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中的自然人格美-文学论文

《庄子·渔父》曰：“礼者，世俗之所以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贵真”就是珍惜符合自然之道的自然本性，保持朴实无华的品质和感情，因此，要在世俗社会不丧失自我，就必须保持本真。魏晋士人一切行为顺其自然，率真适意，享受真实的人生。
第一，魏晋士人行事真，说话真。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雅量20》)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日：“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任诞44》)
率真强调对待他人时不转弯抹角，真诚真性。羊曼的“率真”在于行事真实，不以外力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展。他看待客人不问身份的高低、官职的大小，只凭来得早晚，体现了对人本身的尊重。“丰华不如真率”的评价，足可见魏晋时期人们对自然人格的欣赏。罗友的“率真”在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直爽单纯，一片赤子之心。他明确告诉桓温自己到他家做客的原因就是“嘴馋”，罗友没有一点儿惭愧之色，让人在惊异之中看到了一个真实自然的人，率真在他这里表现为率直和纯真。说真话，办真事，不用各种幌子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不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编理由，这是魏晋自然人格的一种表现。
第二，魏晋士人行随兴起，游随情至。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47》)
随性的意思：一是依随自己的心情，不迎合，随性情而定；二是毫无顾忌，无拘无束。王子猷一时兴起，随即冒着大雪，乘舟夜行访友，他的“率真”在于行为不受外在因素的羁绊，兴起则动，兴尽则止，自己感悟其中的滋味，自己控制生活的节奏。“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5?，其实最终的目的就在于行为本身。《简傲17》记载，王子敬从会稽郡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个名园，在不认识主人的情况下，王子敬游遍了整个花园，并恣意品评花园的优劣，主人骂他“非礼非道”，他也全不在意，“怡然不屑”以对。魏晋士人任性自适，抛开了外在的束缚，不理会别人的非议和评价，尽情享受心灵的解放。这是庄子逍遥游的境界，魏晋士人有了这样的心性，山高水远都在脚下，也都在心中。
二、超越名教，展现洒脱的自然美
魏晋时代，名教经过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改造，成为实现的政治利益的工具，消磨人的自然本性。这时，魏晋士人勇敢地站在“名教”的对立面，响亮地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宣言!在理论上，他们积极探索，寻找反对“名教”的理论支持，“自然”之说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反对名教的有力武器。与此同时，魏晋士人还以切实的行动，表示对“名教”束缚的反抗，与名教倡导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针锋相对。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7》)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第一，传统的礼教在当时社会还有极大的影响力，阮籍与嫂见别，尚且有人讥笑、鄙视他的做法；第二，魏晋时代，还有阮籍这样的士人站在礼法的对面，大胆向名教宣战。他们要打破陈旧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为构建一个崭新的符合人性的价值体系扫除障碍，奠定基础。魏晋士人以旷达、放诞反对压抑人性的社会，反抗禁锢天性的礼教，以发掘人生的价值为己任。
首先，魏晋士人以不屈的生命，为争取自然人格进行不懈的抗争。
嵇中散l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日：“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2》)
嵇康以生命的力量发出了反抗名教的最强音!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正是魏晋士人振聋发聩的呐喊，嵇康以此来对抗司马氏的黑暗专制、社会的肮脏腐化，至死不屈，至死不悔。他挺拔如孤松，刚劲如秋风，傲视名教，用短暂的一生，为争取自然人格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是在文化堕落之时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的殉道者。在生命结束的瞬间，嵇康以手挥五弦的风姿，完成了对名教的超越，体现了生命本身的张力和自然人格的崇高。
其次，魏晋士人以放达的行为举止，傲视名教传统，对自然人格进行不懈追寻。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借礼教以维持权利的恶势力。”阮籍在晋文王的席中啸歌以对，与座中其他人的严肃敬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幅反差极大地画面中，更突显了阮籍行为的坚定决绝和肝胆豪情。他的啸声正是对晋文王的蔑视，是对名教正面的反抗；阮籍饮邻家美妇酒而醉眠其旁，吊邻家才色美女子，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教化下，他对名教的反抗与超越已突破了男女之大防，表现了他对美的欣赏和对美的幻灭的哀婉。
“要求自由是人的本质”，魏晋士人对社会名教虚伪性的揭露、批判、蔑视越是激烈越是能表现他们内心自由的程度。他们喊着“非汤、武而薄周、孔”超越札俗的羁绊，挣脱名教久而来对士人束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行动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完成对自然人格的重塑与建构。
三、一往情深，寄托人性的自然美
儒家的传统礼教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规范一旦陷入绝对化、极端化，就会成为束缚人性的桎梏，乃至成为虚伪的借口。魏晋士人处在人性的大觉醒时期，不仅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更发现了自己久被压抑的深情。他们大胆地表达对情的珍视，对自然人性的崇尚与追求。休眠已久的情感，在魏晋士人那里终于喷薄而出!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日：“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4》)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是魏晋士人深情的宣言。他们的哀恸，源于人类对永恒生命的追求和对超越死亡的愿景，不仅是情之所系，更是对生命的致意。“人在礼教法规的压抑下活得太累，就需要放下肩上的匡时济世的担子，也需要敞开锁闭的心灵大门，让内心真实的情感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变无情为有情，以有情之心为有情之事。”
第一，魏晋士人用鲜活的生命本色追忆友人，一往情深。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伤逝1》)
肃穆安静的墓地和灵堂，气氛本来应该是悲恸的，但却驴鸣声起。一群士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大庭广众作驴鸣，这便是魏晋士人悼念友人的独特方式。看似与庄重的场景格格不入，但在荒诞的行为背后却流露出他们对亡友深沉的情感与追思，细想下来，却再也没有比驴鸣更能寄托他们哀思的方式了。如此相送，比单纯地痛哭流涕更显情真意切，也只有魏晋士人才有这样的深广情怀。
第二，魏晋士人尊重人性，理解情感，一往情深。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伤逝8》)
古代妇女没有社会地位，遵守着男权社会为她们制定的纲常礼仪。《礼记·郊特牲》曰：“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说明妇人之道在于从一而终、守寡而不改嫁。封建社会为妇女所立的“贞节牌坊”是对妇女生活权利的剥夺，从本质上讲，是对女性欲望的克制和人性的压抑。庾亮的回答一方面表明他的开明、大义；另一方面表现出庾亮对人性、对情感的尊重。魏晋士人追求自然人格，在于他们能够推己及人，由自己的深情转而同情并理解他人的情感，尊重人的本性，不以礼法限制他人的自由选择。
向秀在《难养生论》中说：“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若绝之而外，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他把“情”提高到与生命同等的位置，表明魏晋士人对情的重视和期待。他们以深情怀念死者，又不以死者剥夺生者生活的权利，他们将感情自然流露，在内心情感世界的开掘上，达到了一定得深度和广度。
总之，魏晋士人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铸成的人格精神，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之一。从中国文人的一言一行中流露的点滴的真性真情、高洁至纯、深情厚意和乐观昂扬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底线，都是对魏晋自然人格的践行。自然人格是魏晋士人的标志，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理想。他们坚守自己为人处世的底线，为了保持自然人格不惜用生命的力量进行抗争。他们养素全真，任性而动，在生活中保持真性情、真姿态，对人和物都抱有赤子之心和涓涓深情。在这个充满人格的虚伪、情感的困惑的时代，真实自然的人格构建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