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社科论文

从古代的西赛罗到1959年，可以叫做传统的翻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科意识，理论均零碎而不成系统，作者大多是翻译实践家，理论大多是经验性的。西赛罗首次将翻译区分为创造性和非创造性翻译，由此确定了翻译中的两种基本方法。自西塞罗以来，从文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的理论家们便围绕着直译和意译，忠实与不忠实，精确与不精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西塞罗之后的一批翻译理论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如贺拉斯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直译，而采用活译的见解;圣·吉洛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主张;奥古斯丁《圣经》翻译凭上帝的启示、凭灵感的主张。到了中世纪，有罗马波依休斯宁要内容精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观点;又有英王阿尔弗雷德有时需逐字译、有时需意译的灵活处理主张;还有意大利但丁的文学不可译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翻译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空前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翻译理论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德国路德提出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观点：英国查普曼的译诗不可死译，可以“新造形象”的译诗方法；十七至十九世纪，有英国德莱顿的“直译”、“意译”和“拟作”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和坎贝尔作为优秀译作的衡量标准提出的三大原则，即译文必须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必须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文必须具有原文的流畅;有英国阿诺德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了解荷马的特征的观点和尼采的直译观点。
从1959年雅可布逊(RomanJacobson)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开始到1972年，可以叫做现代的翻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有朦胧的学科意识，认为需要加强翻译学的理论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人们把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称之为“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特别是这一派的学者在理论研究深入的过程中观点逐渐分化，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再用一个名称去称呼也显得过于笼统。
就整体而言，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两条主线，即文学翻译线和语言学翻译线。在语言学派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首推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奈达。奈达学识广博，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他对语言学、人类学、通讯工程学等多种学科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精通多种语言，亲自对百余种语言进行过调查研究，并长期从事《圣经》的翻译及其组织工作。奈达著述甚丰。奈达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是现代语言学理论。“新概念“还认为，译文是否正确，要看译文读者对其理解的正确程度，或者说如何使译文读者尽量少误解译文的意思。说到底，也就是翻译为的是谁?是为原作者，为传播其作品、思想，还是为译文读者?应当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不考虑这后一点，前一点就无法做到。奈达强调语言的共性，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力，能满足本族人表情达意的需要。他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出发，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中心。奈达还运用多种方法，对语义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在他的理论中既沿用传统方法，论述了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还十分注意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这种转换生成翻译法使意义的过渡在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上进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相当大的启发性。
对翻译理论流派的概括和梳理是翻译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许多翻译理论家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尤金·奈达根据各流派所关注的焦点将当代翻译理论分为四个基本流派: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纵观西方翻译研究的总趋势，其发展脉络虽错综复杂，但早期的研究基本上循语言和文学两条主线而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分别有不同的讨论中心和侧重点。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语言学派几乎一统天下的局势慢慢向多学派相互争鸣，多学科研究份量加重的方向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两条主线并行的传统轨迹逐渐改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观点，即“文化翻译观”。这种新观点一方面与传统的语言和文学翻译观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另一方面也露出自成一体的势头。“文化翻译观”这一新发展方向的出现必然使翻译研究的文化内涵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