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三）-文学论文

摘要：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章培恒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意义

（三）
1996年复旦版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并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章先生原来的计划。他在《〈中国文学史〉琐谈》〔《新民晚报》.1996年3月20日）这篇短文中表示，他已经把撰写《中国文学的路》的设想，改为同我共编《中国文学史》,和谈蓓芳合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但1996年版的《中国文学史》因为是中途改变计划的结果’还存在不少问題。我在统稿的同时,就在考虑哪些部分将来还需要做较大的修改,并把想法同章先生交流。而外界发表的文章,在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一些意见。先是清华大学的孙明君先生指出，这部文学史仍然以朝代为分期的依据，不利于凸显文学演变自身的规律。后来华东师大陈大康先生指出，《导论》所提出的理论观念并没有完全体现在全书中，有些部分显得与之游离。这些批评意见‘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促使章先生决定改写这部文学史。
题名为《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的这部书，注入了章先生晚年大量心血。他不仅是第一主编‘而且是主要执笔人。在修订过程中’章先生被查出患有癌症,工作一度耽搁‘但只要稍有精力，他就坚持去做。2006年这本书由复旦大学和上海文艺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后’章先生仍然继续对全书做最后的打磨。今年7月，《新著》增订本印成,章先生已弃手人寰。
《新著》有170万字的篇幅，比原书扩充约三分之一。从整体来说，它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描述,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解读‘都比原书更为深入、细致。书中附有很多脚注,对相关史实、版本、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行考订,表现出严谨的学术风格。一些被过去通行的文学史所忽视的作家与作品,在〈渐著》中重新获得关注。如将东汉书信体散文列为一个专节来介绍’突出了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这在过去是少见的。又如明末诗人王彥泓’因以艳体诗为代表作品而为主流文学界轻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也未提及《新著》中将其补充进去，强调他的诗“较之以前中国关于爱情的诗歌有了明显的发展”。书中还指出，王氏这类艳体诗不仅在明末清初流行甚广’在20世纪前期仍十分流行’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也对其推崇备至，称“其诗之美往往可与波德莱尔相抗衡”。这表明对王彦泓的忽略,实际上是因文学观念的偏颇造成的。总之《新著》在基本内容上就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而〈渐著》最重要的特点‘我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摆脱了以朝代分期的惯例,使用了全新的文学分期方法。全书九编，将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历史阶段‘在中世部分又分为发轫期、拓展期、分化期,在近世部分又分为萌生期、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嬗变期。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将文学史的描述依附于朝代史、政治史的状态‘突出了文学本位意识和文学史内在的发展与演变规律。
我对这个问题也曾经有所思考，知道它非常困难。因为中国文学的历史极其漫长,沿承性很强,变化则曲折而缓慢〔西方人喜欢说时间在中国历史中是凝滞的〕。要在这样的过程中分辨各历史阶段的显著特征,描述出清晰的演变线索，不仅需要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有强大的理论分析能力。章先生提出的分期系统也许未必很快为学界普遍接受，但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尝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二,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理论观念始终贯穿于全书。《新著》不仅从文学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上解析在不同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个体意识的显现、变化‘个人自我实现的愿望与环境的冲突,而且将文学的艺术形式、审美特征与这种思想与情感的表达紧密结合。比如在关于李贺的章节中谈到"一个敏感的青年所必然具有的对于美〔包括美丽的异性）的强烈追求又常使他的这种压抑感与之结合而形成独特的形态。在压抑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其诗呈现出一种凄艳的、有时甚或凄厉的美，这是中国以前的文学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这样的分析使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深化。
其三,更为具体地揭示了“古今演变”的内在趋势。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元明清文学部分有意识地考虑到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终章》更明确地对两者间的联系进行了讨论,但只是初步的’线条比较粗略。《新著》出版后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华东师大的陈大康先生说：“其实可以把96版的结语〔指《终章》）加以修订附在后面，告诉读者文学发展的脉络在‘五四’以后是怎么跟上的。”他的意见或许可以采纳’但应该说《新著》的内容对此已有深入的解析。特别是第九编“近世文学“嬗变期”部分’将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共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作为文学的嬗变期,考查这个时期文学嬗变的种种新的因素、新的成分,理出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的整个脉络,处处与后面的新文学相呼应’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作了一个整体的把握。
在章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曾提出两点：一是“人性’、"个体意识’、“自我意识”这类概念出现的频率似乎高了一些,可以考虑融于行文中；二是当个体出于自由意志主动承担社会与群体责任时〔鲁迅其实就是如此的\对这种选择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前一个意见章先生说：“以后你再改吧。”对后一个意见,他想了一下,但没有明确说什么。
2007年曾经为《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在上海召开过一次专家座谈会，国内名流汇集是很难得的一次聚会。大家一致对〈(新著》,尤其是它的开创性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对章先生在病中的劳作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我在会上没有多说什么，却在会下同《文汇报》的记者周毅说了这样的意思:章先生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的人,他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是贡献自己的思考。在他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那不仅仅是学术,更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同他的时代的关系。时代是艰难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是艰难的；在这双重的艰难中，也正因为这双重的艰难,章先生沉思古今，瞩目未来,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它充满热情和期望。如今章先生已经去世我还是想重复这段话。我想,人们会听懂这个声音并因此而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