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社会的抒写——太行山的秧歌小戏-文学论文

一、“小调——歌舞——戏曲”：秧歌小戏的形成轨迹
秧歌，原是流行于我国农村的一种民间艺术，它是一种土生土长、普及面大、广泛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与秧歌戏是有区别的，秧歌是一种民歌小调，伴有一定的舞蹈动作，是农民在节日欢庆时的一种游艺性化妆表演。秧歌戏则是在此基础上产生，是农民用秧歌小调的形式来演唱故事，使原来带有歌舞性质的秧歌逐渐戏剧化，最后发展成为用民歌小调在舞台上表演的民间小戏。习惯上，人们把秧歌戏亦称作秧歌。秧歌是由乡村民众自编自演的一种民间小戏，是融小调、杂说、歌舞、戏曲为一体的小型综合艺术。秧歌戏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且有动人的故事情节，大多短小精悍，格外受到农民欢迎，因此在抗战爆发以前，是乡村民众主要的文化娱乐生活形式，在占据了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仅是乡村元宵节社火的组成部分，更在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多种作用。除单纯的娱乐之外，民间小戏还为乡民情感的宣泄、身份的彰显、人际的交往甚至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渠道和空间。秧歌因其表演形式和内容的大众化与乡土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形象。
在太行山区乡村，秧歌流传最为广泛。“襄垣秧歌”、“武乡秧歌”、“祁太秧歌”、“壶关秧歌”、“沁源秧歌”、“涉县秧歌”、“武安秧歌”等秧歌种类在太行山广泛流布。太行山区的秧歌，其源流大都无文字记载，据一些老艺人的口传，多源于乡村元宵节的闹“社火”。如襄垣秧歌，其起源大约是在明万历年间农村开始的正月十五闹元宵，也就是闹社火（社火即红火）。每逢元宵节前后，村里掌管三官社的人牵头组织村里的人闹娱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高跷”、“旱船”、“龙灯”、“跑驴”、“挑高”等民间舞蹈。还有供大家玩的“八角锹”、“车溜锹、“黄河灯”、“喝一壶”等游戏形式，十分热闹。到明末清初，人们把平时哼哼的民歌小调和劳动的夯歌结合起来，配上词句（大都是自己编的庆贺丰收的喜庆唱词），进行就地演唱。在演唱时又配上锣鼓点，后来又编小故事唱词，形成一种演唱形式，都叫是闹秧歌、也叫闹社火、闹红火。几个人在中间又打又唱，周围观众观看，所以襄垣秧歌是由当时岁时节令民间歌舞中发展起来的，秧歌由此而得名。[1]开始是挑高，挑高是一手摇响环，一手打雨伞，见景生情，即兴作词，二人对唱，一唱一和的娱乐形式。后来把挑高与本县曲艺《小鼓板》《莺歌柳》唱腔互相渗透，唱出一种新调《干板秧歌》。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干板秧歌》加上呼胡伴奏和打击乐器，唱故事、唱人物，出现行当角色，发展成地圪垒（广场）秧歌。清咸丰年间（1851-1861），出现了善福旦田维、下良旦赵满有、西营丑赵黑旦、元头生李改成、白杨岭村三花武根慧等一代名流，把地圪垒秧歌搬上舞台，组成同乐会、自乐班等半职业性秧歌班社，增添了简单服装、道具，形成地方剧种。光绪十年（1884），由上良艺人王福锁发起，集中西营、城底、上良、下良、白杨岭、韩庄、店上、元头、泉沟和武乡上合、下合、北漳、监漳、柏峪等18个村自乐班名艺人，组成第一个秧歌职业班社——18村秧歌班。自此，襄垣秧歌呈现繁荣。[2]可见，襄垣秧歌是在民间小调、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戏曲艺术。流传于太行山的其他秧歌，如形成于祁县、太谷，流行于晋中地区的祁太秧歌等，虽然因地域不同，在音乐和表演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即从民间小调、到歌舞再到戏曲的过程。从太行山的秧歌“由歌而戏”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们几乎没有精英文化的渗透和官方介入的痕迹，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创造，是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

二、从“地圪圈”到“大雅之堂”：秧歌小戏的乡村演出
抗战爆发前，太行山区以秧歌为主的民间小戏处于相对繁荣发展的阶段，仅襄武地区的专业秧歌班社就有20 余个，较有名的班社是襄垣县公款局出钱、豪绅经营的官秧歌改良班、天义班、三元班、天成班、富乐意、悦意班等。[3]在太谷，“329个自然村，有秧歌班活动的达153个，其中历史最久、影响颇深的有12个，素称‘秧歌之乡，名不虚传。”[4]秧歌班社在当时乡村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如襄武秧歌戏班庆荣班，在当时民间影响很大。时谣：“要想看好戏，写来庆荣班。会孩《白蛇传》，琚林《刘公案》，《吊孝》耍的羊户旦，三狗南牢去送饭。看了西江当刘青，笑得把人气喘断。看了旭昌唱许仙，老婆们回家见不得汉。汉们看了伢迷人旦，都嫌老婆不好看。”“庆荣秧歌班，首戏《清风山》。海水唱兰英，来法当丫环。龙素珍是哑嗓旦，一声唱得泪不断。天上下了冷疙蛋（冰雹），满场老少不解散。”[5]可知其影响之巨大。秧歌班社所演剧目深受百姓欢迎。民国十九年（1930），太谷教坊村唱“对台戏”，一台秧歌，一台晋剧，两台相距不远。开戏这天，戏场里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晋剧首演《断桥》，主演名手“田桂旦”，唱得很卖力。秧歌首戏是“大要命”的《奶娃娃》，刚一开场，就把看晋剧的观众拉了个稀稀落落，“哗”的一下子，人们都拥到秧歌这边来了。场子里喝彩声不断，“大要命”越唱越带劲，一下子就把晋剧班对了个败。以后“田桂旦”逢人就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要命的《奶娃娃》”，再也不敢和秧歌对台了。[6]
虽然秧歌小戏在乡村社会盛行，但因其出身“卑微”，难以得到精英文化的认同，其演出还要遭受官府的限制，不能登“大雅之堂”。如襄垣秧歌，1851年以前，其剧场主要是街头、院落、广场就地演戏唱，群众称“地圪圈”。1851年搬上舞台后，也大部分是在街头搭台。1924年改良秧歌班成立后，由于其后台是旧政府的公款局和豪绅王维新，根子硬、要干粗，并增添了大量的蟒靠袍带戏，因而冲破了“秧歌耍戏不准进庙院唱”的禁区，开始在一些庙会上演出。特别是“奶奶庙”的会戏，多数要演唱秧歌戏，说法是老奶奶（管女人生小孩的神）爱看秧歌戏。从此，襄垣秧歌的场地和上党梆子、上党落子一样，可以到处演出。[7]“地圪圈”秧歌的演出习俗是每年阴历正月元宵节前后，大部分村庄都要在街头演唱秧歌。有的村由本村人自唱自乐，有的村雇请把式演唱，大都在本村演唱五天之后，就到邻近村互相往来，交社演唱，人们把这种活动叫“闹秧歌”。每到一处，首先由秧歌队的领军演唱一段“挑高”，然后唱秧歌，末尾仍由领队用“挑高”向场主（接待秧歌者）唱一段谢词。如“谢拜、谢拜、多谢拜、谢拜老兄多自在，弯腰作揖谢谢你，下年闹起来咱早些来”，然后敲锣打鼓离开。搬上舞台后到抗战前夕的演出习俗是：一般的三至五日为一个台，每天上午、下午、晚上演出三场。每场演出先唱较长的正本戏，后场、唱三至五出折子戏，名曰“搭出”。在正戏和前几出折子戏结尾时要敲几声小锣，名曰“留小锣”，以表示还要演唱折子戏。如不留小锣，即表示本场演出全部结束。进庙院演唱之后，即为敬神戏，节目是由社首点，开演时间由社首放炮指挥，头炮登台（演职员上台），二炮社场（挂幔子和捉裙椅披），三炮开戏。每场开头后全座场（也叫出官）。[8]

三、“民间”抒写：秧歌戏里的乡村世界
太行山区民间秧歌戏班不仅数量众多，活动频繁，演出地域广阔，在乡民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各地秧歌小戏剧目题材丰富，结构完整。仅太谷一地，从清代末期至今，近百年的时间，有剧目可记者共330 多个，创作于抗战之前的就有200 多个。[9]襄垣秧歌有传统剧目239本。[10]传统秧歌小戏通常都是从劳动大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素材，还根据真人真事编演乡村剧，反映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现实。秧歌剧本以反映民间生活、男女爱情、婆媳口角、妯娌风波、家庭故事为主。如太谷代表性的传统剧目《打冻漓》，反映民国十年左右太谷花庄儿的姑娘杨叶子受了本村教会所办“见露小学”自由思想的影响，反对兄长包办婚姻的真实故事。当她听哥哥说长相丑陋的卖冻漓者就是他的未婚夫婿时，坚决要求退掉亲事：“都是哥哥你办的好事，你给奴寻得那头好婿。别说我与他配夫妻，宁死在家里也不去侯寺。割了脑袋身子也不去，抬来一口棺材来再作商议。妹妹我要去跳井寻死。”由于姑娘的坚决反对，哥哥退掉了这门婚事，姑娘反对包办婚姻自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11] 《看秧歌》反映一对青年姐妹到太谷北洸村看秧歌的所见所闻，以叙述当时秧歌名艺人及群众对其拿手好戏的评论为主，刻画了一对天真活泼的少女形象；《偷南瓜》以农村独特的生育习俗为题材，由一老一少两个人物演唱。一怀孕的少妇想吃南瓜，而丈夫又出工在外，家中缺米少柴，生计艰难。于是她径自到王老汉的瓜地偷瓜，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最后心地善良的王老汉同情少妇，以瓜相赠，少妇再三拜谢，欢喜而去。
清光绪以后，晋中商帮兴起，由晋中商人开设的商铺、钱庄遍布全国，外出经商成为晋中乡民最主要的谋生方式，因此关于晋中商人的故事也出现在秧歌中，然而，这些戏中都提到了丈夫的经商过程，但它只是起到了铺垫作用，并不是这类小戏的重点，小戏所关心的仍是农村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如《张公子回家》（太谷秧歌）描写了张公子经商“衣锦荣归”后假说生意赔本以试探妻子田氏，当妻子看到丈夫“拉的骡子牵的马，身上穿的好衣裳， 满驮子行李和衣箱”后，热情招呼归来的丈夫， 而一听丈夫说生意赔本，马上对丈夫另眼看待。等丈夫说出只是在试探妻子事实后，她又央求原谅她，双膝跪在地上向丈夫赔礼道歉。对这个嫌贫爱富的妻子的谴责便成为这出戏的主题。同时，在戏中也真实地反映出久于寡居生活的妻子的苦楚和哀愁，表达了她对夫妻生活的强烈渴望。还有描写小商人的小戏，如《张三算账》《卖元宵》《卖绒花》《卖胭脂》《换碗》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谷地区崇尚商贾的习俗。
在传统秧歌小戏中，以戒毒，戒赌为题材的劝诫戏，如太谷秧歌《女戒金丹》《劝戒烟》、《踢银灯》《改良写十字》《断料子》《卖豆腐》《劝丈夫》《缝袍子》《奶娃娃》，襄垣秧歌《戒烟》《禁赌》《吸金丹》《抽大烟》等，这些小戏反映了清未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鸦片肆虐、赌博成风造成的家庭悲剧和诸多社会问题。《女戒丹》是侯城村秧歌演员王连惠依据真人真事编写而成的。有一天，王连惠推车到城里卖菜，回返的路上巧遇到一个也要去侯城的名叫张二姐的妇女，在妇女再三央求下二人做伴同行，一路攀谈中，王连惠得知张二姐刚出嫁时小夫妻恩爱和美，后因自己染上嗜好，吸起“金丹”（毒品的一种）来，夫妻经常吵架，家境渐渐败落。男人一气之下，就把她送到城里戒烟局戒烟。现在烟戒了，人放了，这就回去勤俭持家，和男人好好过日子。王连惠一一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回到侯城，就编了一出秧歌《女戒金丹》，唱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名字叫张二姐，外号儿唤成‘大红果’。俺男人实难惹，先打伙计（不正当男女关系）后册（娶）我，因为我熏金丹处得不和。”[12]《劝戒烟》也是由晋中文水县一位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写而成的，真实地再现出些抽鸦片者破烂不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形象。《卖豆腐》叙醉心于赌博的康妻见丈夫一出门便窃喜“走得巧来走得妙，隔壁摸牌好解心焦”，把丈夫嘱托在家磨豆腐之事置之脑后；《小儿盘道》中说出了赌博带来的危害：“读书人学会把赌玩，误了今科中状元。买卖人们学会赌，误了生意少赚钱，种地人们学会赌，误了耕地少打粮”。《踢银灯》写妻子看到丈夫赌博彻夜不归，便寻到赌博场，把藏在狗窝里的丈夫揪出来，踢了赌桌上的银灯，掀了赌桌，并执意要把开赌场的邻居报官，其勇气实为可佳。这些劝诫戏针砭时弊，贴近现实，发人深醒，寓教于乐，起到了一定的社会警戒作用。
当然，由于秧歌小戏产生于封建时代，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乡村社会的产物，因之必然会带有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太行山的秧歌戏中有不少古老的带有封建迷信的宣扬旧道德的曲子，如《郭巨埋儿》《大上坟》等。有些反映男女关系的剧目，如太谷秧歌《切草帽》《大割青菜》《拣买根》《争媳》《奶娃娃》等，表现出男女发生两性关系的场面，它的淫荡词语和露骨的下流表演，也确实有伤风化，起了色情的宣扬和教唆作用，这就成为秧歌中危害最大的糟粕。所以，光绪十四年，在山西做官二十余年的方戊昌在《牧令经验方》就主张地方官应“严加禁止，违者重罚。[13]民国九年（1920）太谷县也颁布《禁止秧歌文》：“查唱演秧歌，多系淫词俚曲，伤风败诉，莫此为甚。……合亟布告禁止。仰县属各村，一体知照，如有违犯，定行从重处罚，绝不宽贷” [14]但禁止秧歌文只是一纸空文，未能付诸实实施。相反，戏班层出，戏剧创新，秧歌愈来愈成为群众娱乐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