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选择-文学论文

在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其中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学和社科作品，出现了严复、林纾等著名翻译家。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一位不合流的翻译家。与严复、林纾等将西学译介到中国不同的是，他主要将中国经典介绍给西方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就是与严复、林纾并称为“译坛三杰”的辜鸿铭。
一、辜鸿铭及其儒经翻译
辜鸿铭（1857-1928）是中国近代名噪一时的国学大师和翻译家。他以言行怪异而闻名，生活经历颇为独特。他不断用中英文写作，抨击西方，提出儒教救国论。五四前后，他仍不断著书作文，抨击西方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儒教救世和中国文化优越论。其著作有其著作有《中国人的精神》（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尊王篇》(PapersfromaViceroy’sYamen)等。辜鸿铭被称为我国近代翻译的先驱。其中，除了他译介英国诗歌外，更为被人称道的是辜氏在汉译英方面开了近代之先河。他独立地把儒家经典《论语》和《中庸》等翻译成英文，为中学西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辜鸿铭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在其回国后就立即开始的。回国之初特别是在他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潜心学习研究国学，为其日后翻译打下了基础。早在19世纪80年代末，辜鸿铭结识的一些传教士如阿查立(ChalonerAlabaster)等曾鼓励他去翻译儒家经典著作，但辜氏因故未能开始这项工作。直到1898年，辜鸿铭才翻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即《论语》英译（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此书的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解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byGoetheandotherEuropeanwriters）。该书在当时的欧洲销量将近百万册。辜氏之后的一些外国汉学家也翻译了《论语》，如翟林奈（LionelGiles）和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辜氏英译《论语》的影响。1906年，辜氏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译著英译《中庸》。之后该书被编入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在伦敦分别于1908年、1912年和1913年重印过三次。林语堂先生对辜氏《中庸》译文推崇备至，在其编译《孔子的智慧》一书中完全采用了辜氏的《中庸》译文，这是他唯一一次采用他人的译文。此外，辜鸿铭也翻译了《大学》，曾将英译《大学》赠送给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遗憾的是此书并未出版。学者孔庆茂在谈及辜氏的贡献时曾评价说：“辜鸿铭对中国的真正的贡献，确实不在其政治方面，而更在于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外宣传国学，使国学走向世界方面。”[孔庆茂：《辜鸿铭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37页。]除了他的外文著述，辜鸿铭的英译儒经活动是他把国学播向世界的重要体现。
二、辜鸿铭的翻译选材
许钧指出，“当代翻译研究的许多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也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许钧：《论翻译之选择》，《外国语》，2002年第1期。]。翻译家辜鸿铭的翻译活动无疑也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首先是个人的选择，辜鸿铭之所以选择儒家作品进行翻译与他对儒家道德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紧密相关的。而辜氏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接受和宣扬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辜鸿铭虽出生在马来亚，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但其祖辈仍保留了不少儒家观念。后来又赴欧洲的英、法、德等国留学，而就在他在西方读书的时期，正是西方文化保守主义也即浪漫主义的盛行期，爱默生、阿诺德、纽曼、卡莱尔以及其他英国浪漫派诗人如柯勒律治、华尔华兹的学说都对辜鸿铭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辜鸿铭“不仅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方世界，都可谓是第一个系统接触、了解，并深受浪漫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第26页。
④许宝强、袁伟主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60页。]浪漫主义者大多强调情感、精神和心灵，反对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卡莱尔和爱默生都对中国文明推崇备至。卡莱尔、罗斯金等人还强调英雄崇拜，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君王至上、贤人政治的观点相符，卡莱尔并在《英雄和英雄崇拜》和《过去和现在》两书中都直接赞美了中国的皇帝集体采取科举制所追求的文人士大夫政治的理想。这些思想毫无疑问造就了辜鸿铭早期思想的形成，为其日后回国后推崇儒家思想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辜鸿铭在离开欧洲后，返回了其出生地，并在新加坡殖民政府任职。在与马建忠的晤谈后，辜氏产生了仰慕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倾向，开始脱洋装，蓄辫子，但这时说他已经完全服膺于儒家文化还为时过早，而当他在进入张之洞幕府之后，经过不断学习儒家思想，最终才归服儒家文化，这其中张之洞及其幕僚对辜鸿铭的思想定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之洞是晚清重臣，早期属清流派后转化为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于张之洞在旧学造诣深厚，鼓吹“致用”须以“通经”为前提，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不少旧式保守的文人学者如梁鼎芬、沈曾植、罗振玉、梁敦彦等。辜鸿铭日后的儒家文化的认识和学习都曾得益于张之洞及其这些保守的幕僚。早在1883年辜鸿铭就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学》一文，文中表达了他对汉学研究现状的不满，特别是对一些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儒家作品的不满。但直到1898年他才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译著，显然对理雅各等人翻译的不满是辜氏从事儒经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其《论语》英译序言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出于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外，辜鸿铭开始翻译儒家经典著作却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在其翻译选材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外国列强争相瓜分中国主权和领土，不少文人和士大夫也积极为清政府献计献策，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要求设立议院等改良中国。而此时的辜鸿铭已完全服膺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内外交困的情势下，他写了《上湖广总督张书》，明确表示对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和忠恕之教的归服，并公开反对仿效西方的民主政体等。拯救中国和中华文明成了辜氏这时的迫切要求，在他看来，只有儒家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不但不能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相反西方也应该学习儒家文化，才能去除其政体的弊端。
韦努蒂认为：“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⑤⑥⑦⑧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第513页，第345页。
⑨孟华：《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辨》，见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对于辜氏来说，他的翻译是一种输出，把儒经翻译到西方，希望在西方社会引起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从而能够尊重中国和中国人。实际上，辜鸿铭翻译儒经也是作为对西学入侵抵抗的一种武器。因此，面临外国对中国的蛮横态度，辜鸿铭怀着救国救世的态度，毅然开始翻译《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纠正西方传教士翻译中造成的误解，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的态度。辜氏在《论语》英译序言中说：“我们只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⑩屠国元、王飞虹：《论译者的译材选择与翻译策略取向》，《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如果说辜氏在翻译《论语》时表达其“为中华文明而译”思想还略显含蓄的话，那么他在《中庸》英译序言中则显得直接得多，他更为强烈地表达了希望西方人改变对中国态度的愿望：“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显然，对于辜氏来说，翻译儒家经典就是在为拯救和弘扬中华文明而努力。
三、辜鸿铭的翻译策略选择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把翻译策略分为两种：一种是归化的翻译策略（domesticatingmethod），另一种是异化的翻译策略(foreignizingmethod)。归化的译文流畅透明，符合目的文化的规范，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而异化的译文则力图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和文化信息。译者选择哪种翻译策略，与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目的语和源语的文化地位等都有密切关系。辜氏翻译采用的策略大体上是倾向于归化的。首先，他的译文语言流畅，表达地道，正如他在《论语》译序中所说的那样：“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其次，无论是在其《论语》还是《中庸》英译中，辜氏均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一种宗教，并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西方基督教的观念来翻译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词汇。如：
子曰：“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Confuciusremarked:“Therearethreethingswhichawiseandgoodmanholdsinawe.HeholdsthelawsofGod,personinauthority,andthewordsofwisdomofholymen.”
辜氏把“天命”译为“thelawsofGod”，把“圣人”译为“holymen”，其中God和holymen都是基督教中的用语。这体现了辜氏译文的归化倾向。
表面看来，辜氏的翻译为的是纠正理雅各等人对儒家经典翻译而造成的误解，但总的来说，辜鸿铭翻译儒家著作是为了拯救当时岌岌可危的中华文明。鉴于此种目的，辜氏承担了翻译儒家经典的重任，开始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言而喻，辜氏的翻译活动有着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不是简单地为传播儒家思想而译。这种特别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辜氏的翻译不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把东方的儒家文化强加于西方读者，这样做必然会适得其反。相反采用尽量减少原文的异质性，缓和异域文化对目的文化的冲击，会收到良好的翻译效果。早在十七八世纪，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初期采用音译的方法传教收效甚微，而后来利玛窦把基督教义中国化，如把基督教中的“上帝”说成是中国人传统的“天”，保证了日后传教的成功。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只要翻译策略运用得当，相异性因素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身份认同”[]。辜氏使用归化策略翻译儒经的努力，如把“天”译为“God”等，实际上也表现为他希望西方人更容易接受儒家思想。
读者对象的选择也是译者翻译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译文读者范围比较有限，他说：“对于一个能够以哲学和文学的敏锐去研究像理雅各博士所译的‘中国经典’这样的巨帙的笃实学生来说，无疑会对那种道德文化，或者称之为中国人文明的东西有所洞察，透见其真相。但对于绝大多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鉴于这种情况，辜氏的译文希望面向广大的普通读者，但主要还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国人。为消除读者的陌生和古怪的感觉，辜鸿铭在译文中尽量去掉中国的专有名称并引用欧洲著名作家的话注释儒家思想。在《中庸》翻译中，辜氏除了大量引用欧洲著名作家的话语之外，还对相关内容作了大量评论，这些都以注释的形式夹杂在译文中，构成了对译文的重要补充。毋庸置疑，辜氏认识到对于受过教育的英国读者，降低源文化带来的陌生感将有助于源文化的传播和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社会危机让辜鸿铭看到输出儒家思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所以他担当起了传播的重任。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样如此，译者个人对翻译的认识、读者对象的把握以及其翻译目的等都影响着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除此之外，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辜鸿铭所处的时代欧美政治经济上实行对外扩张，相应地英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强势地位，让英语文化的读者来接受完全不同的中国儒家文化理所当然会遇到巨大障碍，辜鸿铭采用归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译者的翻译选材一方面是个人的选择，其中受个人的经历、文化态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辜氏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虽留学海外多年但仍回归儒家文化的思想导向，然而正是他站在东西文化的边缘才使他有机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向西方传播。另一方面，辜氏的翻译选择也是社会历史文化的选择。文化互动理论认为，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两种文化接触后的必然选择。“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与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屠国元、王飞虹，2005）辜鸿铭为了让儒家文化更好地被英国人所接受，所作出的本土化的努力（即归化）实际上达到了其传播儒家文化的目的，其做法对当代翻译理论和实践仍不乏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