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文学论文

文化批评人士同大众读者之间在宗旨上存在着严重错位。前者根本无意充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为读者献上一份真诚的关怀。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批评人士反倒充当了谋杀读者的凶手。我们知道，批评作为阐释必须自觉接受作家意识、作品意识以及读者意识的制约，否则，便极有可能滑向“过度阐释”（艾柯语）的险境。而“过度阐释”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隔阂，引致读者对批评家的拒绝，最后是对作品的拒绝。
无可否认，文化批评一枝独秀的不良状况,也的确存在着某些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其中，本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就是从事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最大不利。传统的文学批评囿于儒道两种既定思维言路，不是功利主义的实用性批评，便是充满禅宗色彩的玄虚式批评；前者过于通俗，后者失于神秘，并没有为文学批评本身提供太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美学技术。批评家利用传统的批评范式读解今天的文学作品，无法克服捉襟见肘、辞不达意的窘境。于是，批评家们纷纷将目光移向本土之外，试图“拿来”。既然“拿来”，当然是要挑选“最新最后”（所谓最先进）的拿来，结果，“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西方批评界中的时尚学说，被无所顾忌地大量引进，且多有生吞活剥的惨象。
必须指出的是，本土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其责任不在于前人而在于今人。因为传统有待建设，建设传统正是今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批评家根本没有权利回避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匮乏，他们负有消除这种匮乏的神圣义务。当然，从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资源中直接“拿来”，不失为一种“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法。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这种建设的“动机”并未真正实现建设的结果。
精神资源毕竟不同于物质资源，它的引进尤其需要谨慎。否则，会有可能发生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的问题，造成引进资源的浪费以及本土理论规范的失序。要避免这种不幸，我们在引进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资源时，就必须首先考虑到它的历史性，同时还须兼顾本土的理论国情。然而，不幸的现实状况告诉我们：批评家们并没有这样做。
“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被我们轻而易举地拿了进来，而这两种主义所提供的正是纯粹的文化批评策略。“后现代主义”学者们拒绝认同以往一切所谓权威划定的方方框框，要求统统打破，悬置待定;以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为旗手的“新历史主义”阵营也坚决主张取消一切学术领域一包括文学乂历史/哲学及社会科学乂自然科学之间的种种界限，重新加以确立。格氏还将“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方式命名为“文化诗学”，在他看来，从文化范畴内的所有学科视角来对文学实施综合治理，才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正路。像我们此刻正呼唤的纯文学批评，是为格氏所不屑的。格氏的“新历史主义”学说激起了中国大陆批评家的强烈反响，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这为他们进行文化批评从理论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此，庞杂的文化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批评界愈益泛滥。
可怕的是，兴高采烈的批评家们在舶来这一货色时，完全忘记了首先考察一下其“历史性”的要务，也没有顾及到本土的理论国情。须知，“新历史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在“新批评”这一理论的母土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前者是在同后者斗争中问世的。而“新批评”作为一种纯文学批评，恰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中最为欠缺的一环，可谓硬伤。
“新批评”是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艺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的共同特征即强调文学的“文学性”，对构成文学的本体一语言给予极大关注。在这两个派别当中，有不少人是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如雅各布森、‘八理查兹等（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学家”介入文学批评，其中却独独罕有语言学家）。它们的出现，缘于对当时流行的传记批评（圣佩韦）、历史批评（丹纳〗和政治批评（马克思）模式的深深不满。这些批评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迷恋的“文化批评”，但在他们眼里，则完全属于一种“意图迷误”的“外部研究”。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从社会学、历史学或政治学的外围去研究文学，既无益于帮助作家提高艺术创造水准，亦不利于指导读者发挥艺术鉴赏能力。“新批评”成员则声称：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别的任何事物；文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绝不是历史、政治与科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此两种文学批评流派把作品作为唯一的参照对象，从语言、叙事、情节、结构等文学本体的有机构成部件入手研究文学，对作家及读者均产生了极具启发性的良性影响,从而为文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历史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不断扬弃,才有可能取得进步。靠吸裹“新批评”乳汁长大的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又洞见到“新批评”的历史局限，于是，他毫不心慈手软地朝它举起了刀枪。
回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留下了这样一道螺旋式前进、上升的轨迹：文化—文学—文化。看起来，这里走的一条复古的回头路；而究其实质，后面的“文化”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前一个“文化”。“文化”走向“文学”是为了进步，“文化”走出“文学”还是为了进步。不同于我们，西方的文化批评是有着坚实、雄厚的理论储备的。而我们却凭空省略历史的必经环节，妄图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可以说，对新潮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资源的直接引进和应用，做出的是一个没有推理前提的结论。它充分暴露了当代批评家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历史不能随意跨越，不然势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批评家们没有汲取以往的深刻教训，所以饱尝到了苦涩的滋味。如今，文化批评理论上的大量“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招致的是“有种无收”、“有花无果”的批评“不孕症”，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发达绝少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批评“不孕症”的恶性连锁反应，又使批评家染患上了“自恋症”。他们的自我主体欲望开始急剧膨胀、扩张,流露出摆脱文学宣布独立的非分之想，企图让文学作品勉强成为他们独立自主的廉价工具。这种揪着头发飞离大地的野心，令他们的批评行为最终沦落成一种有唱无和的自言自语，自我感觉优秀，其实不过是个拄着别人拐杖的瘸子。
文化批评一窝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影响。包罗万象的文化开始发烧，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从而也得到批评家史无前例的重视。加上“文化无优劣”论调的推波助澜，许多消极无聊的文化现象经过批评家们的炒作，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了。在他们的怂恿下，作家愈写愈大胆，愈写愈放肆，最后竟嗜痂成趣落得个“露阴癖”的毛病；批评家自己也跟着养成了“窥阴癖”的职业习惯。两者“同流合污”将文学引向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邪路。
我们列举出文化批评的种种弊病，无非是想奉告批评家，要正确处理好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到自己目前在现实中的糟糕处境。文学终结的时代还远远不该到来。
文学回归自身的途程是漫长且艰辛的，这里有文学批评立下的汗马功劳。中国文学要创造21世纪的辉煌,仍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关注和努力。文学需要文学批评，所以，还是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吧！