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悲剧化结局-文学论文

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观点：“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黏结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一旦缺失这样的系统，无所遵循，唯以利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群起争利却难以解决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尤其是一个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的社会，最终难免不因无止境的发散而解体。”?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这样的价值系统的构建者，而当这些构建者们都已经深深的抛弃了坚守，在这样的一个失去了精神解构支撑的社会，其结局难免会走向悲剧化。
刘小枫说过：“诗人不能生活在绝望感之中，更不能因为它给诗人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地平线而太高它的绝对意义……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在接受绝望感的同事力图消除绝望感，一如在接受痛苦的同事祈求抹去痛苦的创痕，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没有出路的情形只有三条退路。自杀或发疯是第一条退路……第二条退路是杀人……第三条退路是麻木或沉醉。既不至于发疯或自杀，也不忍心标榜绝望是一种新的美德，就只有麻木，或通过沉醉与生欲的狂热来消除内在的矛盾。”?这里我们不妨将句中的“诗人”换成“知识分子”，同样，这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精彩描述。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只有这几种种退路，自杀或发疯，一如《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和宋子矜；或杀人，像《桃李》中的老孟；或在残酷的现实中深深的叹息并进而沉醉其中，麻木不仁。诸如《沙床》中诸葛晋，《所谓作家》中的胡然，《所谓教授》中的刘安定等等。
在《欲望的旗帜》篇首，作者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这个时间段正是观念转型，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和受到巨大冲击的阶段，价值的天平倾向了物质和金钱，而知识和思想却迅速的褪色下去。何况还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它对新的观念的接触也是最及时的。在哲学这块枯燥的领域，它无法像其他学科一样和商业融合，只有孤独的徘徊在精神园地的领域中。
贾兰坡，作为这片园地中的开拓者，他经历了哲学的风靡和繁盛，对现在哲学的低迷和消沉很是痛心却又无可奈何。连一次哲学会议的召开都需要去找商人赞助才得以进行，有曾经是学校支柱的哲学系将被取消的危机……这一切都让年老的贾兰坡无法适应，他在哲学领域中的霸主地位即将消除，他的内心面临着巨大的恐慌。他一直认为哲学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却一再遭到解构。幻想的破灭让他坠入了欲望的深渊。而在欲望和知识分子内心的尊严的交错面前，他又挣扎不已。最终，身为“导师”的老教授，还是不堪重负，在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时候，纵身从十六层的窗户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无法自救，也无法去向他人求救；他自己找不到答案也不愿屈尊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准确的答案。于是，他选择彻底告别所有的纷扰与焦虑，以一个非理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终其一生的理性追求。
宋子矜，在小说中他是个很神秘的人物。作为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他却时常说谎话。并常常引用法国作家让.卡罗尔的名言：“假如我对你说了谎话，那是因为我想向你在证明，假的就是真的。”作为一个哲学博士，他却将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中，幻想着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困境在于难以活在真实之中，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在写作中我的意识不知不觉被上帝或撒旦所控制，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在现实中他也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在女人中间寻求肉体的满足，沉迷于声色之中，不再去进行灵魂的对话。不仅对于感情是这样，他对于很多本应认真的东西，都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他怕自己会受到伤害，以至于说谎都成了他的一种本能习惯。他在内心和表情一样空洞的人群之中，对他人对世界甚至对自己都难以相信。他不敢追问现实问题，却又极度渴望活在真实当中，渴望寻求一种真实感。他想建立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可信度，他需要一种确信，关于“我是值得信任的”的确信。他放弃哲学，试图用写作和虚构来救赎自己，但这样并没有解开他面前的难题，甚至对他没有丝毫益处，只能加重他对真实的迷惑，彻底地将真实和虚构混杂在一起。而对名利的追逐却是那么的执着，最终在真实和虚幻的模糊以及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朝思暮想中发疯。
这一对师生的悲惨结局正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欲望之网的挣扎中无法自我救赎的困境。欲望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消解了自己的崇高。作者在在表现欲望化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中，批判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的沉沦和堕落，也批判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