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畅想曲之换了人间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承秦制”的制度安排与“独尊儒术”的经典认同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反差。以致后来历代王朝都打着尊儒的旗号，表面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实际上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事实上他们采纳的是法家的一套，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高度的集权必然带来专制，在由重血缘族群的时代向大一统帝国的转变中，儒家知识分子的仁、义、礼、智、信逐步被实用、专权的法家中心主义取代，表面的尊儒与内核的法治、道治对知识者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他们苦于内心抱负的不能实现，心怀怨恨；另一方面还不自觉的去认同它。这一悖论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已深入骨髓，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形成双重人格和人格分裂。这在西方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却习以为常。大跃进时代，也有一部分理性的、有良知的知识者看到一些问题，但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双重人格，他们很少站出来，担负起启蒙者的责任。我们民族把道德理想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对权利的崇拜。政治与表面尊儒的联姻使得“宗法一体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既没有营造真正的信仰光辉，也没有能够在现实世界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与自律精神，这一探讨从本质上阐释了政教合一对理性与自由意志压抑的原因，对现代知识分子走向现代文化秩序，培养现代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无疑具有深刻意义和指导价值。”再联系四、五十年代的“赵树理方向”等现象来看，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理性精神、批判意识、责任感的扭曲或丧失，就很好理解了。
总之，《红旗歌谣》里的时代神话——革命畅想曲，的确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它充满了时代的狂想主义、廉价的乐观主义、危险的冒进主义，是整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社会心态的再现，这一心态不仅对广大的工人、农民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给知识分子造成深深地伤害，这一影响时至今日还在继续。知识分子无法掌控社会文化资本，日益的民间化、边缘化更是切断了他们自由表达思想的通道，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儒表法里、儒表道里对知识分子的再度冲击，使得具有双重人格及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的精神和言说的空间。真如萨伊德所说，理性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境界：“这种人既没有职位要守护，有地盘要巩固而防卫，因而他们回应的就不是惯常的唯唯诺诺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我想，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更具启发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