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灵山》之探微-文学论文

高行健在小说创作方面是一位现代主义先行者，其代表作常以迥异于传统的写作技法和价值追求噪于一时。2000年10月12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关于授予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报》对其获奖作品《灵山》给予了至高的评价，冠之以“一部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之盛名。
自1982年润笔始作至1989年写就的长篇小说《灵山》，共计81章，洋洋三十多万字。全书主要写了主人公“我”、“你”从长江上游漫游至长江下游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描绘了汉、羌、彝、苗等民族的生活。本文无意于辩曲论直，而是暂将理论界的岐见置于一边，仅拟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对《灵山》作一浅析，以期一窥该书在叙述人称方面的驳杂形态。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话语中，主要人物多为有名有姓、有形有貌、有性格有内涵的，其以实实在在的个体的形象活跃在读者的眼帘之下。深谙西方现代派小说创作技法的高行健，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不囿于陈法，没有在人物塑造上着墨过多，而是超出了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以人称代人物，并通过人称的交替转换造成读者阅读的障碍，从而呈现出一种特异的艺术效果。
《灵山》开卷的两章即直陈主人公“你”、“我”，承续的章节中又陆续出现了“他”“她”。这些人称代词在习见的小说中也频频出现，所不同的是，《灵山》中这些人称相互转换表述的却是同一主体的感受。正如作家在第52章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漫长的独白中，你是我讲述的对象，一个倾听我的我自己，你不过是我的影子。当我倾听我自己的时候，我让你造出个她，因为你同我一样，也忍受不了寂寞，也要找个谈话的对手。你于是诉诸她，恰如我之诉诸你。他派生于你，又反过来确认我自己。”可见，“你”“我”“他”“她”不过是作家给“我”戴上的不同面具而已。如若细观，则会发现其形象并非血肉丰满的，同时也不是完全符号化，而主要是以一种混沌的面目示人。这种通过艺术抽象后的形象，读者对其外在形态可如此设想，也可如彼揣测，从而留下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人称的自由转换顺利消除了这些“你”“我”“他”“她”之间的绝然分野，由读者通过艺术思维将几者整合为一。
小说的叙述语言中，“你”“我”隔章交替出现。在第一人称的视点中，叙述者与主人公合而为一。其或介入故事，躬亲漫游，抑或作为一名旁观者、旁听者去评述事件，抒发一己之所思。此种人称在一般小说中也频展频现，“至今已觉不新鲜”，而《灵山》的新变之处却是将之与第二人称暗中转换，在快速的视觉变化中实现互渗互化，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颇似一位立于湖畔拍摄对岸山景的摄影师，时而聚焦于眼前瑰丽的山色，时而将湖中山之倒影摄入镜头。在镜头组接之时，再将二者屡屡轮换。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观者为之迷茫。此山是彼山，此山又非彼山。
将第二人称用于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并非自高行健伊始，中国古典小说即常将之用于画龙点睛之处。它是一种比较强烈的表现手段，直接诉诸读者，可唤起某种亲切感，使读者恍若在与叙述者直接进行思想上的对话。《灵山》中由“我”派生出的“你”不时现于纸端，读者沉浸书中时，往往会因叙述者的诱导而身临“你”所至之境，身同“你”所受之感，从而产生一种不在场的现场感，极易达成情感上的共鸣和心理上的认同。而在述及哲理之时，作家却很少运用第二人称了，如此可让读者远离人物，自己凝思冥想以求顿悟。
第三人称“他”则是对第一人称“我”的抽身静观与思考，其作为我的见证而存在。而由“你”中派生出的“她”则总是出现于第二人称叙述的章节中，陪伴“你”漫游于去灵山的路上。其可频频现身，又可突然遁迹。作家对其叙述时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存在与否皆从于能否更好地体现主体的意念之需要。
由上观之，交替运用“我”“你”“他”“她”等人称的《灵山》其实是一部长篇独白。打个比方，它不似高行健探索剧中的多声部合唱，而是同一主体用不同的嗓音在吟唱。对三种人称之间界限的拆除可使作家（或者叙述者）、读者与人物三者间的心理间离呈多层次态势。一般而言，文本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客体，其意义产生于作家与文本和文本与读者的双重关系之中，既赖于作家的赋予又赖于读者的建构。运用第一人称时，叙述者可能就是作家本人，其与人物距离颇近，可自由地抒所想发所思，而与读者却相距甚远。当第二人称“你”直接见诸文字时，情形正好相反，思维强行介入书中的读者会与人物一起去自我体验，从而使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近。倘要使人物与叙述者及读者同时保持一定的审美间离，则要依赖于第三人称的运用，此时叙述者与读者皆立于旁观者的位置，人物的实指意蕴无形中得以消解与淡化。
《灵山》在有意识地轮换替用三种人称时，即是在对审美间离做时近时远、时遐时迩的调整，从而在感知角度的变异中让作家能更真实地再现人和事，读者能更真切地体悟理与情，最终，于不同层次的审美体验中使书中人物达到心理乃至生理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