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城南旧事》诗意下的悲剧-艺术论文

　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又被称为“台湾文学的保姆”。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以“回溯性”的叙述手法追忆童年往事，小说以一个童稚未消的小女孩英子的视角触摸往事，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市井图，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表达了作者对人生悲剧深深的感悟，抒发了她那浓浓的乡愁。

　　1982年吴贻弓导演将《城南旧事》搬上银幕，电影一经公演就获得了好评，先后在47个国家上映，并获得许多国际大奖。《城南旧事》被认为是诗化、散文化电影,吴贻弓也被誉为当代中国的散文化电影大师。影片忠实于原著散文诗般的特点，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通过英子纯真无邪的童瞳展现了秀贞、小偷、宋妈和爸爸的故事，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社会风貌，展现了老北京笼罩着世俗烟火和愁云惨雾的胡同生活，充分体现了原作充满了回忆感和往事感的神韵。

　　导演吴贻弓说：“（小说）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风格是显而易见的，朴素、含蓄、深沉、典雅，有着散文诗般的音韵，但故事又极简单、清淡。”影片像一个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具体的历史风貌，形成了一种以心理情绪为内容主体，以画面与声音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散文体影片，着力展现了“一切都离我而去”的伤怀情绪。但影片并没有直接展现命运的残酷，而采取话外音等含蓄的表达方式，将一切沉重都推到幕后。影片以清脆的驼铃、舒缓的节奏、诗意的吟诵和深沉悠远的骊歌演唱，创造出诗化的背景。影片继承原作中的儿童视角来叙述故事，通过深邃、富有诗意的意境来表现人生的艰难曲折，命运的多灾多难和深深的离愁别恨，更揭示了当时贫病的社会现实。

　　一、女权的被排斥和践踏

　　林海音曾说：“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间，我看到了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悲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林海音特别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在《城南旧事》中表达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电影保持原作中的意蕴，通过老北京胡同内的中下层女子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旧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权的排斥和践踏，从而揭示出她们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秀贞是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纯洁的爱情，和北大学生思康相恋。这是最基本的女权自由，但却为宗族礼法所不容，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人人都歧视她，连她的父亲都骂她不害臊。当然世俗更容不下她和思康的孩子，所以当孩子一坠地就被扔到了城外。爱恋的人被抓走，亲生的孩子被抛弃，秀贞承受不了这双重的打击，疯了。她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美好的回忆中，心里满是对思康的思恋，她反复地为思康整理衣物；眼里都是女儿的身影，她为女儿做了许多漂亮的衣服，经常痴立在胡同门口寻找着自己的女儿小桂子。她不停地向小英子倾诉着她和思康的故事，这让我们想起了被封建礼教逼疯致死的祥林嫂，秀贞同样是个封建礼教的殉道者。

　　影片中的宋妈和妞妞的不幸来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妞妞的养父把妞妞看成是自己的私人物品、挣钱的工具，随意打骂，逼她卖唱挣钱。妞妞根本没有作为个体人的尊严和自由。她不能自由地跟小伙伴玩耍，经常被养父打得遍体鳞伤。宋妈的丈夫不负责任而且赌钱，为了生计宋妈撇下了自己的一双年幼的儿女到英子家做奶妈，离开自己的孩子照顾别人的子女，宋妈心里该是怎样的辛酸？从宋妈哄英子弟弟时说：“要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子”时流下的泪水中，我们看到了宋妈心里的苦。但她这样靠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又一次次被丈夫拿走挥霍掉。更悲惨的是小栓子因无人照看失足淹死，“丫头子”则被丈夫卖给了别人，而宋妈得知这些令她伤心欲绝的消息则是在几年后。在这期间，宋妈的丈夫心安理得地一次次拿走宋妈的血汗钱。宋妈的付出最终换来的是一无所有。

　　“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个里程吧,许多妇女跳到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然停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有跳过来。”秀贞、宋妈都是未跳到时代这边的女性，她们深受传统道德的影响，深受男权的侵害而丧失了个体自由，他们不知道反抗也无力反抗，最终导致她们或因封建礼教的迫害而发疯，或无奈地忍受男人的堕落无能继续成为男人生儿育女的工具，成为他们的附属品。她们的不幸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和那个黑暗时代造成的，影片通过对她们的悲惨命运的表现，传达出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个体解放的期望。

　　二、贫、病的社会现实

　　影片中秀贞的悲惨命运一方面来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另一方面还在于当时贫病的社会。在新旧交替的变革年代，许多热血青年都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中，他们接受进步思想，担负起历史的责任。但这些进步的举动为黑暗腐朽的社会所不容，热血的青年被镇压，北大的青年学生抓走了不少，他们和强盗一起被处死。秀贞爱恋的思康就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一天夜里他突然被抓走从此杳无音信，秀贞失去了爱恋的人，未婚先孕就成了有悖于礼教的女人被世俗所不容，病态的社会把一个纯洁、善良的姑娘变成了疯子。

　　厚嘴唇的小偷，本是一个淳朴、老实的人。在家里他是个孝顺儿子，是个可亲可敬的哥哥，他供弟弟上学，一心想让他有出息，他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为弟弟取得的成绩而自豪，陪弟弟逛庙会，竭尽全力做个称职的好哥哥。可他连个“奔窝头”都吃不上，为了养活老娘、供弟弟上学，他无奈走上偷盗的路。但这样的行径又有悖于传统道德观念，明知不可为而不得已为之，所以导致他精神行为的双重分裂，使他在偷盗别人钱财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从他一脸茫然的神态可见他的孤独、不安，所以他把英子作为倾诉对象诉说心里的苦，告诉英子他不是坏人，他渴望像常人一样生活，渴望得到理解，他也有美好的愿望，并约定和英子一块去看海，但最终却因为英子的善良被警察利用而抓走。

　　影片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用儿童纯真无邪的眼光观察世界。他们眼里的世界总是美好的，他们没用成人的功利观念，没有成人的是非标准，他们不了解世事的艰难，不能看穿生活的本质，就像英子所说她分不清大海和蓝天，分不清好人和坏人。所以英子不明白学生为什么会和强盗一样被处死？厚嘴唇的小偷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有罪吗？勤劳的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她家照顾弟妹，为什么会有如此悲惨的命运？她只看到了思康的被抓让美丽、善良的秀贞变成了疯子，让可怜的妞儿变成了弃儿，她只看到了厚嘴唇叔叔对弟弟的爱，从他的言谈中感觉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在儿童的世界中，这样的好人是应该有好结果的，但影片的每一个故事都以悲剧收场，更加深了影片的悲剧气氛，更好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20世纪20年代末的北平，贫苦人家无法生存，有舍儿弃女外出谋生的，也有无奈走上小偷之路的，即使这样他们也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贫、病成了当时社会的写照。

　　三、无奈的离别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代序》中写到：“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4］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李叔同的《骊歌》，接着，导演用串珠式的结构表现了英子与秀贞、小偷、宋妈之间的别离：大雨之夜秀贞带着妞儿离开家去寻找她日思夜想的思康，母女俩不幸丧生在火车轮下，刚刚母女相认的幸福就被悲惨的结局所冲淡；厚嘴唇的小偷被抓走，再也见不到相约去看海的朋友了；爱英子弟妹胜过爱自己孩子的宋妈也被大板牙带走了；小英子趴在马车后座上，含着泪花望着宋妈远去的背影渐行渐远，她怀着对童年家园和精神巢穴的无限依恋离开了。离愁别恨的怅惘与无奈弥漫在整个剧情之中，表达出人生别离的无可抗拒和深深的无奈。《骊歌》作为影片中的背景音乐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使伤离别成了一曲不绝的旋律。最后“亲爱的爸爸也离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一浪推一浪的离别交织在一起，层层推进，纯真的童年也成了遥远的回忆，在伴随着和亲人、朋友的别离中，英子也告别了童年，慢慢长大。

　　影片要表现的离别不只是和亲人朋友的别离，更多的还有作者对久别的故乡的留恋和怀念。影片一开始就用一个游子“深沉的旁白”表现主人公英子对曾经生活过的老北京的思念：“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林海音5岁随父母迁居北京，30岁返回台湾。她在北京度过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对北京有着浓厚的情感，北京就是她的第二故乡，所以她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写了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的旧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富有北平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打糖锣的老头走街串巷；富连科班去上夜戏；出红差的场景；七月十五的西瓜灯……北京的街道、胡同、会馆、骆驼及至北京的风味小吃，老北京的风情借助小英子的眼睛一一呈现。作者借助儿童视角，在有声有色的描写中，重温了童年记忆，作了一次精神还乡之旅。影片保留了原作中相思的基调，开头用几个镜头来展现老北京独有的风情，快要落山的夕阳、长长的骆驼队、巍峨的城楼、蜿蜒的长城……这些都清晰地传达出了“英子”对那些永远逝去的童年记忆，对远离故乡的深深思念。

　　视角的转化会带来不同的审美效果。从儿童视角观察世界、打量生活，生活会散发出新鲜、诗意的氤氲。在儿童纯真的眼里，脱离了成人习惯化的理解轨道，生活被诗意地呈现了。影片一开始，可爱的英子在骆驼面前入神地看骆驼吃草，并学着骆驼的样子嘴巴一张一合，这样的细节表现孩子的纯真。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连骆驼吃草也是美的。再如影片中英子看到骆驼脖子上的铃铛就问为何要挂铃铛，当爸爸回答她是为了赶狼时，她并不满意，而说是骆驼要走远道儿怕寂寞，所以挂个铃铛叮叮当当的又好听又热闹，儿童就是这样的富有想象、富有诗意。在这些诗意中去展现生活中一个个悲惨的故事，虽然孩子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悲苦，但观众却能从平淡中体味出悲伤，而且这样的悲伤是加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