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浑穆，文书俱老――张裕钊《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双重解读

一、桐城气度，文采风流――《重修南宫县学记》的文学分析
尽管《重修南宫县学记》一直以书法精美名世，鲜有人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它，但从本质上讲，它首先是一篇文采斐然的佳作。其时，张裕钊在京畿最负盛名的莲池书院担任主讲，应南宫知县李传棣之邀，为当地重修县学撰文记述这一盛举，他深感责任重大，精心撰写之后，又请好友吴汝纶修正：“弟懒慢无可比似，乃至终岁不作一文，一昨始撰得南宫县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鉴于将“勒石垂示后世”，倍加重视，再三斟酌。可以想见，为求尽善尽美，文章想必经过了数次修改完善，方书丹勒石。那么，这篇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呢？综合来看，就是思想性和文学性的和谐统一：
（一）大胆拷问时代，积极求新求变
张裕钊虽然终生以治文为事，不问仕途，思想上却从未离开时局半步，文章、诗歌、书札中到处流露着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王达敏先生曾说：“张裕钊的思想与清季世局紧密相关。在学术方面他熔铸汉宋，以礼学为归，意欲经世，预于当时学术主流。在情感方面，面对亘古未有之变，他感时忧国的歌哭，是那个时代志士仁人所能发出的最强音。”毫无疑问，《重修南宫县学记》就是这样一篇“感时忧国的歌哭”。
文章开篇略述县学重修之事，然后笔锋一转，由县学至人才，由人才至科举，寥寥数语，主题既明：“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作为莲池书院山长，能出此语实属不易。科举士子“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对时世的拷问，发人深思，并进一步提出考试应该是“欲群天下之士，范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趋；又益试之诸经艺策问之属，以觇其所蕴蓄。”呼吁“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闵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议论之末，回归主题，“今南宫近在畿甸，沐泽游原，且又南宫子所生之邦也。流风遗烈，宜有未泯者。有能闻斯言而皇然兴起者乎？”通篇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围绕县学重修，展而论之，通过短短数百字，阐述了自己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彰显了经世致用的文学创作理念。
（二）继承桐城余绪，力主雅健文风
张裕钊受知于曾国藩，在学术派别上被归入桐城、湘乡一派。桐城诸儒主张“义理、考据、辞章”，至曾国藩又辅之以“经济”，至张裕钊，于此四者之外，又倡之以“因声求气”之说。“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他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坚持“由声音证入”，主张“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之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广泛取法唐宋名贤，形成了雄奇雅健的文风，终成大器。
以张裕钊的文学主张来反观《重修南宫县学记》，该文“意”、“辞”、“气”、“法”俱佳，应节合度，词足气昌，切中时弊，立意深远。“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句虽平淡，却有一言九鼎之象。而历数科举之弊，则有一泄千里之势：“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芒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辨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更进一步说这种“人才”有名无实，“乌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乂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为救时弊，大声鼓呼，“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志气所动，人蹶而兴。由一人达之一邑，一邑达之天下，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嗟乎！九州之大，独无一二豪杰之士有意乎此者哉？”这是“那个时代志士仁人所能发出的最强音”，全篇行神如空，行气如虹，雅健雄奇之风跃然纸上，继轨桐城而又发其所未有。
二、独辟蹊径，师古出新――《重修南宫县学记》的书法赏析
张裕钊被誉为清代碑学大师，书法成就自不待言，连他自己也很自负，曾说“比者吾书乃突过唐人”，张裕钊对《重修南宫县学记》除了精心考究文辞之外，亦在书法上极尽所能。他曾对吴汝纶说：“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属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敬祈足下更与新任陆公、绅董孙公言之是荷。足见此碑确为得意之作，全面展现了他的艺术才华和书法主张，至今仍闪现着灵性的光芒。
（一） 笔锋使用方面：中锋为要，起落敛锋
从书法史上来看，历代书家大都强调中锋书写。宋代尚意书风的兴起，加之书、画笔法的相互借鉴，导致了中锋使用的偏废，明、清许多书家尤其是碑派书家，甚至主要使用侧锋书写，怪态百出。张裕钊虽被誉为碑派书家，在书写时多用中锋，极少偏锋、侧锋，有时甚至不惜降低书写速度来保持笔锋的中行轨迹。学生宫岛咏士曾记述道：“中国书法从汉至唐称所谓古法，全部是用中锋书写，至宋以后中锋绝迹，开始用片锋（偏锋、侧锋）。领会了宋以后废绝一千年之久的中锋，使古法重新复活的人，就是张廉卿先生。”
《重修南宫县学记》可以说是张裕钊笔锋控制的经典之作，铜钩铁划，几乎笔笔中锋。为了营造精气内敛、不疾不徐的书法气韵，还在运笔尤其是起笔、落笔时坚持敛锋，尽量不使锋芒外露。张裕钊曾说：“名指得力，指能转笔，落纸轻，注墨辣，发锋远，收锋密，藏锋深，出锋烈。”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书写时对笔锋的控制方法。这种不露锋芒、极少提按的写法，似乎是从篆书的笔意中获得的灵感。“张裕钊多用藏锋、中锋、回锋，特别精于发笔和收束，灭迹隐端，不见起止之迹，给人以‘藏锋以含其气，无锋以含其味’的艺术感受。”与同时代的赵之谦、杨守敬、康有为、沈曾植等相比，这一点也是比较特别的。当时书坛碑学大兴，粗野凌厉、古拙笨重之风颇受欢迎，张裕钊学碑而不泥碑，通过创造性的写法，形成雍容端庄、高古浑穆、雅健雄强的学者书风，根除了帖学浮滑和媚俗之病，在晚清书坛是较为难得的。
（二） 笔划特征方面：外方内圆，碑帖互补
张裕钊书法对方圆的运用独具匠心，在笔画转折处创造性地采用外方内圆的手法，前无古人，特色鲜明，一直为世人所称道。《重修南宫县学记》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几乎每个字都能够将方笔、圆笔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其书艺笔法，取法于六朝碑版，笔画方圆并用，兼参晋唐楷法，流露出一种灵活峻爽的笔姿和结构。”而且，他对方圆的应用不仅存在于笔划、部首的四角，在字型的构造上，随处都在营造着方与圆的对比，又巧妙地平衡二者的矛盾。此碑中字型大多非常方正，而笔划却圆笔颇多，如点、横、捺、撇等，尤其点画，均有圆意；笔划连接、交叉处借助捻笔的笔墨技巧，形成许多圆形的“焊接”形态；横、竖形态多取方势，而撇、捺多划出圆意等，不一而足，通过着意夸张方圆的对立统一，使每个字都意态十足，浑融饱满，避免了板滞、生硬之弊。
《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方圆的营造其实还可以理解为张裕钊对碑帖的融合化用。魏碑的笔法，方笔居多，圆笔较多，张裕钊却反其道而用之，多是援碑入帖，取二者之长，营造新体，以笔追求刀的效果，多用外方内圆；也以圆笔化解方笔的凌厉之气，不使其过于僵直，这种方圆并用的写法，正是张裕钊的高明之处。
（三） 结字造型方面：方正疏朗，法度谨严
“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重修南宫县学记》结体合乎古法，又很有特点，在大小、疏密、向背、肥瘦、长短、屈伸、仰覆等方面都苦心经营，不随意作一点一画，字型方正，结构疏朗，骨力弥满而气息贯通；法度谨严，情趣横生，着意营造而不留痕迹，表现了很高的笔墨驾驭技巧。
一是平正为主，不废欹斜。《重修南宫县学记》具有端正肃穆的庙堂之气，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同时，张裕钊为避免馆阁之病，在保持整体风格端正严谨的基础上，有些字和笔划大胆地采取斜式，如“方”、“夕”、“为”、“乃”等字，形成一种动静结合的美感。另外，夸张地拉长撇的长度、灵活设定撇的角度，有时撇甚至成了主要笔划，而横、竖、捺则相对收敛，形成亦正亦斜的效果，如“天”、“月”、“者”、“属”等字。
二是字型长方，重心上移。北碑大多字型方正或者扁方，张裕钊在学习北碑的过程中，着意加以创新和改造，笔法采取碑意，而字型刚以唐楷为主，从欧、柳的楷书中借鉴良多。《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字型大多取纵势，如壮士佩剑，气度不凡。为了配合字型的修长，还有意识地把字的重心上移，加长撇、竖，使字上紧下松，上部笔划紧结，下部笔划开张，给人疏朗、劲健、峻爽之感，如“年”、“学”、“李”、“弊”等字。
三是舒左敛右，开合有度。《重修南宫县学记》十分注意左右结构字型的处理，很少采用左右均分的格局，与上紧下松对应，多采取左松右紧、内紧外松的结构，使字型略向左上倾斜。舒左一般借助撇的长展和横的长伸实现，敛右则收缩捺画，缩短横画的右部，形成长短笔划的强烈对比，如“钊”、“刑”、“稍”、“诚”等字。为了不至于左右失重，还有意识地加强穿插避让，与左侧的纤细笔划对应，加强右侧竖画的笔墨，形成粗重之笔，外方内圆的主笔也多在右部，这样与左边的长撇、长横相互牵制，在字型稳定的基础上，增加了节奏感和灵动性。
除以上这些特点之外，《重修南宫县学记》在章法布局方面也显得气质典雅，骨气洞达；在取法渊源上注重兼容并蓄，博取众长。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开。
张裕钊在世时，感叹极少有人可以理解其书法的精髓所在，曾对吴汝纶说：“吾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凿悬崖石壁，使中空如箧，陷吾书石其中，别用他石锢箧口四周，不使隙也，千百世之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坚信千百年后定会有人认识到他的书法的艺术价值。其实，即在当时，不惟康有为对张裕钊赞誉有加，沈曾植嗜张书如命，对于他的诗文、书法成就，曾国藩、刘熙载也推崇倍至，许为“海内第一”，刘氏另称其“文章为当代之冠，书法则本朝一人耳。”时至今日，从者数以万计，衍为宗派，号称“张体”或“南宫体”，影响更是远播东瀛。何须千百年，张裕钊文名、书名之盛，早已举世公认。“廉卿今死矣，其所著文章与书具在，足以传世行远，因无俟于沉碑凿壁之为者。”桐城吴先生此言，正是我们重读《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强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