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英文创作与中美关系-文学论文

　　一、一战之后

　　自从北美独立,中美之间的贸易就开始了。但在长久的中美交往中,美国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在美国人眼中,只要通过适当的保护和经营,中国四亿低等人就可以变成四亿顾客,会为美国的贸易和工业开辟无限的前景。大批的商人、传教士、军队相继来到中国,这些人中绝大部分为了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可以随时使用暴力并使暴力合法化。他们确信自己种族、文明、宗教的优越性,并在与中国比较时得到了加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一群弱小的、饥饿的、无知的人群,是罪恶的异教徒,落后而野蛮。

　　进入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却在日益增加。一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中心论”,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大惨剧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空前物质上的损耗,也以厮杀之声暴露了人性的丑恶,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向人们走来的不再是尘世中的“上帝的天国”,而是世界的“末日”。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说:“就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而言,大战是主宰他们时代的压倒性重大灾变,大战所产生的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怀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2}这种文化信念上的幻灭感日益普遍,人们对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对于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对于人的理性信念都感到怀疑。1920—1930年,非理性思潮在美国盛极一时,并成为当时一种时髦的哲学理念。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需要借助中国这个“他者”进行文化反省。历史上中国曾以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物产倾倒西方社会,那东方文明或可成为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于是他们不再把非基督教文化看成是无可解脱的罪恶,对中国社会更加好奇、更加尊重,企图从中国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以自救,对东方文明的走向也做出了新的思考。赛珍珠《大地》就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并一举成名,奠定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广泛的兴趣和好感。美国做好了准备,要倾听他们一向漠视和忽略的中国的声音。这种好奇和探寻的态度为林语堂的接受铺平了道路。

　　从政府方面而言,美国也已经意识到为了能在经济和商业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必须培养倾向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它不仅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同时私人资金也源源而出。林语堂便从中获益,他自小学到大学接受的全是教会学校的教育,“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也欠我一笔债……不过这笔债不能算是巨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个出身的机会。”{3}在他1919到1923年留学哈佛期间,也是有“庚款”的“半奖学金”。

　　1935年,林语堂应赛珍珠之邀用英文创作《吾国吾民》,他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客观、理性地揭开对于西方人眼中中国及其文化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他脱离了国内的启蒙救亡语境,为英文读者而写作,积极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背景和期待视野。这本书一开始就引起了赛珍珠的惊叹,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几近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之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隔靴搔痒式的片面印象,更正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及其国民的误读。很快,《生活的艺术》一书出版并畅销美国,奠定了林语堂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它首先受到美国拥有几十万会员的“每月之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格外注重,成为特别推荐书目,在美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52个星期。书评家Peter Prescott在《纽约时报》著文评述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除了对中国做文化上的阐释之外,林语堂也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和热情。“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公开讨论会,为中国在国际上澄清舆论。“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在美国积极地为中国争取物质援助,曾撰写《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

　　二、二战时期

　　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由“同情”上升为“赞赏”。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开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也随着战争的升温而提高。美国人远远地注视着中国人尽他们最大力量抵御日本人的进攻,中国人以弱抗强的英勇行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人的同情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全国性感情。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成了美国同一战壕的盟友,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赛珍珠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中国的民众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奋斗,即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当我看到现在的中国在为反对威胁她的自由的敌人斗争中,所出现的从未有过的团结统一时,我对她的爱慕之情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也在这一时期被废除。

　　盛赞中国的现象最突出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上。首先是传教士阶层给予了极大的热情。蒋介石在美国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宋美龄受美国教育而且信教,在这一现在由一对基督教徒夫妇领导、其成员大部分受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教育的新政府中,传教士阶层看到了希望。1938年,他们发动运动,强烈要求更加主动地关注中国的困境,要求停止向日本运输战争物资,这些团体为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均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美国把处于战争的中国变为电影布景,并把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总司令及其夫人,变为石膏圣徒。蒋介石的大幅照片被《时代》杂志刊登,宋美龄成为美国的热门人物,1943年,宋美到美国请求给予对中国更多的援助时,她在公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时的林语堂成为中国最好的译员,并广受欢迎。林语堂大部分创作在这一时期出版流行,可以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集中全力创作了几部现实感强烈的小说,表现了知识分子积极干预时政的社会责任感。《京华烟云》的扉页上写着“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战火中的大地几乎触手可及。为了配合战争,他甚至在《风声鹤唳》中塑造了圣洁而仁慈的宋美龄形象。

　　这一时期林语堂紧密关心时事,创作了一系列政论文,都收录在《讽颂集》《啼笑皆非》《枕戈待旦》等文集之中。他的政治立场可概括为亲蒋抗日,他坚信中国必将战胜日本,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些言论持续不断地刊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的媒介上,《纽约时报》就曾整版刊登了《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一文。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揭露美国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实行的两面派手法,他论述说,美国口口声声说同情中国人,背地里却大卖石油、武器、军用物资给日本,支持侵略者的屠杀,这迟早会自食其果。《啼笑皆非》一书中就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重大问题。这些政论文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正如林语堂自己所描述的,“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感情,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

　　三、解放战争与冷战时期

　　1945到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和中国战区令美国人感到失望。他们对中国人的种种好感完全幻灭,并指责蒋介石的贪污腐朽。官场的无能、麻木和彻头彻尾的腐败成为关于中国的报道和叙述中的支配性的主题,并勾勒出美国人印象的主要轮廓。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这样描述当时美国人的感受:“提供的所有救助遭藐视,几代人贡献的帮助毫无效果,所有的教育、治疗、帮助都成了泡影,所有的忠告不被理会,所有数亿的美元被毫无用处地消耗掉,所有想把中国改造成美国人想象的某种类型——顾客,基督教徒——的梦想,看起来永远地破灭了。”同时,蒋介石也在指责美国的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美国人以微笑的面孔和友好的话语来找我们,但最后你们政府的行动就像日本人一样。而我们却被你们美好的语言缴了械,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不忠实。这就是在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背景,你们的传教士们把‘博爱’写在自己的门上,同时我不否认他们中许多人是做好事的好人。但最终他们使美国人的政策很轻易地追随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因为我们被你们同情的话语所欺骗,所以我们最终最恨你们。”

　　到了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对中国的感情升级为敌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被认为是苏联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的中国自然得不到美国人的好感,朝鲜战争又使中美双方成了事实上的敌人。中国形象跌入低谷,在1968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中国在所有国家中被喜欢的程度排在最末,中国人的形象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信弃义”。中美关系的坚冰一直到1972年中美建交才被打碎。

　　此时林语堂的创作远离政治,而更加投入到传统文本中。他从前期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转为对古典文化的介绍和文化的融合。他先后编译了《中国传奇》《中国著名诗文选译》《苏东坡传》等宣传中国文化,另一方面随着年岁增长,乡愁渐浓,记忆中的家国日趋遥远,并呈现出美化的趋势,这体现在他的《赖柏英》一书中。此外,《逃向自由城》偏离现实,空想色彩浓厚,显示出林语堂断绝与母国的联系后的创作局限。《武则天》一书是其创作中艺术水准较差的,体现出认同“他者”的创作倾向。

　　四、结语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形容自己著作的特色为“一团矛盾”,产生这种“矛盾”状态的原因一方面源自于作者在文化价值冲突中个人的困惑和探索过程,而另一方面原因则要从作家作品的外部写作语境来寻求。正如一战成就了辜鸿铭,二战期间中美亲密的关系是林语堂创作的先决条件,而战后的反省使西方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文化阐释语境的深刻变化使林语堂调整了文化价值观,促进西方读者对中国的理解和同情,使古老中国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和敬意,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目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林语堂直接参与到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当中,将中国以及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与西方社会和文化迥异其趣的参照系,进行东西文化的互补和交流,他笔下中国文化的特性也是在对美国文化的言说和互动中显现的。直至中美关系跌入谷底,林语堂也退守边缘,孤独而自足地进行古典文化的推介和对世界文化融合的思考。这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中国叙述,直面“他者”或好奇或歧视的异域目光,使得他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技法与众不同,并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随着时光的流转显示出不同的岁月痕迹。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年中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