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小说的评论角度及其他-文学论文

　　一

　　在社会黑暗、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张资平在“金钱与政治的漩涡”③中挣扎的人生经历,重实际利益轻艺术创新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进行情爱叙事时徘徊于色情、爱欲和生物学边缘的矛盾心理,都未曾得到学界的理性认知。30年代,很多文艺界人士撰写评论对张资平及其小说进行批评,其中批评力度最强的是鲁迅。鲁迅毫不客气地将张资平“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④的摇摆行为视为一种“流氓的变迁”;认定《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就是“△”,这使得“三角恋爱小说家”几乎成了张资平的代名词。鲁迅还斥责张资平与左翼文艺界进行论战时“造谣生事,害人卖友”的做法如同“吾乡之下劣无赖”⑦,并指出其卑劣阴险的来源“并不在‘文人无行’,而还在‘文人无文’”。

　　与鲁迅极力贬低张资平有所不同,李长之在1934年就从文学史的角度给予张资平很高的评价:“我们从新文学的发展看,只有到了张资平,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张资平是开始运用流利的国语写小说的人”;“张资平首先能用白话文学写长篇小说,到现在为止,他的长篇作品有十八本,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接着,他挖掘出了张资平小说在技巧上的优长之处:“一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各型,不限于一样”;“二是他在小说中随时流露的讽刺,随时暴露的现实”;“三是散见的对于人生的片段体验”;“四是他有写得很深刻的地方”。李长之承认张资平小说的故事方面的“兴味”会产生不良影响,但他认为张资平的成功在于自然主义的技巧,他的失败则在于“有时对自然主义的作风偶尔放弃”。而韩侍桁认为张资平的前期作品带有非常显著的“写实色彩”,他在肯定张资平操纵文字能力比一般作家稍强的同时,也直言张资平最大的缺点是行文“不简洁”,“特别是描写性欲的章节他甚至于使你烦厌地重复地写”。显然,这些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与诸多评论家将张资平归类为新文学作家有所不同,沈从文等人更倾向于将张资平定性为一个具有浓郁海派色彩的通俗作家。沈从文在1930年撰文评论时,把张资平视为“中国大小说家”,意指其小说数量很大,但“千篇一律”:“张资平,写的是恋爱,三角或四角,永远维持到一个通常局面下,其中纵不缺少引起挑逗抽象的情欲感应,在那里抓青年人的心,但在艺术、思想、力、美各方面,是很少有人承认那作品是好作品的。”{11}应该说,张资平确实有海派趣味,他的小说能影响到一般的“新兴作者”,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对于政治、革命的认识,也的确带有“桃色”情调,但因此武断地判定这种认识和情调一定是投机和反动的,这种政治维度上的酷评未免太过严厉了,因为他在新文艺发展史上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的婚恋叙事维度。在这方面,钱杏 的评价比较详细和公允,他认为:张资平恋爱小说以描写技巧见长,以《最后的幸福》为最好,“尤其是在描写从封建思想里解放出来的女性的性的烦闷,以及生理心理双方面发展的过程的深刻”;此外,张资平还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高度时对小资产阶级的必然影响的“奇形怪状”深刻地描写出来了。{12}与沈从文隐晦地暗示张资平的通俗作家身份有所不同,苏雪林则直接称张资平为“通俗小说家”(The popular novelist):“张资平虽然自称为新文学作家,但他专以供给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题材,娱乐一般中等阶级因而名利双收为宗旨。他作品产量虽丰富,而十九粗制滥造,毫无艺术价值可言;故于今被人谥为‘海派’,‘小说商’等。”她批评张资平的多角恋爱小说做得不好:“人物都像郁达夫式的表现,有病态的倾向,女主角尤甚”;作品中常有作家不良品格——气量褊狭无容人之量,具有男性的残酷天性;小说“千篇一律”。当然,她也承认,“张氏作品文笔清畅,命意显豁,各书合观结构虽多单调,分观则尚费匠心。他是以‘为故事而写故事’为目的的,所以每部小说都有教人不得不读完的魔力。”{13}另外,丁丁也直言,“张资平的文字是写得很流畅,字句能写得很通俗,很是平民化。”{14}也就是说,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看,张资平的小说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二

　　张资平在附逆之前,学界尽管有一些批评之音,但也从来不缺溢美之辞,及至他因“媚世逐利”等原因叛国之后,思想文艺界就几乎一边倒地对张资平持批评态度了。比如郁达夫于1940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文人”》一文直言不讳地谴责张资平“文人无行”、“丧尽天良”:“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15}郁达夫与张资平是旧日好友,但此时的郁达夫对张资平只剩下唾骂了。其实,包括郁达夫等人之前对张资平的肯定赞美还是非常中肯的,这些夸赞与他们后来的批判形成了尖锐对立。不过,这种并存的对立性评论也提醒我们,张资平并非一无是处,尽管他确实需要文学批评的当头棒喝。还须明确的是,这些批评不仅仅是个体针对个体的评价,更是深刻体现了文艺界中人在文学观念上的异与同,一旦我们将这些差异和类同之处加以审视和分析就会发现,学界对张资平小说的差异性评论难免会存在偏颇之处,至少很多人将他定性为新文学作家,并以新文学的特质去比对其小说的艺术问题,而无视他本人对其小说读者的定位,是有不当之处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各种文学形态所意欲影响的读者是有差异性的。张资平将其小说“通俗化”,意味着他将其小说的读者定位在经济宽裕、讲究时髦、喜欢情色的小资以及有着低级趣味的大众身上。在当年的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是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为时髦的。对于这一点,有一些作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比如,沈从文敏锐地发现张资平小说对礼拜六派趣味的承继,发现张资平的成功秘诀是“他‘懂大众’,把握‘大众’,且知道‘大众要什么’”,由此他认定:“论性质、精神以及所给人的趣味的成分,张资平作品最相宜的去处,是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的书桌上。在这些地方,有他最诚实的读者以及最大的成就。由他手写出的革命文学,也仍然是要这种读者来欣赏的。”{16}李长之肯定了张资平善于“抓住时代”的做法:“现代的时代精神,也约略写得出,那就是理想的禁锢的悲哀,和机械的人生之发觉了的痛苦”{17};因为抓住了中国现代青年的婚姻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时代青年的兴味。激厉认为:“张氏于过去之享盛誉,亦不是偶然的,他的简练的生动的描写,含有魔力引人的字句,剪裁适当的结构,无一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不能及的,恰巧,张氏在当时又能抓着青年的弱点,于是他的盛誉便突起来了。”{18}汪惆然调侃说:“张资平是一个少男少女的作家,他的恋爱小说是最合少男少女底脾胃的东西”;“张资平所用为中心人物的女性都是一种最易博取同情的女性。以这种型式的女性做中心的小说很容易得到许多读者,但是容易成为一种艺术成分稀薄的作品。”{19}而苏雪林强调说:“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20}有意味的是,这些摩登青年中甚至不乏后来的名家,比如著名作家张爱玲曾表示,她喜欢张恨水,不喜欢张资平,但当年风气所趋,所以她在学校里作文时难免会受到张资平的影响,而她的好朋友就非常喜欢张资平,两个人为此“时常争辩着”{21}。其实,不仅文艺界人士如此看,就连媒体也这么认为。1936年9月15日,《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刊载《文人腻事》,其中有一篇《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的妙文,称张资平虽然是一个恋爱小说作家,却是一个颇为“精明方正的人物”,“并没有文学家那一种浪漫热情不负责任的习气”,他西装革履,手里夹着大皮包,皮包里没有支票账册,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22}。这里,记者说得比较平和,尽管隐含着对张资平恋爱小说的讥讽之意,但他同样发现了其读者群的所在,那就是女学生这类青年。而对于这种读者定位,张资平没有明说,局外人自然很难知悉他的真实心理,即使分析出来了,也可能注意不到这种读者定位背后的潜动机和功利心。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在张资平红极一时的时代,青年学生是其小说读者的绝对主体,而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读者的趣味往往集中在婚恋、革命题材这里。所以张资平后来尽管转向“革命文学”,但其小说模式依旧是多角恋爱。迎合低级趣味以便追求金钱利益,这种隐秘心理当然不好外露,所以一旦有人批评他是开小说工厂骗钱,他就只好诅咒谩骂和疯狂反击了。对于一位在创造社时期为新文学发展和成长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作家,张资平最后堕落成靠复制自己创作理路来赚钱的“通俗”小说家,不能不说是一种物质异化现象,这就带来了遗憾甚至悲剧。张资平的自我选择无可厚非,这其实是他对客家先民生活中“重实际”传统的一种扭曲理解后的行为表现。以是观之,从客家学的角度来审视张资平的现象,尚是一个有待认真探讨的课题。

　　对于张资平的自我选择和艺术取向,一般读者是不会去主动深究以期求得对他的真正理解的。而学界中人虽然对此有所察觉,但他们更喜欢将张资平定位为一个拙劣的多角恋爱小说家和汉奸文人,一个新文学发轫期的严肃作家,然后通过这种强烈对比,来证明张资平所走的人生道路是从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到堕落成无良汉奸的过程;同时,用张资平后来的问题去佐证他之前创作和人品上的问题。这固然有道理,但无疑消解了张资平大起大落的人生背后所隐藏的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复杂性乃至典型性。而作为当事人,张资平在20世纪30年代“腰斩”事件尤其是40年代附逆之后,基本上等于丧失了自我辩解的机会和可能性,因为文坛连他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和元老之一的事实都不愿意承认,更何言其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资平曾多次给昔日的“战友”(潘汉年)乃至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写信,希求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或更多的待遇以及完成自己的编译计划。{23}在这一过程中,他本人无意也无力再为昔日自己倾心于《留东外史》这类通俗文学的心理取向进行辩解,在生存和生活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这些辩解在他人乃至他自己眼中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艺界相继“打捞”了一些昔日被批判、遮蔽甚至淹没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这些作家的文集或全集得以出版,佚作和遗作也被纷纷挖掘出来。但张资平没这么好运,一者其艺术成就无法与上述作家相提并论,二者也没有海外汉学名家大力研究他或为他正名,三者其汉奸身份着实令学人和出版界生畏,所以即使21世纪以来,很多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现代作家也能因地方文化建设需要等原因而获得文集出版的机会,但新的张资平文集的编选和出版事宜照样无从谈起。

　　根据张资平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自编文集、撰写“自传”的心理和期许,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一定有过出全集的想法。张资平去世后,其故居留馀堂的后人中也有学人,但他们似乎也无意于整理张资平的作品(包括遗作),以免触痛他们内心深处的心灵创伤和耻辱记忆。或者说,对于留馀堂后人来说,也许张资平被文学史遗忘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但如此情状对于一位曾经有过鲜明艺术个性和自觉艺术追求的作家来说并不公平。张资平的一生当然是个悲剧,但贯穿于其创作生涯中的苦闷彷徨压抑痛苦,以及那段中华民族耻辱史背后汉奸自愿投诚的众多实例,难道不更值得深思吗?另外,张资平拜服于通俗文艺与他后来依附于日帝之间有没有内在关联?如果有,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此看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张资平,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重新认知张资平,并对张资平表现出了一定的研究兴趣,而认为张资平毫无研究价值的先天性偏见开始日渐消解,研究成果也渐渐多了起来,其小说的性意识特色{24}、独特视角和在文体上所做的有益探索{25},以及读者的接受情况等方面,都有了很精深的研究成果。更有学者认为:张资平的文学创作的演变过程,恰好反映了中国文学界的“思想变迁和艺术分野”{26};他的一批与创造社情绪表现文学相接近的作品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27};对于他这类创作倾向比较复杂的作家,简单的否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28};其作品在文化功能上有正负两面意义{29};他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位市民小说家开启了“现代市民小说的先风”{30}。与此同时,研究者对其创作与日本自然主义、精神分析学、基督教文化、客家文化、汉奸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叙事模式、历史影响,其性爱观、价值取向等,也多有新的研究、发现和正面评价。总体看来,张资平研究在现代作家研究中还算不上活跃,但进展是比较大的。学人们正在从不同角度和方式研究张资平,探析他的精神世界、艺术品位和生命感受,探究其小说的艺术特性、新异性和局限性。

　　在笔者看来,在如今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和自由开放的时代文化语境下,较为正确地认识张资平尤其是其小说的通俗性等问题,已经变得很急迫和必要了。或者说,我们正在重新认识这位集“贡献与罪衍、光荣与耻辱”{31}于一身的现代作家,但目的并非是为他翻案,而是通过今天和过去的张资平研究的比对,来透视学人之间文艺视角上的同与异,以及导致他们的批评观念发生分歧和误读批评对象的多重原因,以便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通俗”作家张资平的艺术体验、心路历程及其精神缺陷,进而为研究革命文学、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绞缠关系提供更多的理论视点和学理依据。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