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双重艺术风貌-艺术论文

从根本上来说，狄更斯是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有十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由那个时代决定的。19世纪英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社会的政治、宗教都发生了诸多的影响巨大的运动和改革，英国社会民主的潮流也逐渐形成较大气候，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自觉。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以及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都没有带来穷人生活状况的改观，甚至使得他们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问题变得敏感而复杂，人们尤其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和有远见的上层阶级的心态变得焦虑，他们对许多社会问题都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工业化带来的竞争、道德的堕落、贫富差距、宗教问题等等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社会问题的积累更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文学界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社会小说”，这是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特点之一。他们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呼吁基督教的仁爱精神，以便寻求达成各阶层的相互谅解、互助互爱，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英国中上层阶级的平安和稳定。许多大作家包括狄更斯都受到这些创作的影响。
自然科学理论的进步对于浪漫的神秘化的和神学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追求客观、现实的心理开始影响整个的社会科学，包括艺术和自然科学倡导的理性精神。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学对于现实的关注也开始增多，浪漫化的抒情的力量已经失去了魅力，现实的大量血泪让作家无法回避，他们的笔也开始直接对准了那些来自底层的污瘦的面孔和浑浊声音。
出于作家本人的良知，同时受到时代和前辈作家的影响，狄更斯的创作其实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关注现实，这种精神一直持续在他整个创作之中。《大卫“科波菲尔》和《荒凉山庄》中对英国当时的某些社会制度和官僚体制，尤其是那些僵死的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和贪婪腐化荒唐无耻的官僚给予的强烈揭露和抨击。在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作者把情节的焦点放置在了底层人所遭受的非人的虐待上面，作者在小说中对热博兹大厦的描写揭露了凄凉的约克郡学校对孤儿的剥削，同时小说也强烈地批判和抨击了经济上商品和市场主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腐蚀，而贵族们的游手好闲、瞒上欺下，国家政治权力上的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更让他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
如果说《荒凉山庄》和《艰难时世》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的态度和强烈的人道关怀使得狄更斯在精神本质上趋于现实主义，那么在艺术手法上，他的对现实的刻画对社会状况的描摹也是极具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和典型性的。《奥列佛’退斯特》中对伦敦贫民窟的精确描写：“街道窄得要命、泥泞不堪，空气里充满臭味。小店倒有不少，但仅有的商品恐怕就是大量的小孩，他们这么晚还在门口爬进爬出，或者在屋里哭喊。在这满目凄凉的地方，独有酒店似乎生意兴隆，可以听到一些最下层的爱尔兰人在里边直着嗓子大吵大嚷”，这样的描写几乎可以和当时的社会学资料相譬比。
2、浪漫主义的烘托现实主义在狄更斯创作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他积极乐观的性格和他的呼唤美好、渴望美满幸福的社会和家庭理想则决定了他的作品同时又携带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前期作品，在整个格调上都是清朗明快的，无论是充满幽默滑稽的“流浪汉小说”《皮克威克外传》，还是稍显散漫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小说都凭借强烈的喜剧风格和滑稽幽默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浓厚的浪漫情调。
浪漫主义的倾向更为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狄更斯许多作品中出现的理想化的美满结局。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作者让主人公尼古拉斯在受尽折磨后，依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的天性，并且受到好心的富商契里布尔兄弟的赏识，通过兢兢业业的工作而事业有成，最后又与自己所钟情的女孩玛德琳喜结良缘。其他人物也都符合狄更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念而各归其所。那种“善恶”必报的模式化结局在《老古玩店》甚至后期的《远大前程》等作品中依旧有着鲜明的体现。理想化的结局体现的是作者充满积极乐观精神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
狄更斯对环境的刻画显示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写实倾向，同时在人物的塑造上却显示出一种浪漫化的倾向，这种浪漫化使得人物一定程度上甚至有点“名不副实”。《奥列佛“退斯特》中的布朗劳先生的女仆、管家贝德温太太，她身上那
种天生的慈爱和温厚可能来自狄更斯对早年未能对自己慈祥的祖母留下任何记忆这一巨大的遗憾的补偿性心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使得人物成为了一种完美的道德楷模和情感慰籍的化身，这也是作者内在的浪漫主义倾向的体现。这种浪漫理想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性格，所谓“本性难移”，即便在以《荒凉山庄》为转捩点的创作风格变得沉抑之后，浪漫精神依然影响着他的创作。在《艰难时世》中，他信奉的是人性的沟通，他宣扬的是爱、体谅、宽容、关心，他提出的解决途径是发展爱心，从教育孩子入手，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心、爱美之心、想象力和文学爱好，这样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同情才能真正建立，社会才会有希望，所以狄更斯并不主张暴力的革命，而希望的是阶级调和，所以在对工人暴动进行的描写中，他没有将工人暴动的领袖塑造成一个光辉高大的正面形象，而是一个狂躁的气急败坏者。狄更斯这种温和的思想，其本质是批判的，但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批判，是以一种主观理想化的愿望和情感提出的对现实的抗议。
其实，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在狄更斯的某部作品或者某个创作阶段也许稍占上风，但宏观来看，这两种艺术思想和手法在他身上是紧密结合而且相得益彰的。《双城记》是狄更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的典型文本。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都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小说中的正面人物都令人尊敬，受人喜爱，如马奈特医生正直、不畏强权；露茜美丽、温柔、善良，对亲人和爱人以及朋友都充满着爱和同情；夏尔“达奈则自食其力、鄙弃寄生虫一样的贵族生活，并且善良而勇敢。更为典型也更为作者本人所倾心的是爱德蒙“卡屯，他为了爱情从容赴死，而且内心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幸福和自豪。在狄更斯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一向提倡的是纯粹的利己主义，霍布斯等人甚至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利己主义看作是人的千古不变的本性。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狄更斯所宣扬的这种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显然带有强烈的浪漫色彩，但是这种浪漫色彩却又是直接针对于现实，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强烈的现实背景的设置，还是对革命、暴力、社会丑恶、人性的善与恶的展示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微观视角和宏观视域相
1、家庭道德伦理细节的微观关照“宏观与微观”指的是狄更斯整个的艺术架构，这不仅仅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上，也包括题材内容所反映的思想上，这种宏观的思想性又深刻地体现在作品题材内容以及作者采取的介入视角上，即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性审视和对人性的深刻体察。文学尤其是小说都应当是具体而微的，而且比生活更加生动活泼。狄更斯的创作所走的是那种通俗化和大众化艺术路线，这种艺术路线决定了狄更斯在艺术思想的实践上无限地贴近生活、贴近人群，他往往从某一个人物形象入手，从某一个家庭的平凡处或者破碎处写起，使得作品落实到一种日常的平凡的微观角度，避免了观念化的空泛和枯燥，从而获得了一种勃勃的生命活力。
狄更斯的道德和社会理想贯彻在了他小说题材的微观领域，尤其是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对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焦虑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心态”，狄更斯小说对于这种焦虑的表达不是直接对准那些大的社会问题，而是从微观的视角进行审视，并通过艺术化的处理，表达自己美好的社会理想。对于家庭幸福的渴望，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歌颂和赞扬，是狄更斯创作的一个鲜明主题。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新鲜的，但是狄更斯小说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在这种“微观”描写领域内对喜剧形式的借鉴。
英国小说的传统是一种叙述式的，比如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缺少那种微观、具体的情景式描写，而狄更斯开始试图打破了这种传统。他和同时代的作家兼好友科林斯都曾经力图把英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发展成戏剧形式，他们首先在小说的叙事中加入相当部分的戏剧性场景描写和渲染，然后还积极地吸取戏剧之中特殊的抒情方法，这样做的一个效果就是使得他们的小说像古典悲剧一样，产生出一种严肃、崇高、庄严和悲壮的意味。《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都极具传奇性和戏剧性。这种戏剧化的借鉴不仅体现在情节结构上的戏剧性巧合上，同时还体现在对具体的生活场景的描述方面。家庭生活中的一系列变故之后复归于和谐，孤儿由被遗弃到命运出现转逆再到复归于家庭，这样的情节模式被展示在了微观的家庭领域，这种情节模式恰如一幕家庭情景剧的框架结构，而且人物的表情、情感、心理都能够得以充分地展示和发挥，戏剧的抒情感染力量在这里也得到了有效地施展。
这种微观的戏剧化的处置，使得作者所宣扬的那种以善良、仁爱、同情为基础的家庭观念和理想得到了更好的展现。具体地说，这种家庭观念和理想首先是以道德为基础的，道德做人的基础，是所有行为的价值规约，个人道德方面的敦厚朴实是家庭美满和谐的基础，家庭美满的基石是铺垫在个人的道德品质上的。
除了个体的道德的完美和坚定之外，家庭的美满和和谐还需要爱心，如果说道德是基石的话，爱心则是一条纽带。银行雇员鲍伯’克拉契一家，穷困但却非常温馨，家人之间充满了真爱和关怀，他们圣诞之夜充满温馨的聚餐可以让所有富贵而冷漠者羡慕；坡勾提一家^《大卫“科波菲尔》）也是如此，而且当家庭成员误入歧途之后，家庭并没有抛弃他们，他们不是用冷漠和敌视来惩罚，而是用爱心来拯救和感化，所以当爱弥丽被史多夫诱骗抛弃的时候，坡勾提先生历尽千辛万苦将她找到，带她到崭新的澳大利亚去开辟新的生活，最后爱弥丽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2、家庭道德伦理范式的宏观展示
狄更斯的创作具有一种宏观的气度和力量。他能够深入到人性的深度，同时又能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深刻揭露使得这种人性的审视获得一种历史的高度和社会的广度。其实，追根究底，这依旧是发自于他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理想，正是这种人道主义理想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尤其是这种罪恶对人性造成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强烈的批判。
在狄更斯笔下，受到资本主义罪恶腐蚀和侵害的人物形象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回心转意”或者“痛改前非”型，一种则是冥顽不化型。前者的典型如《圣诞颂歌》中的私刻鲁挤，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受到圣诞精灵感化前，是极端冷漠毫无温情的，对待周围任何人都尖刻吝啬，而在圣诞之夜精灵带他梦游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和人生观才完全转变过来。后者的典型如《董贝父子》中的董贝先生，这是一个经营国际贸易的大公司“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是新兴的大资本家的典型，他高傲、虚荣而又冷酷无情，但是最后却落得倾家荡产，差点自杀的下场。这两类人物形象中，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挖苦和讽刺，但是对人的悲悯使得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挖苦和嘲讽，私刻鲁挤和匹普的转变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在面对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时候是愤慨和激动的，但是却没有绝望，他寄希望于人性的复苏，爱的感化，尤其是家庭的温暖的感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情节就是，高傲冷漠的董贝先生最后破产并试图自杀的时候，是女儿真诚的爱感化了父亲冰冷的心，被“金钱万能论”异化的董贝先生，最后才发现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美好感情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当我们感慨资本主义社会那种金钱和名利对人的异化的时候，我们更感受到了狄更斯那种人性理想的可贵和温暖，我们不禁想起《炉边蟋蟀》中时时在炉边响起的那嘹亮的蟋蟀叫声，那是家庭真爱的守护神，象征着人间的真诚、爱以及忠诚，象征着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睦，它的叫声可以感化人的心灵，唤起人们对美好温暖的家庭无限向往和珍惜，唤起人们的慈悲宽容，狄更斯的小说就像这样一个温暖火炉，蟋蟀的叫声正一声声地传来。
狄更斯小说那种双重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无论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相间杂，还是宏观铺陈与微观雕琢的结构设置和话语布局，都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雄浑、驳杂而又明朗、活泼。在这种艺术风格的背后，正是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了作品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