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夷坚志》丧乱题材研究-文学论文

　　学富五车、胸怀经世治国之志的元好问一生仕途之路并不顺达,人到中年也才做了几任县令而已。到他四十五岁的时候,汴京失守,元好问沦为俘虏,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内心极度悲伤的元好问在之后的二十余年间,转而发奋著述,本书所论述的《续夷坚志》四卷也就成书于这一时期。

　　一、《续夷坚志》的创作动机

　　在元好问教诲下成长起来的郝经曾回忆说:“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寒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④从郝经的回忆和元好问书斋的命名,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元好问晚年著述的存史目的。此外,元好问在自己的诗歌中对于努力保存一代历史的责任感也多有表示:“汲冢遗编要完补,可能虚负百年身。”在元好问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存史”观念。其《中州集》体现了“以诗存史”的目的,他从别集中选诗少,从传闻交际中选诗较多,不注重收录当代名家诗作,反而对声名渐微的诗人之作尤为留意,充分显示了他“存史”的观念。而《壬辰杂编》与《金源君臣言行录》等著述本身便是为他编撰金史所做的准备材料,虽然他这一心愿“为乐夔所沮而止”,但是他所做的大量基础工作却为元代编修《金史》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四库全书总目》云:“(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金史》的完善必然要以完善的底本资料为支撑,首倡撰修《金史》的元好问为保存史料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值得后人赞赏的。据说张柔攻陷汴京时,“诸将争取金缯,公独入史馆,收《金石录》, 府图书”⑤的行为据说是因为受了元好问之托。同样是创作于这段时期的《续夷坚志》自然也负担了元好问一部分的“存史”职责,有所不同的是《壬辰杂编》和《金源君臣言行录》以叙述史事为主,不多涉及掌故所谈,而《续夷坚志》专门记载小说志怪之类的轶闻。它不仅记录当时发生的怪异之事,而且记录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以及天文、地理、文物、艺术、医药等等。不仅有社会矛盾的反映和自然现象的实录,而且某些篇章有人物形象描写,有故事情节,有作者爱憎,有的还包括学术考证。相对而言,作为《壬辰杂编》补充的《续夷坚志》在反映人民生活、展现社会风貌上似乎要更胜一筹。

　　元好问在金亡后的二十余年,长期奔波于鲁、豫、冀、晋一带,其目的一是要搜集编撰金史的资料,另一方面便是鼓吹儒学,保护元朝士人和文化。后人对其气节进行攻击的两件事——上书耶律楚材和会见忽必烈,都是在这一目的的推动下进行的。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元好问亲眼目睹了动荡的社会和频仍的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灾难,他将指斥腐败、谴责战争的感情融入在自己的著作中。《续夷坚志》中有不少记录与战乱相关,其中对于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状况多有反映。虽然没有相关的史实来进行验证,不过我们不能排除他有借书中惨烈故事来劝化元蒙贵族推行仁政的可能性。此外,晚年的元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⑥,元蒙贵族与汉人世侯多乐于与他交往,他的著作在当时应该是颇为受人追捧的。因此,他在《续夷坚志》中记录的故事和寄寓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书籍的流传势必会对人们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再加上书中所录之事对于宗教信仰和因果报应多有涉及,荣誉《续夷坚志·序》中便认为此书“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具有净化社会风气的功用。这应该也是元好问编撰《续夷坚志》的目的之一。

　　二、《续夷坚志》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元好问的研究多集中于诗词、诗论和文学思想,21世纪以来,对于元好问的散文、辞赋、散曲、碑志的研究日益增多,论述日益深入。而对于向不为人所重视的笔记小说《续夷坚志》的研究,虽也有一些著述,但尚属冷寂。

　　元好问少年随继父(叔父)元格宦游,青年几次遭遇兵祸,中年目睹金朝灭亡,晚年流转北方各地,以修史自任,六十八岁客死他乡。饱尝动乱之苦的元好问,其作品往往带有较多的丧乱色彩,对于其诗歌中的丧乱题材,前人早已有所论述。赵廷鹏(执笔)、郭政、宫应林于1968年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赋到沧桑句便工——论元遗山的丧乱诗》一文将元好问的记乱诗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即南渡避兵时期、担任县令时期、金亡被俘时期和元初飘零时期,而第三期的诗歌创作是最为杰出的。然而,对于元好问丧乱题材的研究还未触及到专门记录“中原陆沉时事”的《续夷坚志》,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关论述。

　　三、《续夷坚志》中的“丧乱”

　　《续夷坚志》共四卷,207篇,其中《女黄真》《日本国冠服》《焦遂业报》《孔孟之后》4篇在底本中只有题目,《元好问全集》在整理过程中据吴抄补文。本书内容丰富复杂,多记述怪异的动植物和奇特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世间的灵怪之事,这些内容与宗教、战乱以及日常生活相互渗透,反映出“中原陆沉”时期人们的生活画面和精神面貌。元好问在记录怪诞故事的同时,将乱世中人民水深火热、困苦交加的处境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传达了自己深重的悲怆情怀。

　　在《续夷坚志》一书中多有“兵乱”、“兵祸”、“城陷”等词语出现,也不乏对于“伏尸流血”的战争场面的正面描写,此类作品大约有二十多篇,如《神救甄帅军》(卷三)和《边元恕所记二事》(卷四)以及《救熏死》(卷二)等篇。在《神救甄帅军》中描写了恒山军见甄全军被围不仅不救,反而趁火打劫,诬其反叛,不仅“诛甄族故之在军中者”,还攻其不备“杀虏甚众”,对其运粮队则“谋尽杀而后已”⑦。其血腥程度无以复加,神灵亦显身相救,其中寓含了鲜明的褒贬态度。《边元恕所记二事》中则描绘了城破之后被俘士卒和无辜儿童的悲惨遭遇,“驱壮士无榆坡尽杀之”,“追及者皆以大 击杀之(儿童)”,将战乱中视人命为草芥,屠杀无辜的麻木不仁的行为真实地记录下来。而在《救熏死》中避兵窑内的五百名百姓,若非一冻芦菔,就会活活被“烟火熏死”。文中所发出的“细物,活人之功乃如此!”的感慨,又何尝不是对暴虐凶残的“兵人”劫掠掳杀无辜平民的控诉?

　　《续夷坚志》中还有写异兆悲音、渲染战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的故事,如《日中见异物》(卷四)、《康李梦应》(卷一)和《毁宝鼎》(卷一)等。《日中见异物》(卷四)讲述的是中原丧乱之前,赴试回乡的书生看到太阳中有异物:“一四足兽在前,一蛇继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鸟跳跃稍缓。”《康李梦应》(卷一)则是关于城破之前两位书生求梦于神,结果城破后梦境应验的故事。而《毁宝鼎》(卷一)则是写宝鼎被熔,“有声如雷,闻三十里外”,让本就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更加恐惧:“成败有数,数与厄会,虽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人们在战乱发生前的高压环境中草木皆兵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无所依托的百姓把即将来到的苦难生活归结为天命的一种逆来顺受的自我安慰,体现出了人们对于乱世的厌恶和诅咒。此外,《续夷坚志》中还有描写战争恶果的故事,对人、对物以及对社会和自然环境不同程度的伤害。《原武阎氏犬》(卷二)描写了辛卯兵乱后“僵尸满野,例为狐犬所食,不辨谁某”的悲惨景象。而《单州民妻》(卷一)和《包女得嫁》(卷一)中的民妻和包女都是在战乱中为人所掳,一个刚烈不屈为歹人所杀,一个被女巫所救暂得安宁。“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在战争动乱的年代中人民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战火纷纭的年代,在人的生命都不免被荼毒的情况下,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更无法保证了。《古钱》(卷三)、《炭谷琼花》(卷三)、《炭中二仙》(卷四)以及《华陀帖》(卷四)等篇目中提及的宝物在战火中不是遭受厄运,就是不知所终。这正体现了元好问编纂《续夷坚志》的“存史”目的和直接价值所在。

　　战乱带给人们的灾难不仅发生在战乱期间,其后所引发的社会和自然问题也会给人民带来源源不断的灾难。《王增寿外力》(卷一)、《枸杞》(卷一)中的“官括驼”和“(枸杞根)为县官所夺”之事说明了当时官府对于百姓的欺压掠夺,而《谢盗王君和》(卷四)中的市人在“我家数口绝食已二日”的情况下想办法赊鱼赚钱,然而最后还是沦落到了落草为寇的地步。“仓廪实而知礼节”(《管晏列传》),战乱引发的绝不仅仅是时下的民不聊生,更是战后长时期的风俗,甚至人性问题。而《关中丁亥岁灾变》(卷三)、《熊群》(卷一)以及《田鼠》(卷一)等篇章中描述的动物们的反常行为则是战乱引发的自然异变。

　　无论是战乱前、战乱中,还是战乱后,人们都生活在惶恐不安和朝不保夕的状态中。元好问通过《续夷坚志》所记录的奇闻轶事,以更加形象、生动的笔触再现了蒙金交战时期中原地区山川变色、草木涂腥的悲惨面貌。“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⑧的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并没有像早年的诗作那样慷慨悲歌,而是在叙述客观事件的过程中引导着读者进行是非评判,充满了洞察现实的理性。从元好问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出身鲜卑族而又成长于民风豪放的中原地区的元好问本身是一个豪气万丈的人。然而,不同于极力描写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诗,在《续夷坚志》中元好问更多地采取了客观陈述自己所见所闻的方式。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更多的对于人的心性的关注,关注频仍的战乱对于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状态的破坏和摧残,体现出他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和人文主义关怀。

　　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这种客观陈述的做法,一方面与他强烈的“存史”意识有关,一方面也与元以武力建国,初期不重文化,作者有所避讳有关系。而元好问对于儒家思想的选择性继承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创作,台湾学者王明荪在其论著中说:“华北近边州郡的夷夏观,宜不同于中原内地,而胡汉之畛在社会上也淡于政治上。社会上一般人们所身受的是安定的生活,合理的待遇。”⑨元好问显然没有全盘地继承儒家的“忠君”思想,与南宋某些遗民对元朝金刚怒目式的仇恨不同,对于元灭金他虽然也是心有凄楚,但是仍然对新朝采取了认可的态度。而他为了多数人得到“安定的生活,合理的待遇”,积极奔走,褒奖仁政,倡导文教的做法则充分体现了他所继承的“为民”的儒家思想传统。“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⑩的元好问更能够体会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痛,他以超越民族和君国的“仁民爱物”的博大情怀关注着困苦大众的精神状态。此外,他极力劝谏元朝统治阶级推行仁政的做法,其实是在争取一种对于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这在本质上是文化自信的外在表现。郝经“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11}的“用夏变夷”思想正是对元好问所作所为的最佳阐释。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时代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的主题。饱尝乱世艰辛、看尽生灵涂炭的元好问心中充溢着哀伤和悲愤,空气中弥漫的深沉意识和彷徨情绪也无时无刻不感染着他敏感的神经。虽然他在《续夷坚志》中对所记事物采取的是客观的叙述方式,但是从其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情感取向和价值评判。《续夷坚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细致的视角来观察战争,使我们通过广大人民精神上的惶惑与心灵上的创伤来审视战争的罪恶。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