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关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拯救及其效应-社科论文

斯特劳斯曾把霍布斯的“人性公理”归结为“自然欲望公理”和“自然理性公理”，它们暗示了造成人类生存困境的原因和得救的途径。在自然状态下，力量与欲望的落差并不必然导致人类的生存困境，它只在资源的有限性基础上竞争的无规则性和缺乏裁决者的情况下才出现。由于冲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开放战争，这就完全有可能毁掉人类自身，因而人类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式选择。就如柏格森所指出，人类的任务首先是确定是否想继续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霍布斯选择”。对比两种可能的选择，没有哪一种选择完全符合所有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惟一方法就是避免最坏的选择使之利于多数人。正如斯特劳斯强调的，自然向人们昭示了应该避免什么，从自然状态中唯一可得到的补偿就是人们有可能摆脱自然状态。
（二）人类生存困境的拯救：经验与理性^利维坦的诞生
战争状态下，由于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使人的本性又倾向于和平。霍布斯一方面借助于激情，因为如果没有惧怕死亡的激情迫使人类意识到，保存生命是最重要和最急需的，就不能推动人们朝这个方向发展，用斯特劳斯的话说就是，是消极“逃避死亡”而不是积极“保存生命”促使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霍布斯又求助于理性，强调通过理性发现可以使所有人同意而又易行的和平条件。出于理性的驱使，人们要求摆脱战争而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就需要互相订立一种社会契约，甘愿放弃别人也同样放弃的自然权利，因为不受限的自然权利是造成人类困境的原因之一，如果想要确保安全与和平，就必须用自然法来约束或限制自然权利，用八丄】3村切1也的话说，只有结束了自由，和平方始有望。但自然法只具有内在约束力，而人都是自利的，如何保证人们不为了私利而撕毁契约，使人类又退回到战争状态中？霍布斯认为，这就需要有一个绝对权威，能使臣民绝对服从于它的主权者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并对违反契约者进行惩罚或制裁。这就是国家，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显然，当人们放弃全部权利签订契约起，利维坦就必定是独裁式的。用沈阳的话说，霍布斯似乎成功找到了保障人类自由与社会安宁的一条快捷方式，即用起源于众人同意的政治权威代替自然权威来保障臣民的安全。
在霍布斯这里，主权者的权利是高于臣民的权利。作为圭权者都带有自利倾向，当他们破坏信托或违背自然法时，谁来监督主权者尊重臣民的权利？霍布斯虽然认识到利维坦可能存在权力无度扩张的危险，但在他看来，利维坦的局限性与自然状态下的“死亡恐惧”相比，是一个相对可以容忍的“恶”。这种导入强权政府的拯救方案，却把人类从一个困境推入了另一个“利维坦困境”。在自由和权威之间，霍布斯赋予权威绝对的空间，自由仅是权威的附属物。这就导致了人自由地创造了一个自己绝对服从的枷锁的悖论，结果政治社会下的人们仍然面临着死亡和暴力，所不同的是，在自然状态下的恐惧是人们相互间的外在恐惧，而政治社会里却是个人对利维坦的内在恐惧。毋容置疑，利维坦确是维护秩序和安全的基础，但它有可能把秩序变成奥克肖特所言的“墓地式秩序”，结果在政治社会下的人们仍处于奴役状态中，之后的克伦威尔专制宣告了霍布斯拯救方案的失败。
二、霍布斯困境的效应
霍布斯虽然用国家来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诸多漏洞：如何防止主权者滥用权力？权力的制衡、监督如何得以落实，从而防止臣民又一次退回到类似普罗米修的境况之中？如何在政治社会中实现臣民的最大自由？霍布斯陷入了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还没有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霍布斯问题”的方案，它代表着一条死胡同：沿着霍布斯的方向，不可能再往前进，思想家们要另辟途径来解救人类生存困境，这也是霍布斯困境所起的作用。一个问题的发现可能是最终的，但问题的解决却不是最终的。当然，这并不否认一切真正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在霍布斯的论证中无意提出了一个思路：权利的转让和权力的限制。这个思路给后继者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自由主义理论的完善正是后继者对“霍布斯困境”进一步反思的结果。
（一）效应一：权利的转让-一从全部权利到部分权利
用国家状态下法律和国家救济的手段来代替自然状态之下道德和私人救济手段，从而实现人类对和平的诉求，是解救人类生存困境的必然选择。但由于霍布斯把臣民的全部权利都交给主权者，这就可能导致在国家状态下当主权者滥用权力侵犯权利时，这种危险比自然状态下无法计量的、无限度的危险更大。这是霍布斯解决方案中的致命缺陷。托克维尔曾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它不符合人的理性标准。之后的洛克建立了一个通过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观念来限制政治权威的社会契约论。在洛克看来，政府的诞生是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不便，它对于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但政府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为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就与霍布斯的拯救方案不同。洛克强调人们缔结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障人类的利益，特别是保障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放弃一切权利。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公共法官的缺位，使裁判会有偏见、执行裁判的力量不够以及在相同案件下不同的人做出的判决各不相同，因此洛克提出了执行、审判及立法的权力三项补救措施。为了保障这些补救措施的效力，社会契约的订立者甘愿放弃但只需让出两种权利，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来加以行使，就可以达成安定生活的愿望。洛克与霍布斯的分歧点在于，洛克把主权者作为订立契约的一方，如果主权者不履行契约和保障臣民的利益，臣民就有权反对甚至推翻他们，另立新主。这样，通过在契约签订过程中，缔约者让渡权利的部分性，个人自由权利的不可消除性构成了对政府权力的有效限制，为人们避免陷入奴役困境做了铺垫。
（二）效应二：权力的限制-一从全权政府到有限政府
按照罗素的观点，霍布斯理论由于受到当时政局动荡的影响，他最憎恶内部纷争，因此霍布斯倾向于和平，这与洛克的制衡概念相对立。对死亡的恐惧是霍布斯推理的起点和终点：自然状态的人因为惧怕死亡而签订契约成立国家；国家状态下，臣民因为惧怕主权而和平相处。这种解救方式是奥克肖特所言的“顺势疗法”。国家状态下的这种恐惧比自然状态下的恐惧具有无法比拟的约束力。如果说自我保存是自然状态中利维坦合法性的根源，那么利维坦所引发的恐惧也可以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在霍布斯语境下，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而不是主权者与臣民间的契约，个人只有订立契约让渡权利而没有赎回权利的自由，就形成了“权力单向集中发展”。主权者拥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以及其他管理国家所必须的所有权力，这就可能导致“少数人的暴政”，而霍布斯却没有进一步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具体措施。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与“霸权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人们之所以建立政府是为了获得安全与和平，故而必然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关于有限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然而，有限政府论发展的直接动力主要来源于近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是继霍布斯之后，洛克提出政府是有限的政府，并进一步构建了有限政府理论付诸实施的基本制度；盂德斯鸡在洛克的基础上则完善了三权分立制度；而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问世则促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出现。之后，密尔、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人分别以功利原理和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论为哲学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限制和制约政府权力的必要性，提出“守夜人”、“警察”以及“最弱意义的国家”等理论，为政府的权力限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
（三）效应三：最终的目标一一从战争状态到永久和平
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和平的秩序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是和平的鼓吹者。如果人类希望仍然成为人，就只有一条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可走。这种社会中的和平不是短暂的而是永久的欲求。康德曾说过，追求永久和平，既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义务。永久和平有两种，一是躺在坟墓里的人，另一则是一种理想境界。后一种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的过程，因为人是经验和理性的动物，人类在经历战争的劫难后会吸取教训，怀抱理念，持续追求，止于至善，最终走向永久和平。当人类达到永久和平状态时，霍布斯的生存困境，就“死亡的恐惧”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算是摆脱和解决了这个哈姆雷特式的困境。
霍布斯不需要辩护，需要的是理解。那种认定利维坦能够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实际上是误解了霍布斯的原意。霍布斯认为，人们的生活状况不可能没有弊端的，利维坦不可能解决人世的所有问题，相反，利维坦和自然人一样也会死去。霍布斯只是促使人们相信有一条可能的和平之路，因此去证实或者证伪霍布斯的解决之道是没有必要的。任何政治秩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即使是最完美的政治秩序也可能是枷锁，因为政治理论上的详细或简单处置不等于政治实践中的一劳永逸，人类对于这些复杂问题至今还处在探索之中。霍布斯在回应生存困境的方案上，是否正确或成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关注解决该困境的思路、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效应：洛克、盂德斯鸡、密尔以及康德等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就此问题不遗余力地设计和规划，并推动后来者对人类生存困境不断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