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表述危机与自我表述困境-社科论文

在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很少关注他们的研究中所隐含的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殖民话语、男权话语等。
但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首先在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即，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出现了明显的排斥西方的倾向，原先来去自如的地区很难再进入。这一状况不但促使文化人类学家思考“田野”的失去给本学科造成的影响，也使他们反思原先文化人类学家的著作给“田野地”居民带来的影响，从而引发了大范围的关于“殖民话语”的思考。在这一思考过程中，文化人类学者也开始认识到，受自我——他者二元论影响下单纯“客观”地描述他者在很多地方已经不适宜，这种文化客位的研究方法应受到了摒弃。
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波伏娃指出，在父权制的文化中，“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Subject)，是绝对(the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Other)。”[1](P11)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认为：“一方面，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异域文化的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欲望。另一方面，东方又以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和“他者”的形象存在，被西方人为有着幼稚、懒惰、愚昧等习性，以显示西方文化的无上优越感”。[2](P24)
而在历史学界，以往的史学研究注重的是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有时候就是史学家自己的构造物，史学家在这一构造过程中是一种权威，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史学家表述的历史。
二、不成功的转变：仍由他者表述的他者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他者与研究者的关系不能被视为从属关系，主张抛弃自我—他者二元立场引发的主客体从属关系。由此而引发的问题使得他们各自所在的学科出现了一系列转变：
文化人类学给出的答案是“文化主位”的方法论立场，主张从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对于被研究者的文化进行研究，研究被研究者的文化是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如何适应生活环境的。他们认为，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他者表述他者”中的第一个“他者”的角色改变了。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从被研究者（即研究者眼中的他者）的立场出发，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不把它与研究者所从属的文化作价值比较，坚持凡是存在的文化都是适合当地人的文化。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坚持不但受到学科内部人的批判，也受到异文化中的“当地人”的嘲弄，认为他们的“文化主位”只不过是对他们本身文化观虚伪的不成功的掩盖。
而女性主义研究者受到的批判或许更惨，他们（也有男性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很好地揭示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但他们的角色受到广泛的质疑，人们批判他们作为“女性的代言人”，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权威，他们所呼吁、所表述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主张，而非他们所宣称的所有女性的权利与主张。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只不过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已。
后殖民主义理论虽然揭示出了非西方是西方的一个虚弱陪衬和“他者”的形象，但是有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站在东方或曰第三世界方面，这只是一种假象，他们骨子里仍是坚持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只不过这个中心话语需要在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对比中重新构建。在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时，后殖民主义并未跨越西方中心论，而是仍然转悠于西方的现代化及其知识体系的思想空间”。[3](P156)可见，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没有摆脱和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转型或突破失败的命运。
相比较而言，口述史无论从立场还是实践上都做的比较成功，它成功拒绝了由他者表述自己的历史的权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仍旧是失败的，仍旧是“他者表述他者”，因为，口述史虽然是由当事人自己言说出来的，但是，当事人仍旧是研究者的“他者”或“工具”，虽然摆脱了由他者（即研究者）言说的命运，但是在表述的时候（即研究成果的发表），言说者的言说只不过是一种素材，只不过是研究者用另一种视角借以解释宏观历史进程的一个工具而已。
三、“自我表述自我”及其困境
上述论及问题的核心就是表述权由谁掌握的问题。表述权直接和表述能力有关，这种表述能力不仅嵌入在社会权力之中，而且还存在着表述者本身的语言技能问题。正如布迪厄所说：“语言技能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规范能力。语言学家在理论上认定语言技能是普遍共享的，但这种技能在现实中是由某些人垄断的。属于某些范畴的言说者被剥夺了在某些情境下说话的能力——而且，人们还经常接受这种剥夺，就像一个农夫解释为什么他从未想到竞选他所在小镇的镇长时，他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4](P194)
行动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行动研究主要的特点就是行动者参与到研究中、行动者和研究者合作进行研究。陈向明认为：“行动研究特别强调实际工作者的参与，注重研究的过程与实际工作者的行动过程相结合。行动研究的实质是解放那些传统意义上被研究的‘他人’，让他们接受训练，自己对自己进行研究”[5](P452)。行动研究真真切切地反映了把他者从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自己研究自己、解放自己、表述自己的特色。但是，自我表述毕竟不能完全取代那些所谓的“科学”表述，表述的主体并非都具有那些能把自己表述清楚的能力。另外，自我表述的真实性也值得思考，近年来出现的博客是一个很好的自我表述空间，是表述民主化的一个有力载体。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实践，人们认识到，拥有实名制的博客空间里博主所表述的信息很多都是经过筛选、加工而呈
现给公众的。
四、小结与展望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拥有着一项不容置疑的权力：表述“他者”。很多年来这一权力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人们相信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把“他者”表述真实、清楚的能力。但是，二战以后，随着各种思潮的兴起，在社会科学界掀起一片反思社会科学家表述“他者”的运动，从而引发一系列讨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各个学科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转变。
但是由于没有彻底地放弃自身的“优越感”，这一转型遇到了失败，表面上的转变实质上只是一种布迪厄所宣称的“屈尊策略”。值得一提的是，行动研究在这一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过，以行动研究为代表的“自我表述自我”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未来的研究肯定还会在这一问题上展开合作与争论，而这样的合作与争论的加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成熟。当我们拿着一份份问卷、访谈提纲，拿着自以为成熟的研究规划走向民工、下岗工人、老年人或村落时，当我们在书房或教研室苦思冥索“他者”的形象时，要时刻谨记：自己是否从迈向他们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隐形的“权力之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