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发现-文学论文

　　一、在行走中发现生活方式:不断地行走

　　陈河在《去斯可比之路》《信用河》《沙捞越战事》《布偶》等中长篇小说中,都涉及到同一主题,即探讨一种不断行走的生活方式。《信用河》中的金先生,要在行走中实现最后十个月的生命意义;《沙捞越战事》里的周天化,也是处于不断的行走之中,先是独自骑马到三千里之外的卡尔加利参军,再到万里之外的沙捞越丛林作战,又因善行的特性而被任命为不断行走的Runner。行走,是周天化的命运,也是他的生活,“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1}困扰着他短暂的一生;《布偶》中出狱后的莫丘,“后来一直在国外的土地上游荡”{2},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至此,可以说,陈河对于这种不断行走的生活方式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也让他的小说带上了明显的行走气息。也正是这种对于行走的持续关注和独特文学气息的精心营造,让陈河的小说具有了昆德拉式的发现意义。

　　《去斯可比之路》中的段小海,不顾老婆孩子的家庭温馨、银行主管的优越地位,仅为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行走冲动,“在我看到那个蓝色签证之后,什么都改变了。如果从此之后还要我每天去银行上班,下班回到家里陪老婆孩子吃饭,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像个炸弹一样要爆炸开来”{3},就选择了一条不断行走的征程。他的行走,不在于追逐物质享受,不在于欣赏风土人情,也不在于猎获异国情调,而是一种生存本质意义上的行走。行走,对他而言,不是有目的的行为,而是一种无目的的生活。正是如此,当在去斯可比的路上遇到一段短暂的真爱时,段小海终于从行走中寻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段小海告诉我们,在这一段路程里,他才真正感觉到了什么是爱情。他小时候也有初恋,后来婚前婚后也有过几个女友,但是从来没有过像此时一样激情澎湃,好像集聚了一生的情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全释放出来了。”{4}但对于这种独特的行走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体味到的,当“我们”兴奋地询问段小海和阿丽霞有没有做爱时,也就同时失去了发现行走的真正意义。我们也可以从叙事者最后的感叹——“不过段小海还是幸运的,他毕竟有过一次去斯可比的路上的神奇经历。这样的幸运,上帝是不会随便给世上庸碌的男人的。只有那些心怀真诚,在路途上苦苦追寻的人才有可能得到”{5}中体会到这种不断行走的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神奇”意义,也同时可以看出段小海这一类人的独特意义。

　　可以看出,陈河小说中的“行走”,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已经超越了行走本身,并将之呈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属于一种生存本质意义的思考。这种正在思考的状态,让小说中的“行走”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面纱;这也从侧面揭示出,行走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正如陈河所言:“去斯可比的路是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路。”{6}这是陈河在行走中的独特发现。

　　二、在行走中发现创作源泉:强劲的想象

　　从陈河的发现中,可以看出,行走是人的本质状态之一。而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在世界的广阔与无限面前,是狭隘和有限的,虽然这种狭隘性和有限性,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在渐渐缩小,但永远不会消逝。这也就意味着,行走是一种有限的行为,即便是段小海那类把行走当做生活本身的“行者”,也不可能行遍世界。这是人无法摆脱的认知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是一个悲剧的存在者,因为人拥有文学。

　　对于一个文学家而言,他拥有三重意义上的行走:一是现实生活中的行走,通过自己的足迹来观察世界,可称之为亲历性行走;二是符号中的行走,通过书籍、影像、讲述等方式来感悟世界,可称之为间接性行走;三是想象中的行走,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思考世界,可称之为想象性行走。亲历性行走和间接性行走,仍然带有人的有限性;唯独想象性行走,可以摆脱人的困境,可以在一个无限的空间中任意驰骋。正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段小海,也并不是每一个文学家,都可以在“去斯可比的路上”收获神奇的经历。在想象性行走中思考世界,是行走文学的至高要求,也应是一个文学家锲而不舍的追求。陈河是幸运的,他用小说,为自己,也为我们,留下了多重行走中的多样世界,并在多样的行走中,发现了丰富自身创作的源泉。

　　纵观陈河的小说创作,他的行走印记是如此的明晰:《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被绑架者说》《去斯可比之路》《无花果树下的欲望》《信用河》《为金先生洗碗》《西尼罗河症》等小说,以阿尔及利亚、加拿大的生活体验为背景,之间穿插着自己的记忆和情结,在小说阅读的过程中给人一种强烈的自叙传色彩,“真实和虚构往往混淆在一起”{7},带有浓郁的散文化倾向,具有明显的亲历性行走的特征;《我是一只小小鸟》《女孩与三文鱼》等小说以小留学生为主要人物,以北美为故事背景,在文本中常穿插一些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介信息作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带有鲜明的间接性特征;《沙捞越战事》《布偶》等小说,虽然也带有一些亲历性、间接性行走的印记,但强劲的想象力是这类作品的鲜明特征。

　　《沙捞越战事》的故事背景是远离阿尔及利亚、北美、中国的马来西亚丛林;据陈河介绍,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去过马来西亚的沙捞越{8},所有的创作触动,都是来自一些对加拿大二战老兵的采访和一些带有图片的书{9};可见小说中发生在沙捞越丛林的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对于陈河而言,是悬置的“第三空间”;在这一奇异的空间中,陈河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行走,实现了自己创作上的华丽转身,摆脱了靠海外的传奇故事和离奇案件吸引人眼球的写作模式,写出了真正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关于想象力对于作家的重要意义,卡尔维诺就指出,想象力的世界是一名艺术家所拥有的三个世界(其他两个是生活世界和词语世界)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包容种种潜能的世界,也是一个“任何艺术创作也不可能成功阐发的世界”{10};正因为这种不可阐发性,想象力世界,对于艺术家而言,才更具有魅力。显然,陈河在行走中发现了这种魅力。

　　如果说,想象力在《沙捞越战事》中,只是属于一次魅力的外在呈现;那么在《布偶》中,想象力绽放出的是其极具力量的内涵。实际上,在1988年陈河就已经根据自己十六七岁时在华侨棉织厂的记忆,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布偶》,其中主要人物裴达峰、柯依丽、莫丘都已经出现,主要场所教堂里的纺织厂和裴家花园里的舞会等也都已具备{11},但一个短篇在主要结构都已完备的情况下,又如何延展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呢?这正是想象力的魅力和力量。陈河通过强劲的想象力跳出了亲历性体验的圈囿,开始了想象性行走的旅程。柯依丽独自一人,身怀六甲,千辛万苦奔赴青海,探望莫丘,却命运弄人,最终找到的却是一个错误的人,“这样她的探望才会显出深沉的悲剧力量,而只有探错了人,这一趟旅程才会有阴差阳错的命运象征意义”{12},而这种悲剧的力量,完全来自陈河的想象力。小说的结尾也颇具意义。陈河将在古巴游览的亲历性见闻:一个一百年前因难产而死的女子传说,转化成了“这个小说的终极元素”{13},融会为这部小说有力量的结尾。可以看出,这种有意识的情节虚构和亲历性体验的空间移植,在想象力的整合和牵引下,实现了一部亲历性短篇小说向想象性长篇小说的成功演绎。此刻,想象力已经成为陈河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

　　三、在行走中发现美学特质:轻逸的叙事

　　陈河的小说创作,大都涉及“文革”、绑架、凶杀、战争、疾病、打工等沉重性题材;在叙事结果上,也多以死亡或入狱作为情节的结束;在感情基调上,也以伤感、悲痛为主;但是在叙事上,却没有继续以“重”击“重”,而是用“轻”去发掘“重”或者说是用“轻”的形式负载内容之“重”。

　　卡尔维诺发现了“升空的愿望与实际遭受的匮乏之间的联系”{14},而陈河在周天化的赴死途中,也向我们展现了“匮乏”所带来的轻逸之美。周天化“不知道为谁而站”,他的一生都困扰于“我要去哪里,我为什么要去”{15},实际上是他在人性、族姓和兽性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的互相扭曲和拷打中,寻找不到存在的意义,造成了内心的空洞,出现了“匮乏”。

　　面对“匮乏”,陈河虽然没有卡夫卡的空空的煤桶{16},却拥有周天化飞驰的步伐,“他以一种步幅不大但频率很快的蜈蚣步子向前疾走”{17},他越是“轻”,就越是“匮乏”,“他的体力十分旺盛,但是心里却对一切感到了厌倦”{18}。当他找寻到意义的时候,“原来自己还是一个值得挂念的人”,他的脚步“顿时沉重起来”,“他不能停下脚步,他觉得自己要是一停下脚步就会变成一根石柱”{19},他不能让猜兰的爱和对孩子的思念,填充自己的“匮乏”,他只需要“轻”,就像那飞翔的煤桶,一旦有了煤再也飞不起来。

　　卡尔维诺认为卡夫卡的空桶,反映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也满足不了的残忍现实,并认为“这一切打开了无限反省的道路”{20}。那么在陈河笔下,周天化不敢牵绊的疾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陈河在这里,打开的“无限反省之路”,是指向战争的残酷性与兽性的。周天化的迷惘是来自族性的对立、人性与兽性的对立,不管为谁而战,都无法摆脱这种残酷的二元对立。这种战争而来的“匮乏”掏空了周天化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在战争面前都成为无重之“轻”。也许这正是陈河用“轻”的形式,所承载的最为沉重的意义。

　　陈河具有用轻逸的叙事去负载沉重内容的能力,这或许是他的小说中表现出强悍叙事力量的一个因素。但这种轻逸的叙事风格,绝不是偶然所得,而是得益于陈河自身的行走。他从中国到阿尔及利亚再到加拿大的移民经历,不仅赋予了他一大批宝贵的亲历性体验,让他发现并感悟不断行走的生活状态;也具有了反观和咀嚼记忆和历史的时空距离,让他在回望记忆时,方“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和景象”{21};更是赐予了一颗动荡的心,让他在不断行走的生活中,捕捉文学创造的灵感,比如那《布偶》结尾处的触动。行走本质状态的思考和自身行走的欲求,在小说创作中,常常不谋而合,导致故事空间的不断转换,带来情节的流动,而轻逸的叙事风格自然最适合这种转换和流动;回望记忆的时空距离,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对过去追忆的美感,即便是苦难,在历史岁月和遥远距离的洗涤中,也会降低控诉的欲望,舒缓逼迫的压力,渐渐凝聚为一种苦涩的美,而轻逸的叙事正适合呈现时间洗涤后的美。在此基础之上的想象性行走中,陈河更是抓住了飞翔的羽翼,让想象与轻逸在《沙捞越战事》中相得益彰。至此,陈河在行走中,形成了轻逸的叙事风格。但这种美学特质的形成,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轻逸的叙事,不仅得益于多重的行走,更是召唤行走,尤其是想象性行走。陈河曾将自己的时隔多年的再次创作称之为“重新出发”{22},即意味着,他将写作也看做是一种行走。当声称“必须去凝视自己内心的那一团‘模糊的光芒’”{23}的时候,陈河的文学冲动,已经和段小海、周天化等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行走冲动具有了同样的内涵,也再次表明正在思考的不断行走的生活本身与正在行走的生活现实在他的小说中达到了高度的融合。我想陈河“重新出发”的真正所指应该是行走和文学的双向互动:在行走中发现文学,在文学中实现行走。

　　澳大利亚作家阿历克斯·米勒在其小说《祖先游戏》中说过:“我对旅行毫无兴趣……如果我去了中国,那叫我怎么想象它?我关心的不是亲历它,我感兴趣的也不是中国,而是对它的想象。”{24}虽然米勒的话,对旅行有失偏颇,但足以见出他对想象性行走的关切。对于已经发现想象力的力量、拥有轻逸的叙事风格,并正在思考人的不断行走生活方式的陈河而言,不妨细细咀嚼与思考。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