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妙悟到虚静-文学论文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诗是一种惊奇、一种对于人生世相的美妙和神秘的赞叹,把一切事态都看得一目了然,视为无足惊奇的人们就很难有诗意或是见到诗意。”中国诗学和禅宗中的“悟”,就是通过个体的独特感受与体察去领略事物的内在意义。是故,中国的文学创作素来奉“悟”为艺术神明。“妙笔生花”“妙悟”之类的典故就传达出写作中一旦顿悟,有如神助的创造性快感。可见,“悟”在创作中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甚至让思想脱胎换骨,如同接受一种灵魂的洗礼。令人深感惊奇和神往的,不仅中国文学创作与佛学参禅有其相通之处,禅宗的“妙悟”与西方美学的“直觉”之间也有着某种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的奇特契合。

　　在这方面,林语堂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家,在深入理解掌握儒道释思想的基础上,接触并探究西方文化内涵,当他对东西文化都有着深厚的积累之后,试图将东西方文化进行一番理想的整合。纵览其一生,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贯穿其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之中,尤其是他总结了中国人观察事物、对待人生的思维方式,即“直觉洞悟”和“近情”,堪称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或审美生命活动。正是依照这种观照事物的方式,林语堂才摆脱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的桎梏,凭借着自己的直觉顿悟,尽情地畅游在中华文化的江河湖海之中,把那些符合人的生命本质的文化内容、那些足以代表自身民族文化以及大多数人所遵从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容地输送到西方社会。其文集《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中的散文篇什,大多以自由书写的方式叙说或描述中国文化的某一思想流派的脉络和状况,并非是照搬照抄,更多的是运用直觉的方式切入,在绘声绘色中体现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在探讨中加以领悟和进行必要的现代性转换。

　　不难发现,与通过概念、逻辑之类媒介去加以理性分类的把握不同,中国式的直觉洞悟,或者说禅宗的妙悟强调的是对于媒介的超越,是融入其中的亲身体验,是意味着进入生命之流、绵延之流和创造之流的一种回到直觉的直接性。体现在文学创作和艺术策略上,则自有其相通之处,即它们都采用一种特殊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抵达更趋别致的理想境界。这在中国的古代诗文中俯拾皆是。生长于异域的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由于原在性的文化因素浸染使然,某些作品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常常显示出鸟瞰式的特征,有如佛禅所谓的“跳出三界外”。旅居美国的华文诗人非马笔下有关“鸟笼”的诗,堪称是各具情致,令人叠生惊奇。诗人用极其精练的口语,寥寥数言,极为生动地道出充满个性而形象饱满的哲思内涵,堪称小感悟,大境界。

　　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鸟笼》)

　　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天/空(《再看鸟笼》)

　　打开鸟笼的/门/让鸟自由飞/出/又飞/入∥鸟笼/从此成了/天空(《鸟笼》)

　　以上三首“系列鸟笼诗”前后的写作时间分别为1973年、1989年和1995年春。诗人最初看“鸟笼”时是把自由还给鸟笼,之后再看“鸟笼”时是把自由还给天空,最后看“鸟笼”时是鸟笼从此成了天空。品味着这三重奏,生命的自由似乎被异乎寻常地嵌入某种胜境,每一个音符都闪烁一星灼目的妙悟或禅思,每一节旋律都包孕着一股浓郁的生命情调,每一段乐章都律动着一种自由的生命境界。这确乎是一种奇妙的转变,三首诗仿如禅的三个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禅宗把人类思维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别识”,一种是“妙悟”。但前者无助于生命自身问题的解决,唯有妙悟才能回到真实的生命,重返真实的生命存在。在诗人非马心目中,鸟笼最先是天空的对头,最后合为一体。诗中的境界之所以层层递进,每一层自有其独特的风光,其中的每一次升华并非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诗人的直觉顿悟在刹那间的灵光一现,是突然之间的思维开窍,犹如神灵的启示。可见,诗人一旦进入妙悟,自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了。在这里,山和水被充分肯定着、区别着,同时又被充分否定着、融合着。只要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理解它,就会参破其中之谜。如是,就趋近于大彻大悟,真正实现了生命的解脱,使生命成为可能,进入了真实的存在。正像诗人所吟咏的:做一只“自由飞出又飞入”的鸟。“飞出”犹如大出世,“飞入”则如大入世,出入自由,何等自在逍遥!抵达了此一境界,所有的障碍已不复存在:鸟笼成了天空。由是,我们不难领略到妙悟的真谛和艺术奥秘,正是:“待到雪消去,自然春到来。”

　　如果说禅宗的妙悟是一种思维的液体化,体现在文学艺术中对华语文学创作和中国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大体上与诗道相通,那么,中国道家提倡的“虚静”的审美境界,则是思维的临界状态。或许,对“悟”的期待应如道家的“虚静养生法”那样,放松身心,顺乎自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虚静”是期待“悟”不期而至的最佳心态。但虚静又类似太极拳中的虚劲,不是完全的“虚”和“无”,而是似虚非虚,似无非无。虚静以待的心理空间,意味着人的思维在有或无的临界点上悬置着,既可以放弃一切也能够容纳万殊,无所用心又无所着力。有时“什么也不是”最易成为“怎么都可以”,诚如“无心插柳柳成荫”。是故,中国古代文论一般把虚静视为创作构思的重要心理前提。

　　华文文学知识谱系中作为创作理论的“虚静”审美说,乃源自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老子曰:“致虚静,守静笃。”他道出作为万物之源的“无”本是“虚”“静”的,只有当心境处于空明宁静状态时方能得道。而作为一种审美情趣和境界,虚静就是庄子笔下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可见体道本身就是一种颇有情趣的审美活动。一个“游”字,可以是“心游”,是“心游万仞”,是“以游无穷”,是“游心于物之初”,是“出入六合,游乎九州”,是“坐忘”,是“心斋”,是“朝彻”,是“见独”,是“抱朴”,是“守一”。如此“心游”,不受时空间的限制,或任精神自由往来,或让灵魂野马奔驰,臻达至完全的精神自由状态。于是,对“道”的体验过程,即是对自然对艺术的审美过程。不知是庄周之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了,令人仿佛进入那种物我两忘、心醉神迷的境界。中外古今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在这样一种心灵境界中呈现的。至于审美活动的“体道”过程所达到的“心斋”与“坐忘”,即是虚静的审美境界。于是,人可以进入宁静的遐思,忘记周围的一切,和自己的心灵对话,让精神处于本真的愉悦状态。当审美主体最终与审美客体合二为一时,也是“悟道”的最佳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审美情趣产生于审美境界,至佳之境,便是绝对的精神自由,是精神漫游状,是自适及悦已,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美感,足以让人找到自己存在的最佳状态,回归到本真的自我。它可以是叔本华审美直觉中的“物我两忘”,可以是海德格尔所提倡的“存在的澄明”。虚静的审美境界,属于大美大善的境界,而所谓“诗意地栖居”则是把人的“被抛”状态转换为虚静的审美境界,进入反观自我,寻找本真,自适随性的存在方式。

　　由于老庄思想和禅宗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染濡和渗透,因此,“妙悟”说也罢,“虚静”说也好,在长期的吸纳、融化和发展中,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和艺术方略,便成为中国美学中一个极富价值和生命力的美学命题。倘若说,参悟禅机是诗歌创作中的灵感状态并给诗人带来无限的乐趣,那么,佛教的禅定,表现在文学创作理论中,首先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虚静”。当年苏东坡深受佛禅和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看重创作过程中作家心理状态的“虚静”,其诗作《送参寥师》写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看来诗人一旦进入“静”的心境,就得以明了领略到自然万物的“动”;当诗人进入“空”的心境,就得以容纳万千气象臻达无尽境界。诗人在这种“空且静”的心理状态驱使下,便能创作出妙合无垠的佳篇妙构。这对于现当代华文诗人作家的创作,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意义。我们不妨以海外华人流散写作为例,寻绎其中所表现出的虚静的审美情趣和境界,简要地加以当代性思考和探讨。

　　其一,虚静与物我感应。文学创作是一种生命审美活动,是不与创作主体当前的实用功利目的发生直接联系的。“虚静”说讲求排除狭隘的功利观念,去欲,去杂念,保持纯然洁净的审美心胸。如是,在对外物感应和观照时,要求创作主体“胸次洒脱”。情动于中,兴至所来,物我之间因生物的气息相授,彼此间产生了相互爱抚般的愉悦感。它源自物我相亲相依的宁静自适,让人的内在心灵与外在的灵魂寄托形成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生发藕断丝连般的相互感应关系。由于拥有一种宏阔的人生视野和独特的诗性智慧,晚年旅居于加拿大的著名诗人洛夫,常常把自己的生命意识贯注到一切物象中,并赋予它们以生命感知的体察与想象。阅读他那长达3000行的诗篇《漂木》,从中可以品味到诗人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纤毫毕露的描述,对人类命运和生命漂泊的深刻细腻的表现。“漂木”这个意象,当可视为诗人灵魂和生命状态的具象化,而“一块木头”的经历,则隐含着诗人灵魂经受洗礼与磨难的过程。这块木头曾经在“一排巨浪高高举起的惊惶中”,度过“琉璃多彩的岁月”,目睹了“在焚城的大火中化为凄凉的夕阳”。“它坚持,它梦想/早日抵达另一个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可能的/叛逆”。它“曾夜夜/揽镜自照/做着栋梁之梦的/追逐年轮而终于迷失于时间之外/的木头;随着时过境迁,最终/被选择在天涯/却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词/仍悬在/故乡失血的天空”。诗人从物我感应中,通过“漂木”的原生态的诗性直觉进入智性的哲思深层。这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生存姿态、体验和表现,乃是物我之间相互触发、相互感应、相互激荡的产物,其实就是追求一种“物我合一”之道,并构成诗人倡导的“天涯美学”内涵的根本因素。

　　其二,虚静与真我境界。庄禅作为一种东方式的生存艺术,主张达至圆融无碍的生存境界,如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庄禅、陶诗为主体的诗歌美学所真实体验到的生命诗情,之所以保持经久不衰的生命活力,让心灵的指向总是朝着自由之境敞开,乃是以超世俗的意义,保持着“真我”的诗性状态。我们同样在诗人洛夫身上可以获得诸多启示。对洛夫而言,要达到“真我”境界,既要“消灭自己”(洛夫语),使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又蕴含着“无有执著”。人生为什么会产生忧患意识?个人为什么会生发身份焦虑?皆因人过于执著于物质的生命、过于执著于所谓意义的归属,如此等等,导致了生命总是饱受生存的折磨和煎熬,自然忧虑重重。基于自己的人生阅历、心路历程和生命体验,洛夫深有感触地道出:“诉诸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和通过冥想以求顿悟而得以了解生命本质的禅,两者最终的目的都在寻找和发现真我。” 这禅所寻求的“真我”,也即“真如”“佛性”等,都是对于“执著”的舍弃。如果说,“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他最好的答案是化为一只鸟,一片云,随风翱翔”,是为求得全然无碍的自由,那么,他的《裸奔》也好,在“钟声里找到赤裸的自己”也罢,乃是真我之境的最佳展示。因为唯有心灵的彻底解放,才能让禅的“无有执著”和诗人“真我”进入圆融无碍的生命状态。可以肯定,洛夫诗中庄禅境界的获得,正是其深谙悟道的功夫和保持“虚静”的心态使然。的确,要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自由存在,并把存在带入怡然澄明的彰显中,唯有在忘我忘已、虚静无为之中方能体悟大道之境界。

　　其三,虚静与奇思玄想。中国诗学和佛禅,十分重视艺术创造中的幻想和想象,如佛教的“禅定”。古代文论的虚静观同样强调创作主体的内心虚静、无牵无挂、精神自由,或“心游万仞”,或“神与物游”,这是一种写作状态的最佳呈现。无论是外在环境的宁静还是主体内在的虚静,都是一种最佳审美心境的获得。而人一旦进入虚静的心境,由于理性逻辑思维的中止,意识域外储存的印象或记忆就被重新激活,产生自由延绵、浩无际涯的联想或想象。情动兴发顿生悟。“兴,起也”,当内心情感之“兴”激发和凝聚,伴之而来的是“悟”的降临。这在洛夫的长诗《漂木》中堪称随处可见。在《致时间》一札中,诗人对作为无时无刻不在的时间存在,兴致淋漓,奇思玄想,欲罢不能,宛如神助。信手摘录一段,便能体味到其中的妙处——

　　朝如青丝暮成雪,发呵!/我被迫向一面镜子走近/试图抹平时间的满脸皱纹/而我镜子外面的狼/正想偷袭我镜子里的狈

　　如此纵横佳句,信手拈来,却充满奇妙想象。这可当成是诗人对于存在中的“自我”内心状态的隐秘揭示。岁月无情增中减,时间既无从挽留也无法抗拒,生命往往在无奈的顺应中矛盾着、徘徊着、行进着。当时间之“狼”与生命之“狈”难以“为奸”,只好以“偷袭”的方式出现了;当我们窥测和触摸着诗人奇思玄想所带来的穿透力和神秘性,禁不住引发一种惊诧、沉思和经久不息的回味。而这恰恰同诗人勤于思考、敏于感悟分不开,又令人感到得自于神助般的虚静心境。

　　中国文化和诗学的“妙悟”说和“虚静”说,作为通过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与体会领悟世道人心的内在意义,永远有说不尽的话题。文学是人学,审美即生命。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道跨文化风景,其边缘性、流散性、混杂性的写作特征,同样是一种审美艺术活动,是对海外华人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真实显现。它一面诉求于有限生命,一面也就复现了真实生命。正是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不断去理解世界,格外动情世界,并在与世界的交流和对话中,为世界创造出意义,从而不断地关注和确立人性的尊严,让终极关怀的敞开尽可能指向人的全部可能性,且成为现实世界中的唯一真实,也成为诗学考辨的重要一环。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