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苑外史》中作家的异化-文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创造是人类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这种根本动力的最纯粹的表现，是人类所进行的一切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是最自由的创造活动，是最高形式的劳动。满足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属于“必然王国”，而以人的精神追求的满足为核心的艺术创造属于拓展人的精神世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王国”。
然而，当作家主动或被动的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而去迎合市场，当作家首先考虑的是其作品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其艺术价值的时候，写作就不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满足的艺术创造活动，而沦为一种借以谋生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对于那些有着强烈道德使命感和艺术良心的作家来说，这种媚俗的写作无异于出卖自己的灵魂。这种商业化写作活动也就成为一种异化劳动，因为这种劳动对严肃作家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
《文苑外史》的主人公雷尔登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崇高艺术追求但却不得不背弃自己的理想而为了生计写作的小说家。为满足自己中产阶级的妻子的物质需求，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着几十页亟待填满的空白的稿纸。写作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实现自我的艺术创造活动、不再是灵感的驱动之下自如挥洒，而成为一种没有任何乐趣的日复一日的肉体与精神折磨。经济上的压力和焦虑如“贫民院的钟声在诗人耳边不断催促”(NewGrubStreet；100)，使他才思枯竭，而他的艺术良心使他无法放开手脚去为市场写作。面对自己所写下的不伦不类的、有失艺术水准的作品，他感到耻辱而又无能为力。写了近半的故事经常被他愤然扔进纸篓，而新开始的故事又经常因为连自己都觉得羞耻而无法继续。这种反复的煎熬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二、作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异化
《文苑外史》中，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是一个核心象征，被称为“阴暗的书山峡谷”，象征了作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异化。很多文人每天来到这里，在静默之中无精打采的制造着毫无价值的印刷品。文坛的争斗和内讧在这里暗暗进行，流言蜚语在这里悄悄传开，几位主人公的梦想也在这里被摔得粉碎。图书馆巨大的圆形屋顶和无法冲破的沉寂笼罩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囚禁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在一排排书架间走动的人们就像一个个黑色的、永久迷失的幽灵在游走”，而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劳作的文人们就像被“困在大网中的倒霉的飞虫”(NewGrubStreet：85)。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难想象玛丽安这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会幻想能有一种“文学机器”来替代她每日的毫无意义的劳作。只需扔进一些的先前出版的书籍，这种机器便能“将这些书删减、糅合、翻新，从而生产出满足时下市场需求的新书”(NewGrubStreet；85)。这不仅是她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这种极端压抑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幻想，更是她(以及图书馆中的其他文人)的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架文学机器，一架了无生趣的、日复一日从已有的书中寻章摘句进行重组翻新的文字机器，只是这架“机器”有着“脆弱的神经和纤维”(NewGrubStreet；85)，能感知到自己命运的凄惨及自己产品的空洞琐碎。
三、作家在社会关系中的异化
《文苑外史》中，文人的奇特处境正如乔治·吉辛在《四季随笔》(ThePrivatePapersofHenryRyeeroft)中借亨利·莱克罗夫特之口所表达的那样：
“我从未学会把自己看成社会的一分子。对我来说，社会和我一直是两个分离甚至是对立的体系”(Gissing：ThePrivatePapersOfHenryRyecrofl23)。
雷尔登和哈罗德·毕芬等人的生活状态正是如此。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他们选择了远离商业社会，同时也就选择了孤独。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常常被世人误解和嘲笑。他们不属于任何阶层。他们良好的教育和才华将他们从劳工阶层永远的划分出来，而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艺术追求所导致的贫困又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精英群体。这一点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教育和文化的鸿沟使他们难以在劳工阶层中觅得红颜知己和精神伴侣，而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往往因为他们的贫穷而敬而远之。
《文苑外史》中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未能走出这个怪圈。阿尔弗雷德·尤尔的卑微的妻子虽然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臂弯，但两人在精神层面却永远无法沟通和交流。雷尔登虽然幸运的得到一位有文化、有品位的姑娘的垂怜，但最终却因为无法满足其文化品位相伴随的物质需求而分道扬镳。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是哈罗德·毕芬。在外形上他具有典型的贵族气质上，在文化修养上他是毫无疑问的精神贵族。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他终身未娶，毫无怨言地承受着清贫和孤独。然而在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小说完成之后，尤其是在挚友病故之后，他的孤独终于变得无法承受：“衣衫槛褛的行走在繁忙的大街上，周围满是穿着光鲜的红男绿女，只有他孑然一人……不属于任何阶层，也不被任何阶层所接受，不被任何人所需要”(NewGrubStreet；402)。最终他在远离人群的地方静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四、结语
《文苑外史》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十九世纪末英国出版业和文学的商业化对拒绝媚俗的作家群体的冲击。虔诚的、单纯的艺术家被社会的遗弃和异化象征着纯粹的艺术精神在商业大潮中的消亡。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这部书仍然对我们具有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