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逻辑基点的历史转变——社科纵横

 从党的成立一直到建国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经历了从“道德人”的逻辑假设到“经济人”的道德假设的历史逻辑基点转变，党成立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党风廉政建设多是遵循着“道德人”假设的逻辑展开，强调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教育，忽视制度化反贪腐手段的利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也有党内纪律制度机制的制定出台，但是总体而言反贪腐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而改革开放以后党风廉政建设的逻辑则开始沿着“经济人”假设展开，在不放松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以客观手段约束党员干部。
一、以“道德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时期
“道德人”的概念提出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对人性中利他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是性善论的一种解释，认为单个人能够承担对组织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并且能够实现道德自律。道德人假设其涵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是社会性和利他性动物；第二，人的行为是基于道德和法律展开；第三，追求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偏重于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反腐败模式主要从党建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道德人”为逻辑假设主导的反腐模式一直处于优先地位。由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党成立之后面临的严酷的斗争局面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十分重视自身廉政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就是沿着“道德人”假设的逻辑展开，党的领导人将党风建设看成党的生命线，要求党员改造自己和加强修养锻炼[1]，党风建设也多以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毛泽东将“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看做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与资本家商量的方法”。党风建设主要依托于领导人的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人民群众运动。应该注意的是，党在这个时期也建立了一些反腐败的纪律或者法律，但是大部分只是确立了反腐的原则和要求，没有建立完整系统具有可操作性制度加以保障，最后建立的纪律和法律成为思想教育一部分，没有落实到实处，法律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这种“道德人”逻辑假设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当时党风建设发挥了其重大的历史作用。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与贪污腐败划清界限，对于腐败有着“天然的免疫力”。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一直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法宝。在当时各种思想混杂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对党员进行党风教育意义重大，所以党一直重视思想教育作用的发挥，同时社会处于均质化状态，社会结构简单，思想教育手段针对性强，效果明显。第三，党的主要成分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其革命性比较坚定，保持了较好的廉洁自律。第四，党面临的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使得“加入共产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生命危险，使得许多投机分子不来参加共产党”[2]，大大阻碍了党内腐败分子的滋生。第五，党的结构扁平化使得人民群众能够对每个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使得党员干部十分重视廉洁自律。第六，对于腐败的严厉打击使得腐败党员干部受过惩处之后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很难找到出路，所以对于腐败威慑作用明显。第七，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廉洁自律的典范，也给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党倚重于思想建设和群众运动进行党风建设的现实实际来看，虽然贪腐党员干部时有查处，但是党风廉政建设总体而言处于较好的状态，为党夺取全国政权和成为执政党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实现党的历史地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跨越。所以，这种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方式推动党风建设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我们在看到这种逻辑假设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需要看到这种“道德人”逻辑假设的弊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但是经济成就成为党执政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而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使得以“道德人”逻辑假设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党风建设越来越不能适应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侵蚀着经济成就带来的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第一，“道德人”的逻辑假设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作为前提，虽然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同质化的资源短缺状态反而能够激发党员干部奋斗节俭的理想信念，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失衡加剧，反而使得部分党员干部产生理想信念的动摇。第二，“道德人”假设忽视了人的自利性，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一直重视廉政建设，但是忽视了每个党员干部都与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产生联系，势必会产生利益的纠葛。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过度倚重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泛化，使之缺少教育针对性。第四，群众运动式的反腐手段虽有一定作用，但是造成了普通群众对于政治活动的过分热情，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生产。第五，党风教育和群众运动相应造成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短期化，未形成长期有效的约束机制。第六，这种逻辑假设下的党风教育容易形成历史惰性，造成制度建设的弱势状态，不利于党风廉政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总之，以“道德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已经对于新阶段党政干部腐败的问题应对乏力，需要重新审视这种逻辑假设下的党风建设举措的时代合理性和适用性，这就需要建立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新思路。
二、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时期
古典管理理论认为，经济人也被称作理性人是以完全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主体，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这种经济人理论和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的X理论有相似之处，但是强调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而与中国传统性恶论对人性的否定有很大不同。经济人假设有三个重要涵义：首先，经济人理论强调人的行为的自利性；其次，强调人在追逐自身最大化利益的理性行为，讲求成本、收益和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党风廉政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党依据新的时代形势和总结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以加强制度建设为核心党风廉政的新举措，完善反腐败立法，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法律法规，标志着党风廉政建设思路和逻辑的历史转变。
这种新思路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原先以道德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不能应对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这种逻辑假设相对原先的逻辑假设有以下优势：第一，“经济人”逻辑假设要求依靠客观手段，尤其是加强制度化手段加强党风建设，有利于建立长期有效的党风建设机制，制度化方式肯定贪腐的巨大代价有助抑制腐败高发态势。第二，“经济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思路有效应对了拜金主义对于党员干部信念的侵蚀带来的腐败问题。第三，这种逻辑假设弥补了单纯思想廉政教育约束力较小的缺失。第四，这种新思路可以为党节约执政精力，也就变相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最根本的是这种逻辑假设使得党依然能够把握党风和反腐建设的主动权，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自己的力量促进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建设。
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的新思路实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两个转变：第一，反腐由结果控制到过程控制的转变。原先的反腐思路多是展开教育与自我教育，贪腐发生查处以后作为新的党风教学内容，反腐落脚于结果控制，而腐败往往是逐步发展起来侵蚀党员干部的意志，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可能会产生“不教而诛”的印象，而经济人假设的新思路则注重过程控制，防微杜渐，以制度化的方式控制监督党员干部使用公共权力，维持反腐的高压常态机制。第二，实现由偏重党员干部主观自律向偏重客观约束的转变。原先反腐廉政思路强调党员干部自律意识，至于思想教育和廉政教育，干部党员能够吸收多少全依赖于其自身修养，而且群众反腐的作用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这种依靠党员干部主观自律的党风建设对于新阶段的反腐形势就显得力不从心。而“经济人”的逻辑假设推崇制度化和法律化手段，强调以客观制度作为反腐的硬约束，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思想建设。
而且以“经济人”为逻辑假设的党风建设新思路也实现了党风建设举措的四个结合：第一，实现教育自律与制度约束的结合。这种党风建设思路不是强调一点，不顾其余，而是要将党传统的思想教育手段结合制度化手段，实现党风廉政建设有效持久。第二，实现专项治理与常态反腐相结合。党风建设实现阶段性反腐与长期反腐相结合，因为腐败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特点的“顽疾”。第三，实现自我治理与社会多元监督的结合。党风建设需要实现党要管党，同时借助社会群众的力量，以制度化方式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动力，借助新闻媒体舆论共同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而且党也要学习借鉴其他执政党党风建设经验。第四，实现反腐倡廉与科学发展相结合。腐败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现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对匮乏，要根除腐败必须要围绕发展的主题，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社会财富的共有共享，打破权力和金钱的链条，消除社会阶层权利差异，实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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