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国民精神-文学论文

萧红一生多艰，在三十一岁寂寞早逝，在短暂的人生岁月中遍尝人世的辛酸和苦寂，充满了悲剧情愫。然而，历经各种劫难的萧红拥有顽强不屈的意志，清醒多思的头脑，非凡敏锐的才华，她对于时代风云、民族命运、社会前途乃至国民精神等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从她的小说、散文中可以看出她与其他作家不同的观察世界的眼睛。
首先，这是低位的民间的眼睛。
萧红出身于富足的家庭，旧式家庭“重男轻女”的陋习加上母亲的早逝，淡薄的父女情感，长期被置于家庭的边缘。和家庭疏离，与长辈对抗，使得她的思维方式和观照角度与处于高位的父权阶层对立，更倾向于处于低位的被统治阶层。祖父的宠爱给她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加之祖父也是一个慈祥谦和的老人，萧红获得较多与周围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使得萧红除去名累走进他们中间，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的生活。从她家的老仆有二伯、老厨子，到她家的房客——养猪人、粉房人、磨倌、赶车人，从呼兰河街上的商户——卖豆腐的、卖麻花的、牙医、扎彩铺的伙计，到求学来到大都市见到的同学、老师、商人、官员，最后又因婚姻波折回到原始农村环境，接触到最原始的农民，这个人物范围涵盖三教九流，极其广泛。
所有这些人，在萧红的眼中，组成一个活生生的负载着国民精神的世界。在创作生涯里，这些人物是成为她写作的源泉，无论她需要哪类的人物，只要一闭眼、一伸手，就可以从这个世界中探囊取物般轻轻拈出一个来。对于人物的处理，她不是去体验，而是选择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接受苦难身心的磨砺。这是萧红的独特之处，也是她进一步认识国民精神、理解国民精神、建立国民精神思想系统的坚实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萧红的眼睛又是一双现代知识分子的眼睛。
萧红自幼聪明好学，群涉博览。自19岁结束学生生活以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内。她接受新式教育，参加学生反日爱国运动，喜爱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下，她崇拜鲁迅先生，后来又在鲁迅先生影响下，投身于文学的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她没有直接参加，但仍是她思想的来源。
拥有了广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武器，使萧红在观察民族精神时，具有崭新的眼光。她把脑海中家乡的生民形象进行概括，解析，从中寻找古老民族文化意识沉积的轨迹，从中把握“东亚病夫”的病症。从《生死场》中农民们动物般混沌的生活，《呼兰河传》中人们迷信救赎的鬼神，《小城三月》中翠姨总也迈不出的藩篱，《马伯乐》中马伯乐闹剧般的丑行，萧红的视点关注了从农村到大城市，从原始乡民到没落贵族的多个社会维度，并以现代知识分子眼光审视。
第三，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萧红体恤女性的眼睛。
作为女性，萧红是不幸的，经历过三次婚姻却没有幸福的家庭，两次分娩却没有促膝的子女。在这个历程中，她体会了女性在家庭社会地位中的弱势、卑微、无力。作为女性作家，她特别关注女性的生存，在她的人物系列中，从女童到老妇，从少女到寡妇，有各个年龄段的女性人物。在国民精神的范畴里，她关注女性所承载的内容和受到的伤痛。
萧红书写女性时，特别之处是她常以凄冷的笔，写出令人毛骨悚然，与命运争斗的血腥场面，比如像孕妇的分娩，月英的病容，小金枝被摔死，小团圆媳妇被开水烫煮。萧红的眼中，旧中国的男权文化给予女性群体难以摆脱的苦难，她们体会不到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只是作为一种性别符号生存，只是充当男性发泄和生育的工具。
萧红体恤国民中的女性，首先来自于她作为女性的不幸，她是不幸的女儿、妻子、母亲，这使得她能够站在女性立场上思考女性的不幸和为其立言。其次，萧红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启示，她要做一名战斗的作者，握战斗的笔，所以她在书写时深谙“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她力图以笔做枪，改变人们对女性生存命运的关注
二、萧红笔下的国民精神
萧红是一位有写作天赋的女作家，不到十年的创作历程，洋洋洒洒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囊括了她所有的生活经历，像生活本身一样在我们面前显现着。这个世界的每个人物都是地道的中国式，大部分是来自黑土地的乡土子民，是旧式“国民精神”的写真。
从第一部长篇《生死场》开始，萧红承担起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专注于对国民精神的揭示。鲁迅的《阿Q正传》用反讽手法揭示是国民精神中的奴性，嬉笑中给人悲哀。萧红的《生死场》将奴性心态深挖一步，她的人物不仅是封建剥削的奴隶，更是自然和自身生活的奴隶。她的主人公——依附于土地和自然的无所谓生无所谓死的乡土农民以群像模式出现，萧红用一支极寒冷的笔细细描绘他们的生存状况。
他们在自然的驱使下过日，他们的心中只有土地最亲近。王婆的小女儿摔死后，当她看到麦田时，却一点都不后悔，连一滴眼泪都没淌下。在她的心目中，土地收成大于母女亲情，只要她有个好收成，孩子死不算一回事。可是与此相对比的是王婆与老马离别时，想到老马要被送到屠场屠杀时，她却颤寒起来，幻想着屠刀像穿过自己的背脊，于是晕昏的停在路边，甚至还用慈和的声音呼唤老马。这着实是一个人性悲剧的比较，老马的离别对于王婆的冲击显然大于女儿的死，因为在她的心里，老马对她的生活的帮助价值大于女儿。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价值体系产生位移，偏离了人性的标准，趋向于对自然和土地的依附性。
在《生死场》中，萧红多次写到女性的生育行为，但是在她的笔下，生育是女性生命苦难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的女人没有爱情，没有做母亲的喜悦，他们只是满足男人性欲而生产的工具。在《刑罚的日子》这一节中，写到五姑姑姐姐生产的场面，她生不如死的痛苦挣扎，给人以寒凉惊惧之感。萧红把这一场面置于狗、猪生仔的背景下，谁能体会出这在柴草上生产的女人与动物有多少不同呢?
然而，被不幸生活绑缚的女人们只能选择默默承受，做生活的奴隶，任凭肉体和精神被苦难的捶打。生死场上，人们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没有自主意识，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投有快乐，没有希望，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生命的轮回，他们是只有人的外形而没有尊严和思想的人。
如果说《生死场》写出乡间子民自然生产方式中的生命轮回，那《呼兰河传》写出了死水般小城中的社会文化病态。
《呼兰河传》中，萧红重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呼兰河人集体无意识的相信鬼神对他们的救赎，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是遵照鬼神的意志。受袭于封建传统文化的积毒，是国民精神中最残忍、最麻木，最腐朽的一幕。鲁迅在《祝福》中写到祥林嫂为了赎罪，一年中不知辛苦的劳作。花了十二大洋在土地庙虔诚的捐门槛。在呼兰河这片黑土地上，萧红没有写捐门槛，不过，她写了北方历史地表上特殊的精神信仰和习俗。呼兰小城不大，但这里有齐全的魅鬼设施：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唱野台子戏，扎彩铺、老爷庙、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还有令人震撼的“跳大神”，这些齐全的设施和规矩丰富着他们的精神“盛举”。
萧红写到房客老胡家的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因为刚到婆婆家就一口气吃了三碗饭，人们都说她“太大方了”，婆婆为把她“规矩”成一个好人，把她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抽，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最终将她管教病了。为使团圆媳妇病快点好起来，吃块豆腐都觉得奢侈的婆婆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她尝试各种偏方，最后大张旗鼓地驱鬼跳神。最后在一边是大神发疯似地击鼓狂舞，一边是小团圆媳妇被剥光衣裳，扔进装满热水的缸，鼓声和惨叫声揉杂在一起的场面中，小团圆媳妇死去。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些主事者和围观者一律虔诚地相信，这是为她“好”，毫无害人之心。正因为人们有如此“好心”、如此“虔诚”，才使得这野蛮陋习旺盛存在!一个健康的人不被社会所接受，不被病态的人群所接受。这些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思索和生活的人，无疑是受封建社会毒害最深的人，而他们将“善心”加诸于别人身上时，就变成了丑陋和罪恶。他们充当了为封建社会执法的刽子手!
《小城三月》中，萧红更把探讨焦点转向女性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篇现代文明从大城市散漫到农村，描述未开化女性婚恋遭遇的作品。翠姨在现代作品女性人物系列中的位置，应该居于祥林嫂与子君之间，她厌恶旧事物，向往新式的事物与爱情，她比祥林嫂开化，但是却不像子君那样能够勇敢跨出封建桎梏的牢笼。翠姨羡慕知识，喜欢表哥，可是封建枷锁已锁住她的四肢和头脑，使她根本无力逃脱。尤其是面对婚姻时，柔弱的旧中国女性更显得无力，从林黛玉到翠姨都一样，只能默默的顺从，幽怨的走向死亡。萧红探讨国民精神的笔专注于特定时期的女性，悲悯的叙写国民固守传统，对文明妥协，难以开化的品行。
三、萧红与国民精神的启示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探讨，已经能够大体把握萧红与国民精神的密切关系。萧红以自身为坐标原点，洞微烛隐地解剖、考察国民精神。她追逐鲁迅的后尘，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站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可是她给予了国民精神特定内容的解说。由此使人想到，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在自己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上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
从萧红与国民精神的关系可知道，国民精神不但是复杂的，而且是发展的。今天的国民精神与萧红的时代相比，具有了许多新的因素和特点。虽然我们不是生活在“五四”文化变革时代也不是抗日革命战争年代，可是同样要求我们关注国民的生存状态，对国民精神给予记录和分析，这对推动我们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化独特性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