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现象”的传播学思考-新闻论文

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现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号经济，人们购买商品，消费的并非产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产品背后所代表的符号，以及其文化意义。反过来，商品被赋予的文化意义又反过来确认了人在社会的地位身份。随着改革开放所伴随而来的中国经济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中国的有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呈现出一些消费社会的行为特征，与此相伴而生的就是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文化是消费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没有一个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充满了各种符号和概念。”[1]
根据调查，自2003年依赖，人们购买手机的主要动机已不再是个人需求，而是更新换代的欲望，新手机层出不穷，每年有8000多万台手机被淘汰下来。
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如今的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符号经济的一种挑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版商品通过广告等方式刺激人们购买的欲望，将商品与特定的符号意义联系在了一起，然后赚取高额利润；而山寨产品因为较低的创新成本和省去了刺激欲望所花费的成本，去满足普通人群享受奢侈消费品的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寨的人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人们等同于正版商品的消费体验，从而满足人们想象性的豪奢欲望。正如马克思的物神论观点：商品成为凌驾于人们生活之上的高高在上的神圣物品，值得我们用生命的劳作去换取。而山寨却可以把人们从这种怪异的束缚中解脱。它暗含了这样的一种消费模式:花很少的钱，可以消费很大的欲望，而消费山寨产品本身也暗中满足了人们膨胀的消费欲[2]，满足了人们对名牌产品消费以及其所提供的幻想。
二、从山寨产品到山寨文化
从产业界的山寨产品开始，08年年末的时候一则关于“山寨春晚挑战传统春晚，将在大年三十晚上进行网络直播”的消息也进入人们视野。关于山寨文化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它只是代表了这样的一种内涵：即指模仿搞怪、成本最小化等各种与社会主流相区别的现象。山寨文化是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产品的一种现象。在文化领域，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草根创新、群众智慧的烙印，成为了一种草根反主流阶层的社会文化现象。
山寨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使得主流文化不得不关照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新闻联播》也在08年第一次报道了这一民间文化现象，而山寨也第一次进入官方视线。
“从2003年开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权利形式的文化观念，文化产品为公众界定现实，因而塑造了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现代社会，不同种类的亚群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偏好或者“趣味文化”。正如本雅明所说，机械的复制时代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破坏了艺术品的韵味。而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则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推进：文化不再是复制真品，而是生产珍品。珍品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所致。[3](P251)山寨文化正是在当代语境下，以代码为特征的符号消费通过物质的高度仿真发展到文化上的人工制品现象，它在意识形式上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根据詹姆森的观点，现代文化的最佳的表征形式就是将其看作是东拼西凑的模仿，而这样模仿本身意味着批判的接受被主流文化生产者所利用的社会规则。因为存在着某种正常的东西，于此比较，被模仿的东西就颇为滑稽，所以当山寨版新闻联播，山寨版明星的出现让普通民众发现了趣味所在。所以，山寨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他实际上为一般民众提供了一种更为便捷容易的参与方式，通过山寨文化，以前高高在上的文化主体和客体有了交流。正如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纽约的涂鸦文化一样，它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能够得到大众的回应，能摆脱官方许可的表达方式，那些无意义的墙上形象性符号，既抵抗了资产阶级艺术世界的融入，又为象征性的交换创造了条件。[4](P242)
而现在的山寨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疏导和规范，是民间智慧的迸发，有着原生态的形式，他的崛起在于绝对人数的优势，中国13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普通大众，一般平民，他们没有能力消费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也承受不了精英文化所带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来作为对主流或精英文化的回应，而山寨文化就能给予人们这样的一个渠道。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现阶段，由于既得利益者和普通社会大众在改革中利益分配不均，使得现实社会中文化趣味越来越相关于现实社会的财富，地位等物质现实。而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长期漠视大众的审美需求，文化领域长期的一种官方话语体系的压抑，使得这些人身上呈现出一股反叛创新精神。于是便有了“山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山寨文化自身来说，它一改主流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的文化霸权，但正如山寨版春晚的导演老孟所说，“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补充的关系，虽然它带有反叛、戏谑的色彩，但很大程度上它依赖于主流文化而存在。
三、山寨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发挥着促进主流文化的创新的作用
著名文化学者胡野秋曾说：“文化是三驾马车——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是政府推动的，精英文化则代表社会的最高端，精英文化虽然圈子小，但影响力、话语权大，在三驾马车中算比较靠前，而大众文化是非常受压抑的。”山寨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中呈现，它具有通俗的、一次性的、消费的、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诙谐的、机智而有魅力的特征”。它成本低廉并且形式乐观，他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与使命、思考与研究，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关心个人、家庭的感官感受、衣食住行，以此来摆脱大众对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欲望。
在文化研究学者霍尔看来，“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媒体在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内部不停地进行”为世界分类“的意识形态批评工作。一种社会的主流文化总是被呈现为文化，透视社会整体的参照点，它在它的范式和价值之内界定和包容其他文化。
所以对应山寨文化的回应，更多地还是主流文化的框架内部对山寨现象作出的表态。大众媒体规定了对这类亚文化采取的适当态度和反应，因为以电视，报纸媒体为主的传统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他们的正统性和权威性使得这些媒体有权力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他们的理解是通过建构社会不同阶层的形象来进行的，这些形象也总是从主导阶级的视角来界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寨文化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出现虽然有一定社会土壤，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潮流的原因。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山寨产生于共识程度很高以至于这种共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领域中，流行叙事在它们自身封闭的世界中证明了作为解释，理解机制的话语的适宜性。
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分支，“山寨文化”具有挑战权威的性质，但是它又绝对不是反精英的，他们尊重知识与创意。那些为翻版DVD或网上美剧、日剧翻译字幕的“小资”，都比赛外语和专业知识，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品牌的“字幕小组”。他们很多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打破对外国影视的限制，以协作的方式，为外国的流行文化赋予了不可或缺的附加值。我们可以这样说，山寨文化产品是一种与传统主流文化为基点的参照，也是一种批判，它具有成本低廉，效果显著，对于打破文化垄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山寨文化的存在，才使得主流文化在包容这种文化的同时，是主流文化自身也得到内容上形式上的创新。所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德山副教授表示：“我们现在谈的‘山寨’，已经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山寨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给了草根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我们不得不承认，“山寨文化“之所以能让人们津津乐道，在于它生动纯朴、平易近人，暗合了当下中国民众日趋生活化、通俗化的审美取向，以及在匆忙行进至于借文娱产品缓解压力、与周围人保持交流互动的心理需求。[5]
四、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山寨现象
山寨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它并非一种创新思维，创新的本质意味着突破和独立超前的思维方式。而山寨文化更多的是通过简单低成本的模仿，通过1+1=2的模仿手段整合出的新产品。在山寨文化或者山寨IT产品生产的过程中缺乏的是原始创新的劳动过程，通过简单的模仿，这样的畸形儿注定无法永久立足于市场，而另一边，这也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由于先天不足，后天生存环境也是徘徊在体制之外，在夹缝中生存的山寨文化注定因为没有独有的竞争力而速生速朽。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山寨现象看作是社会行进过程中的一种文化批评的手段，是充满了调侃式的、极具幽默感的方式、语言和感情，反映了民众通过平和的方式和手段，表达渴望变革的善良情怀。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文化环境有着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