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尼格特小说《猫的摇篮》的生态主义解读-文学论文

中国学者鲁枢元曾全面地把生态批评的要旨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人与人的关系)和精神生态(人与自身的关系)。对《猫的摇篮》中蕴涵的生态意识及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的分析即可建构在这三个层次上。第一，人与自然不健康的关系，即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第二，在环境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异化，致使社会生态失衡；第三，科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类社会的异化。导致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
一、自然生态
冯尼格特将故事的场景设定在一个长50公里，宽20公里而人口仅有450000的小岛——圣洛伦佐共和国，一个“跟撒哈拉和北极冰冠不相上下的不毛之地”。这里资源匮乏，“根本无法承载人们对未来世界或神秘地域的美好想象”。如此环境催生的是“除了贫穷以外一无所有”的民众：“岛人的肤色呈燕麦片色，个个清瘦精瘦，连一个胖子也看不到。每个人都缺牙烂齿。许多人的腿是弯曲的浮肿的。没有一对眼睛是明亮的”。
生态恶化，绝不仅是自然现象。究其实质，这与人的生存抉择，文明取向，社会理想等密切相关。环境的贫瘠和民众的病态，从根源上要归咎于长期以来人与自然不健康的关系。西方的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控制、利用自然的思想。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中，文明始终处于统治自然的位置，即“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征服自然成了西方文化永恒的价值和科学的历史使命。
作品主人公费利克斯·霍尼克尔博士，研制出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弹和致命武器“九号冰”，当他作为科学家与环境共处时，俨然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实验者，征服者。他漠视自然本身的承受力，无视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主宰者身份肆意改造。自然成了人们“进军”，“攻克”，“占领”，“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处于严峻的敌对关系之中。
冯尼格特虚构出一个以荒诞的宗教和残酷的镇压统治的贫穷国家，并塑造出一个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科学家形象，抒写出浓烈的末日危机。我们借助生态批评这种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探寻人与自然畸形关系的根源与实质。生态批评“不仅是对现实召唤的承诺，解救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大自然，而且要还人性以自然，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它理应“成为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因为它的终极关怀是重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因此借助生态批评这种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探寻人与自然畸形关系的根源与实质，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性。
二、社会生态
人与自然矛盾激化，带来的是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和人类社会的变异。在《猫的摇篮》中，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父亲与孩子，丈夫与妻子，还是子女之间，都弥漫着令人不寒而粟的冷漠。原子弹爆炸的当天，身为父亲的科学家正在家里平生第一次逗小儿子牛顿玩一个叫做“猫的摇篮”的翻花绳游戏。对儿子来说，这是“破天荒”的，因为“他不仅以前从来没有跟我一起玩过，连话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以至于认为父亲是自己见过的“最丑陋的玩意儿”，这对传统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是极大的讽刺与颠覆。
这个在儿子口中对人类不感兴趣的父亲，和自己妻子的关系也是形同陌路。小说提到博士的妻子艾米莉·霍尼克尔如天使一般美丽善良，“在伊利厄姆全县没有一个男人不爱她，秘密地，或公开地”。她与霍尼克尔应该是佳人配才子的完美结合，但事实是这位“才子”的心里没有爱，在出发去接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晨，用完早餐的教授在餐桌上给自己的妻子留了小费，令人啼笑皆非。对霍尼克尔博士来说，结发妻子竟然跟餐厅服务员别无二致。这位“原子弹”之父在小说中并不是被当作科学巨人来塑造，而是成了一个引人发笑的铁石心肠的小丑，让人们看到“高层有太多的人心肠跟死人一样冰冷”。
霍尼克尔教授的三个子女也没能幸免社会生态恶化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三个儿女或是浪荡子，或是笨姑娘，或是侏儒儿。小儿子用“九号冰”换来了同为侏儒的美女的爱情，而事实是所谓的侏儒美人乃俄国间谍，大到“足以当牛顿的母亲。”大儿子弗兰克为谋求一官半职将自己的那份献给了山洛伦佐的独裁者“老爹”，导致了人类全面的毁灭。大女儿安吉拉只有单簧管为伴，用“九号冰”换来了英俊的丈夫，但事实是她的漂亮丈夫“几乎根本不回家——难得回一次家，还总是喝得酩酊大醉，而且满脸都是唇膏印”。霍尼克尔将末日武器当作“玩物”给了“几乎和所有的男人女人一样目光短浅的孩子们”，随之成为他们换取感情、权力跟利益的筹码。
由此可见，自然生态的恶化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生态失衡。具体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人渴望被爱，人人又缺少爱的能力，爱与被爱一次次落空。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核弹和战争威胁，信仰面临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交往能力、爱与被爱的能力、人性和道德感都在逐步丧失，社会生态的平衡也随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