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岛崎藤村及其作品《家》-社科论文

岛崎藤村(1872--1943)出生于日本长野县筑摩郡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在汉学造诣深厚的父亲栽培下，他自幼就习我国的《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左传》等。9岁赴东京求学，15岁入明治学院，19岁毕业。1893年，结识北村透谷等人后，共同创办《文学界》，投身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新体诗，收入诗集《嫩菜集》、《一叶舟》、《夏草》和《落梅集》中，并汇编成《藤村诗集》。这些诗作备受当时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对日本现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转入小说创作，并于190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自然主义作家地位由此确立。其后1908年的《春》、1911年的《家》、1918年的《新生》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巩固了其自然主义代表作家的地位。1913年，赴法国。1916年回国，在早稻田和庆应这两所大学讲授法国文学。暮年完成了历史小说《黎明前》。接着，他又动笔写《东方之门》，可惜尚未完成就与世长辞。除以上列举的作品之外，其代表作还有《千曲川的速写》、《樱头熟了的时候》、《岚》等。
岛崎藤村是一位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诗人和小说家。他集日本、中国和西方素养于一身，创作生涯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既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转变，又实现了从告白小说向历史小说的飞跃。正如中村光夫所说：“藤村是一个一心一意走上作为文学家之路的人”。由于他的文学成就，1935年被推选为日本笔会会长，次年因《黎明前》获朝日文化奖，1939年被遴选为日本帝国艺术院会员。同时，他还是一位毕其一生勇于自我探究，追求近代精神，并有着浓厚平民特征的作家。
明治维新后，日本摧毁了幕府政权，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产业与科技急剧地近代化。但由于国内市场狭窄，资源不足日本资本主义开始了对外扩张。继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在1904年～1905年间日本和沙俄为争夺东亚霸权爆发了日俄战争，战争胜利后，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并虎视眈眈地准备进一步蚕食中国。日本资本主义跨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权，就变本加厉地迫害国内的社会主义者。于是，1908年发生了逮捕大杉荣等15名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1910年5月至1911年1月发生了处决幸德秋水等12名社会主义者的所谓“大逆事件”。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得日本现代文学迟迟未能形成。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社会现实的阴暗气氛日益沉重，初露苗头的追求积极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砚友社”的写实主义文学，在阴暗现实的摧残下相继夭折。日本作家们对时代普遍感到悲观与幻灭，他们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纪末思想中发现了投合他们兴趣的观念。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藤村不会不洞悉倘若沿着《破戒》的路子写下去，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他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转变。从《春》中青木(北村透谷的原型)身上可以看出，同旧事物进行斗争必然会以粉身碎骨告终。青木自杀前就曾说：“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想打碎世界，却反而把我的心打碎了。”在《春》的末尾，岸本(藤村的原型)说道：“啊，像我这样的人，也得想办法活下去呀。”正如这句有名的告白所示，藤村向后退了一步，避免了正面冲突，但是并没有逃避，而是始终直面现实，坚持近代自我探究和文学道路。
《家》描写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农村的两大家族木曾马笼的旧驿站老板小泉和福岛镇药材批发店桥本12年间(1898--1910)逐渐没落的过程，以及在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下的个人的苦恼。作品围绕着这两个家族成员的活动，展示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动态，以及道德和人性的悲剧。
主人公三吉是小泉家的幼子，他父亲曾是一个有威望有地位的庄园主，未能适应明治维新后动荡的时局，致使偌大一份祖产败落，本人发疯而死，老宅院也毁于火灾。大哥实十七岁就继承了家业，成了一家之长，他为了家族的荣誉去当郡会，县会的议员，为了疯癫的父亲牺牲个人志向举办事业，但是屡屡失败，破产入狱。他的一生“从未得到过一次好处，总是吃亏”，尽管如此他也不放弃家长的责任感和权威。一旦失败实就打电报给弟弟三吉要他寄钱，“电报的口气就像命令似的”。他认为作为家长的地位是至高的。最终他的家庭彻底败落，本人被迫远走他乡。二哥森彦去过朝鲜，做过贸易，在东经过着奢侈的寄宿生活，还在为故乡的山林事件到处奔波。三哥宗藏因年轻时纵欲得病，成为了一个废人，寄身长兄家中成了弟兄们的累赘，却嘲讽这个家“都在过着虚伪的生活”。三吉带着妻子阿雪前往小诸当乡村教师。他想逃脱复杂的旧家的束缚，建立一个只有夫妻二人的新家。然而束缚太重了，和小泉家、桥本家、妻子的娘家名仓家这些“家”的复杂关系十层二十层地绑在他身上。三吉偶然发现妻子与姨妹夫阿勉有过恋情，至今还在通信，由此对妻子产生了不信任感。三吉的女性朋友曾根从东京来到小诸避暑，引起了阿雪的妒嫉，妻子对丈夫也产生了不信任感。三吉“本来想开辟只属于自己的生涯”，结婚不久却在考虑要“破坏这个家庭了”。七年过去了，三吉有了三个女儿，抱着对新事业的期望带着全家移居东京，他的小说在东京虽然成功问世，可是麻烦却接连不断。三个女儿相继夭折，大哥再次入狱，三吉不得不负担大哥的家人。二哥也向他借钱，生活得很艰辛。三吉不禁感叹道：“总感觉我们好像被死去的老头子缠身一样，不管去哪里，不管做什么，总感觉老头子一定会跳出来”，“我们不管去哪里都背负着那个旧家啊”。三吉越是想摆脱旧家越是深陷其中，旧家遗传的“淫荡之血”也影响着他。妻子回娘家期间侄女阿俊前来帮助料理家务，“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他拉住了侄女的手”，三吉十分忏悔和烦恼。妻子的及时回家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的生活让三吉感叹“何时才能有夫妻真诚相对、心灵相通的一天啊”。缺乏心灵上的沟通，相互的性欲支撑着婚姻生活，“阿雪成了他的奴隶，他成了阿雪的奴隶”。三吉理想中的婚姻生活完全破灭了。
另一方面小泉家的长女阿种嫁给了福岛镇药材批发店老板桥本达雄，生有一子正太，一女阿仙。达雄年轻时曾不甘受家庭约束，外游多年，放荡不羁。后返回家乡热心于公益事业，为乡邻做了一些事情，也颇有些振兴家业的热情。达雄看出自己的儿子“抱着比自己以前还严重的空想，会毁了这个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像自己以前那样去追求自由”，于是一旦正太来到面前就“板起面孔，摆出一幅家长的威严”。阿种带着父亲“献身是女人的美德”，“勤勉、克己、节俭、诚实、笃行”的教诲自从嫁到桥本家就没出过一次门，为丈夫为家庭奉献、操劳。丈夫一味耽溺于女色，她不仅丝毫不埋怨，反而责备自己不会讨丈夫欢心。到头来丈夫还是抛弃了她和家庭，和一个艺妓出走了。正太是桥本家的长子，又是桥本家唯一的继承人。他本来在东京读书，对绘画和商业很感兴趣，立志将来从事漆器和印染方面的事业。可是父母对他的“不务正业”深感忧虑，中途便把他叫了回来，关在家里，闭门思过。父亲出走后，他不得不挑起家的重担，以收拾父亲丢下的乱摊子。正太虽挑起了家业，又力不从心。于是他把家交给了阿种和桥本家养子幸作夫妇，离开家乡到城市做了股票经纪人，他娶了丰世这么个贤妻，还是去寻花问柳，最终事业失败、身心交瘁，咯血而亡。他临死前说：“我为家庭尽了全力”。
“阿雪，几点了?快天亮了吧?正太的尸体说不定现在正火化呢”。三吉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着，“屋外仍是一片漆黑”。藤村用富含象征意义的句子结束了小说。
藤村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时这样写道：“我写《家》的时候，是借助建筑的方法，精心建筑起这部长篇小说的。对屋外发生的事情一概不写，一切只限于屋内的光景。写了厨房、大门、庭院，只有到了能够听见流水响声的屋子里才写到了河。”的确如此，作者对“家”的外面几乎不写，对于体现时代背景的日俄战争，反映社会风情的木曾山间铁路建设、股票交易场所等都只一笔带过，绝不多言。这部作品尽管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仍有揭示现实、批判社会的一面。藤村还是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现了疮痍满目的社会，颠蹶顿挫的人生，传统文化和近代精神矛盾碰撞的时代气氛。通过小泉和桥本两家的兴衰，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再现了以家长为中心的狭隘的家族意识与文化传统，以及纯粹日本式的宗法堡垒和人生理想。说明了日本经济、科技近代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仍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残余。通过衰败破落中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众多人物的遭际和命运，作者从婚姻恋爱和家庭生活的角度，再现了作家对近代生活的正常发展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热情呼唤，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探究。通篇作品积淀着一层浓重阴郁的情调，构成了一个纷纭复杂的矛盾，描写了家庭伦理道德、婚姻、爱情的苦与涩，刻画了被囚禁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窒息感，展示了书中人物屡受时代拨弄的人生轨迹。
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几乎都与作者本人有着密切联系。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较为客观的家族史纪录，当然这种纪录是经过藤村剪辑过的。如小泉家的原型是岛崎藤村家，桥本家的原型是藤村的姐姐的婆家(高濑家)，小泉三吉就是藤村本人，三吉的姐姐阿种就是他的姐姐阿园，三吉的大哥实就是他的大哥秀雄，阿雪就是他的妻子冬子，正太就是他的外甥慎夫。小说中还有许多人都是藤村的亲戚或者熟人。甚至小说中的主要事件和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都与藤村的家族史相符。在日本也许没有其他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和自己的人生结合得如此紧密。作家并未较多地着眼于情节来抒写曲折的故事，而是客观地再现历史风貌，人生轨迹，家庭变迁，于平淡中为人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田园诗般的作品。这是藤村自己的家，也是藤村的小说《家》中的家，同时更是当时千百个封建家庭的《家》。
芥川龙之介对藤村的方式就很难接受，他在《一个傻瓜的一生》中曾经写道：“再没有见过像《新生》的主人公岸本(藤村)更狡猾的伪善者了”。身处仍有封建残留的不彻底的近代日本，一方面贯彻着近代个人生活的原理，另一方面又渗透着封建礼教的理论，作家们都在精神上的二重性矛盾中挣扎。芥川龙之介自行中止了生命。夏目漱石变得神经衰弱，森鸥外最终专心学术、不问世事。藤村却用“虽然暧昧但始终贯彻自己的意志”。的独特方式延续了人生和创作。正如三好行雄所说：“藤村是思考日本近代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的作家，他非常诚实的执著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并以此扩展到日本近代的各种问题，执著‘自我’的同时，又冲出‘自我’，这就是藤村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