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悲剧-艺术论文

在女性主义概念中，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指每个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生而俱有的男性或女性的事实，而后者则是指社会对男女两性所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在女性主义看来，性别是一个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范畴。人类的历史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然而迄今为止流传下来的人类思想史却是女性“缺席”和沉默的历史。在这部短片小说中，爱米丽作为一个女性角色，但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凸显女性主体的一个角色，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由于这种对女性主体的缺失和遗忘而让读者深感遗憾。纵览全篇，福克纳对爱米丽的描写刻画应该说是中性甚至是近乎男性的。因为在福克纳的笔下，爱米丽除了被称为“小姐”外似乎没有显现出任何女性的特征。从最初刻画她“身段苗条，身穿白衣”到人们不经意间看到“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以至最后描写她那一头“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她的性别在岁月的流逝中含糊，她的性格在生活和心灵的磨练中不断得到锤炼，以致在其最后的岁月中，她的性格沉淀出一些男性的特征。
因此，爱米丽作为一个性别模糊化的悲剧人物，“其女性主体地位的缺失”在让读者为其叹息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深思她生活的可悲。尽管她出生在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族，却只是高高在上的父亲的“一件私有财产”，是镇上人敬仰的“纪念碑”，是“传统的化身”，但却不是一个鲜明的个体。正如爱米丽永远站在父亲的背后一般，南方妇女永远都是男人背后的影子。她们的人生最终目的是要成为男性注视下的标准的“南方淑女”。而当时的南方妇道观强调她们的贞操和清白，企图让她们变得没有激情，没有性欲，扼杀妇女的正常生活。于是，这种非人性的清规戒律与女性的自我意识不可避免的发生激烈冲突和对抗，但斗争的结果总是女性遭致更大的摧残和毁灭。爱米丽就是这种忽视女性存在观念下的牺牲品，她的斗争结局最终也只是在她的悲剧色彩上再添一抹。
(二)“父权”的控制
“父权制”一词最初源于社会学，意味着一种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以各种表现形式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性别意识出发，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关系不只是一种语言关系，更是一种权力关系，体现出社会对性别的安顿和权力的分配，而且在父权制社会，这种安顿和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女性主义透过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析女性的身份和性别角色，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和最基本的结构出发颠覆“父权制”。因此，当女性主义进入学术领地时，首要的任务就是颠覆各门学科中的“父权制”结构。在“父权制”结构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要求女人应该局限在屋子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女人结婚前应顺从父亲，结婚后应顺从丈夫，女人是被动柔弱的，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男性处于中心地位，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男性做出选择和决定，女性只能听命；男人在外闯荡世界，女人只能在家被动等待，不管丈夫何时回或是否回，以表忠贞。总之。男人控制了女人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情感的，女人完全依靠男人。遵守这些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的便是好女人，否则就是邪恶的、肮脏的女人。而“父权制”的这种偏激武断的枷锁就是导致爱米丽一生悲剧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作为女人，爱米丽先后受她的父亲格里尔生先生和恋人荷摩·伯隆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控制。
当她父亲格里尔生先生在世时，他把爱米丽圈在他们的木屋里，时时刻刻陪伴在他的左右，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以安慰他自己的孤独。更有甚者，他不准爱米丽结婚，并用一根马鞭驱赶了她所有的追逐着，不让她自己过独立的生活，不让她有自己真正的爱情。他的蛮横自私乖戾在他手中的马鞭得到发挥与体现，而与此同时，马鞭又象征着一种绝对的男权，一种高高在上不容反抗的强权。这就是父权制的化身之一格里尔生先生对爱米丽的控制和主宰，是他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的最普通的女人的权利，并使她一生悲凉、孤独。在小说中，格里尔生先生对爱米丽的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由一幅画生动体现出来：“身段苗条，身穿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在这里，爱米丽小姐站在父亲的背后，她的柔弱与顺从与父亲的强悍霸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她的父亲“叉开双脚”，显示了他的蛮横，“侧影在前面”笼罩着身后可怜的爱米丽，并且侧影的阴暗与笼罩也预示着他对爱米丽深远而恶劣的影响，一辈子挥之不去。“背对着”说明他说教人只管发号施令，不顾女儿反应，不顾女儿是否高兴，是否同意。“马鞭”更是一种强权的象征。也正是这强悍的父权毁掉了爱米丽的一生，造成她一身悲剧。
而当她父亲格里尔生先生过世后，她决定坚强独立起来，走出父亲的阴影重新开始生活，可是她爱上了荷摩·伯隆。于是另一个悲剧又开始了：向依靠她父亲一样，他开始依靠这个男人，受他的控制、压迫和离弃。荷摩·伯隆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北方佬，他跟爱米丽的交往不是出于爱，而是虚荣。他觉得“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烟，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鞭和马缰”和受全镇敬仰的爱米丽一起兜风是一件体面神气的事，让贵族小姐默默的坐在身边听自己指挥摆布，非常有意思。他对爱米丽的满不在乎，对爱情婚姻的不屑一顾，以及“手握着马鞭和马缰”的神气，都象征着一种“男权中心”。
而正是这种以男子为绝对中心的父权主义扼杀了爱米丽作为女性的基本生存欲望和权力，使她不能过正常生活，使她灵魂扭曲，使她亲杀唯一恋人并夜夜拥尸而眠。就是这种父权文化，使她的一生充斥着悲剧色彩，正如福克纳本人所说：“她的生活很可能就是被一个自私的父亲所毁掉的。”
(三)阶级的压力
女性主义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通过对性别身份的范畴进行考察，探究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威康·福克纳将爱米丽的命运设计成“夕阳西下”的结局，即消极的南方旧贵族之命运悲剧。其一，作为贵族女性，她是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是全镇人们对南方过往的怀念与眷念。她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南方贵族标准的评议。因此，当她与荷摩相爱后，来自于这两个截然不同背景的两个人是不可能为镇上人所接受的，最终她俩的爱情被扼杀；其二，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工业时代，新兴的劳工阶级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前进的力量，而没落的南方贵族势力它象征的是一种腐朽倒退与落后。这两个阶级两种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这也注定他们的爱情是不会也好结果的。但爱米丽命运的可悲之处却不仅仅如此。她的可悲就在于她在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爱人之后，自己把自己完全陷入了一种精神与躯体都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伴着荷摩的尸骨长眠直到死去。
四、结语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的成功，也是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能使人全身贯注的把整篇故事看完，之后仍然意犹未尽，因为它表现了女性生存的处境和际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解读，便可以发现，女人在父权制社会里乃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她们无法离开婚姻，无法脱离男人而生存，婚姻的依附性使女人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虽然结局令人痛苦不堪，可是却发人深省。爱米丽尽管是个杀人凶手，但实际上却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她的至亲使她成为一个孤僻的人，她的身份使她沦为一个可怜的人，她的爱情以及她对婚姻的向往，让她变为一个可恨又可悲的的人。而在以父权为中心的阶级社会里受父权文化的控制影响，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忽视，对女性的压迫，这所有的一切就注定了爱米丽她就是一朵悲惨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