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的思想冲突与人格焦虑——以嵇康及其《幽愤诗》为例

一、外道内儒的思想冲突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中指出：“嵇阮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只是反对虚伪的名教，他们理想中的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1]嵇康自幼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并“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晋书·嵇康传》）。在其早期的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现实的极大关注，《卜疑集》中体现了他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太师箴》则告诫国君要任贤、远佞、近忠直，强调统治者不可自恃尊贵与威强，体现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情结。在《答难养生论》中又表现出了对君明臣贤、国泰民安的热烈呼唤和强烈渴望。从思想根源来看，嵇康所受的儒家经典的影响使得他对社会、统治者产生了心底深处的关注，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郁愤。所以就嵇康而言，表象上虽脱俗避世，其内在本质显然是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2]。《幽愤诗》开头便交代自己的身世“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在襁褓之时失去父亲，没有人教诲，“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在母亲的兄长的养育下，依仗慈爱而行为放肆，缺乏训导和师教，使得今天落得缧绁的下场。这是嵇康在狱中对自我的辩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嵇康认为自己缺乏师教，行为准则和人格理想建立的阙失造成了被拘，那么嵇康在内心深处是希望幼年时得到父亲的教诲，乃至成人后能建功立业的。

在黑暗冷酷的现实社会面前，身为“魏宗室姻亲”陷于权势纷争的名士嵇康，个性清高散傲，却又不得不自我压抑，乃至学阮籍“口不论人过”，以老庄为师，倾羡柳下惠、东方朔，与阮籍、山涛、王戎等神交，厌恶世俗，追求逍遥自得、闲适愉悦的理想人生，“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同时传承了王弼的玄学之风，“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在《养生论》中提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凉心达者，情不系乎可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通顺，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嵇康提出通过道家的生命修养，对深处俗世的欲望、行为加以节制，不露“喜愠之色”，对自己的生命人格与境界加以充分的提升，使之与社会的秩序、公共规则相合相容。嵇康从人生实践的层面引入道家生命样式，进一步构建了自己人生的道德根基[3]。从他的诗歌《咏怀诗》、《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酒会诗七首》等来看，嵇康寄托于“兰圃”、“淡淡流水”、“凡凡柏舟”，欲“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第十四首），欲“微啸清风，鼓戢容裔。放濯投竿，优游卒岁”（《酒会诗》七首之四），在返归自然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保持其精神独立，他们清高忘我的怪诞行迹始终与所鄙视厌恶的世俗社会保持着距离，精神主体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或相聚清谈，或潜心乐道，或徜徉山水，而这样的刻意保持距离往往是对现实社会环境的消极抵抗。这便形成了嵇康诗歌的“清俊”风格，嵇康诗歌多慷慨忧郁，有不可阻挡之气势，是在消极抵抗现实之后向往归隐、返归自然。可一旦受到个体价值和生命的威胁之时，又表现出了对自我意识的深刻反省和痛悔不已，“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磐”，并进一步表达意愿“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在深陷囹圄之时，“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总结自身人品和修养，仍“义直”，可神志遭到辱没，纵然想以沧浪之水濯身，亦不能补矣！不能看出，嵇康对统治者仍抱有期望和信念，在个体生命受胁迫时，感叹人生“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嵇康在生命尽头的自省自节，“惩难思复，心焉内疚”，以礼制欲，是儒家文化重人际、重内省、重人性完善的重要表征。并仍然寄希望于将来，“庶勖将来，无馨无臭”，又更进一步表明日后的人生立场，将“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只是，这样的表明已为时太晚，被诬“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终以一曲《广陵散》作结，“刑于东市”。

嵇康在其文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现实追求隐逸闲适的生活；而在其内心深处又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精髓的遵从和深刻的自我反省。《幽愤诗》正是其外道内儒的思想冲突的直接表现。

二、傲散清高与悲悯怜生的人格焦虑

魏晋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儒”“道”“佛”思想的巨大碰撞，造成了魏晋名士傲散清高，放荡不拘的个性特征，但其对生命的珍视本性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人格焦虑，出现了任性放诞以求本真、服药以求长生的多种人生形态。魏晋名士在多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失去了对世务的关注热情，努力置身世外，逍遥山水，放诞人群，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对本真精神的守护，对世间生活的诗意艺术化追求。

正始以来，老庄之学盛行，“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刘勰《文心雕龙·论说》）魏晋名士潇洒飘逸、率真自然的品格，正是道家自然人格滋养的结果。名士，自嵇康、阮籍始，“师心”、“任气”成为行为的主要特征，举止从心源出发，而不以世情为据，以真气为根本，不从俗套而行，体现一种自适其性的行为模式，任性所之[4]。对一切世俗礼教视而不见，抛弃礼教，如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沉醉六十日以抗婚，为“贮酒三百斛”而求为步兵校尉，母终而饮酒食肫，“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阮籍传》）。阮咸“居母丧，纵情越礼”（《晋书·阮籍传附阮咸》）；向秀与嵇康一起打铁，“相对欣然，傍若无人”（《晋书·阮籍传附向秀》）。刘伶，则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阮籍传附刘伶》）。嵇康则明确表示“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晋书·嵇康传》》），但在生命受到胁迫之时，嵇康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了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对人生的深刻反思，而在反思的过程中，同时肯定对逍遥山水、本真精神的守护。这样的人格焦虑贯穿《幽愤诗》全篇。诗歌的第一段先就人生进行了总结，自幼丧父，恃母兄宠爱而行为放肆，心志保守质朴但爱重自身，直接表明了对生命的珍视。从第二段起，反省自我，追悔不及，以“子玉之败”实指自己，沉痛地表达了嵇康无故被祸后怨悔交加的复杂心情（戴明扬先生《嵇康集校注》的说法有待商榷，徐君辉的《嵇康<幽愤诗>“子玉之败”句笺释》的理解可信[5]）。“大人含弘，藏垢怀耻”转为歌颂司马昭有宽宏大量之气，能宽恕自己的过错，这是对生命的眷恋与不舍。在生命价值本身与思想信仰面前，嵇康还是选择了前者，这是对生命本体的认同，发自内心。“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又“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心中惭愧内疚，仰慕郑子真和严君平，仰慕他们能乐于其道隐逸闲居，与世无争，神气安然自适。自比柳下惠、郑子真和严君平，又表明自己信仰的高洁和傲慢清高。第三段说明我是因为顽疏而导致身陷囹圄，并非天性如此，继而较为悲观地认为“穷达有命，亦又何求”，悲叹之余，认命以自聊。诗歌的第四段，是全篇的精髓所在，自省的同时提醒自己要“奉时恭默”并以灵芝“一年三秀”为喻，寄托于将来，“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在生命的后续阶段，“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以实现自我逍遥世外的理想追求。

嵇康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把对宇宙本体的追求引向了人的自我意识，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开拓了新的领域，他倡导庄子的思想精神，促进了魏晋时期的庄学复兴和玄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结合其在狱中所作的《幽愤诗》，我们不难发现，就其思想的根源而言，他崇尚道家出世的思想，追求隐逸超脱、逍遥世外的人生境界的过程中，却在思想的深处，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切的不自觉的认同，形成了“外道内儒”的思想冲突。而在《幽愤诗》中通过对自我的反省和对司马政权的妥协，所体现的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又与其性格中的傲散清高形成了其人格焦虑。但这样的人格焦虑在对现实社会的反抗中以“刑于世”的方式作结，这是嵇康的悲剧，也是魏晋名士的悲剧。

[2]赵玉霞、徐广振.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J]. 东疆学刊，2009（1）.

[3]胡东宽.批判与建构——嵇康的儒学观[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4]周海平.魏晋名士人格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30.

[5]徐君辉.嵇康<幽愤诗>“子玉之败”句笺释[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