武侠”。
影片的主人公刘金喜原是黑道中人，是七十二地煞教主的义子，但他因为一次屠杀活动，眼见小男孩的求生欲望而良心发现，偷着离开七十二地煞，躲在小山村甘心做一个平民百姓。由于山村来了劫匪，刘金喜卷入到打斗之中，并将两个悍匪击毙。侦探徐百九相对刘金喜而言是更为偏执与真诚的人，他始终坚持他心中的“法”，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不惜一切的狂人。在这一点上，徐百九与县衙里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他的思想更为单纯与纯净，所有以往的罪恶他都要清理。刘金喜想要做一辈子来百姓的梦想就被这位顽固的侦探所打破，进而使刘金喜的真实身份为七十二地煞所知，进而引发更大的灾难。
影片的一大亮点是深入人物心理，通过影像加以呈现。徐百九在分析与还原刘金喜与悍匪搏斗时，他自身已处在他脑海中所还原的打斗场景旁边，从各个角度探究打斗的细节与真相。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中老教授回忆自己过去生活的类似表现手法，只不过《武侠》是一种现实中徐百九的意识呈现，而《野草莓》中的老教授是一种梦与乡愁的潜意识表达。电影主角地位的变换刘金喜对徐百九的容忍似乎达到了超乎常理的程度。这也使得影片最终使刘金喜的中心角色让位于徐百九，徐百九成为整部影片的最重要的形象。徐百九这位民国年间侦探的内心冲突与执着追求超过了刘金喜的隐忍与善良。徐百九面对刘金喜，不讲人性、人情，对人性不信任，怀疑刘金喜既然以往犯有杀人如麻的重罪，在今后也有可能再一次危害他人。为了追求自己所认为的“法”，他宁愿自己向妻子借钱也要到衙门买牌票来逮捕刘金喜。一方是坚毅、执着，一心探知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另一方是百般忍让，避免身份泄露的逃犯。在刘金喜与徐百九之间展开了布局与解密的游戏，武功精湛的刘金喜渴望过着乡村的生活，而对这位恼人的侦探却有好感，认为他是个好人。面对七十二地煞兄弟的追杀，刘金喜甚至还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徐百九，演出一场装死的戏。
从中国武侠电影史的角度来看，《武侠》并非真正原初意义上的武侠片，其所展现的武侠观念与文化也稍显朦胧与模糊。无论是刘金喜，还是徐百九都不是纯粹意义的“侠”。刘金喜有犯罪前科，虽然低调做人后击毙过悍匪，但与他以往所犯的罪过来比，是微不足道的。徐百九本身是官场中的公务员，为国为公办事是他自身职业的操守。导演陈可辛在传递这样的武侠文化观，即“侠”无处不在，在刘金喜与徐百九身上都有侠肝义胆。相比刘金喜，徐百九的内心所信奉的与传统侠客更接近，他所深信的“法”代表的是他对正义公平人间秩序的信仰，尽管他对自身的信仰在现实的迷局面前有所怀疑，但他还是一个认准了一个理就勇往直前，不计自身安危和后果的人。刘金喜的身上虽然能见到侠客的武功，但他的内心并无宏图大志，对做杀手的厌恶使他甘愿做个普通人，他的隐忍更多的出于隐藏自身身份与对暴力的反感。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讲，刘金喜已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只是因为一次意外才使他重新居于平民英雄的地位。力图独善其身的刘金喜在人格与心理结构上与传统的侠客相比具有重大缺陷。他的反抗不是出于惩恶扬善，而是发自本能的反应。他与七十二地煞教主的见面，沿袭了黑帮江湖的截断肢体抵偿恩情或赎罪的惯例。当他自行断去一臂，恳请教主饶恕他和家人这一希望破灭时，他才出于自卫依然与教主进行拼死较量。
徐百九以往办案时受到少年下毒的创伤记忆使他对人心充满不信任，他只信“法”，认为“法”能带来人间的正义与和平。不讲人性、人情，冷酷而善良成为徐百九这位怪侠的心理特点。徐百九帮刘金喜装死来蒙骗七十二地煞并非出于同情，而是使自己把活的刘金喜带回县衙治罪。徐百九的冒犯试探与刘金喜的隐忍装相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复杂微妙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