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和意义——改革与战略

 我国第一次农业社会化经营实践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工业技术落后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实施的。其最大成果是确立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由于制度设计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加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清和分配大锅饭、劳动大帮哄的管理方法，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率不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没能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理性就在于适应了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土地的产权分割，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中央提出“在统一经营条件下，按劳动力的特长实行々业承包责任制，有利于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发挥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优越性统一起来，有利于随着向更有社会化特点的更高级的专业化分T责任制发展。”但在实际操作中，95%的农村采取了简单的包田到户形式，没有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能的发挥。
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与时俱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其产生、发展和正能量释放都以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为条件。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国工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生机，并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协调推进的现代化模式。我国已由改革开放前的贫穷落后面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使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就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进行扬弃、改造和农业经营方式再创新。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回顾农村改革历程，中央在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一直鼓励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水平等，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为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实践上，广大农村在改革开放和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进程中，一些基层组织、农民精英和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一直在积极探索具有社会化特点的农业经营形式和推进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的有效途径。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以华西村、南街村等为典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以统为主、分工协作的农业经营模式；到90年代各地又兴起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来，在中央关于允许土地自由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激励下，以规模化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式农场、股份制农业和托管公司等农业社会化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并彰显出旺盛活力。“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实践证明，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相比，实行农业社会化经营具有多方面积极效应和重要意义。
第一，更加有利于解放农业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任何领域的制度、体制或社会设置都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已具备工业支持农业的能力和条件。分散的小农经济很难实现与现代工业和市场对接，很难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果。实行农业社会化经营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更加有利于优化整合农业要素，促进工农业联合，发展农业生产力和现代农业。一是通过土地流转和统一经营，可平整农户间的土地田埂、路沟和盘活经营不善、闲置、撂荒耕地，提高土地有效利用率。二是通过与工业的结合和国家惠农政策支持，可利用现代物质条件、科学技术、经营形式和发展理念武装农业，以强化农业设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机械化、科学化、集约化经营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三是通过产业、规模、信息优势，可有效与市场对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和综合效益。四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和组织化管理，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
第二，更加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镇化进程。“三农”问题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根据我国国情，要增加农民收入，富裕农民，一方面要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孵化更多农业大户、农民精英或使更多农民成为农业工人，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建立农民向非农转化的有效机制，使更多农民成为城镇居民，不断减少农民的比重。在分散的家庭经营条件下，大部分农民依附于农地，农业收入少，消费能力低。有的农民说：“每年忙活一季麦子、一季玉米，种麦子挣个种玉米的本，卖了玉米留下种麦子的花销，所剩无几，根本没条件在城里生活。”实行农业社会化经营，可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多机会，为农村城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是通过土地有偿流转和农业社会化经营分工，既可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又可为农民成为农业工人、增加工资性收入提供岗位。同时，也可把农民从依附的土地中解放出来，增加了农民发展致富的空间和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为农民在城镇（市）工作生活创造了条件。二是通过发挥农业社会化经营主导产业的辐射作用，可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和发育，催生加工、流通、贮藏等工商服务业，为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三是通过村庄整合和鼓励农民集中居住，可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又可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和改善农村社会管理。
第三，更加有利于巩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广大群众参与的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机制，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分散的家庭经营条件下，一些农民存在“各干各的活、各种各的地、各过各的日子”的心理，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漠不关心。一些基层党组织也因为集体经济薄弱，缺乏统的功能和利益导向机制，失去领导信心，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没有共同的利益，也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实行农业社会化经营，可把农民利益、村集体利益和经营组织利益结合起来，凝聚多方面利益关切，更有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一是通过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介入和利益分配的参与，可不断扩大集体积累、壮大集体经济。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先进作用的发挥提供物质基础。二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对农业社会化经营组织的领导、管理和服务参与，可加强农业社会化经营实体的党组织建设和党建工作。三是通过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农业经营组织的体制机制和民主管理制度，可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
三、推进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创新的实施策略和方法
我国广大农村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各地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的实现形式和路径选择不尽相同，但也积累了共性经验和实施策略。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创新，是对原有农业经营体制的超越和升华，其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不能仅靠农民自发进行，要加强组织领导。县（市）委、政府应建立专门领导机构，做好政策宣传、组织协调和宏观指导工作；乡镇（市区）党委、政府应成立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结合本地新农村社区建设实际和产业优势，制定农业社会化经营实施意见，指导有条件的村（社区）编制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经营规划，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和信息档案管理。村两委应在做好农民承包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基础上，按照自愿有偿原则，负责组织土地流转工作和协调农民与经营组织的关系。
二是培育经营实体。推进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创新，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转让、出租、股份合作等不同流转形式和产业特点，可采取农民精英领办、与企业联合、招商引资等方法，建立不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农业大户型、家庭农场型、股份企业型、农业集团型、托管公司型等农业社会化经营组织，并要营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是理顺管理关系。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内涵多方权益关系。要明确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管理权的主体及其权利与义务，理顺农业社会化经营组织、流转土地农民和村党支部、村（社区）委会之间的经营、管理、监督、服务关系，并要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经营组织章程和管理规范。
四是强化政策支持。农业社会化经营方式创新作为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是个新生事物，实施中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各方面积极协助、支持和参与。政府部门要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和大型机械奖励等“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惠农政策，引导和激励农业社会化经营发展。
农业社会化经营是与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模式，其健康运行和发展，必将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